三个小时后，一切都办好了，这时已近半夜十一点了。我已经差不多二十个小时没有睡觉，真累极了。工作还没做完，还得把血清同红血球细胞分离。“疾病控制中心”的技术人员一定要生气的（他们要生气也是对的），如果他们接到我寄去的血清样品中混有溶解了的红血球细胞的话。因为那将要影响他们检验的精确。这里没有电，我只得想法临时凑合。幸好我有点先见之明，来时带了一台陈旧的手摇离心机。可是它只有两个吸取器，一次只能做两个样品。我共有十二份样品要分离，每一对试管大约总要摇上十分钟才能做到合乎要求的分离。我至少要摇上整整一个小时才能做完这十二份样品。然后我还得把它们一一等分，用签条标明，包装起来放在干冰里。很快我就发觉我已筋疲力尽，不可能一口气摇上十分钟，中间要时时停下来喘口气。
我工作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小木桌，我只能自己干这活，不能让任何人参与。因为，一个试管可能意外地破裂，而我由于过度疲劳可能注意不到而被洒溅到身上。何必又让别人来冒此危险？我只戴着外科手术用的口罩和塑料膜纸做的防户套服，天太热了，不能戴防毒面具。我是戴眼镜的，觉得无需再戴护目镜。尽管已经筋疲力尽，我还是尽量仔细用心，不过这并不意味我就没有危险。我几乎随时都可能受感染而不觉。如果受了感染，不到潜伏期过后，发起高烧，全身痛楚，埃波立病毒感染的初期症状明显时，我是不能确定自己受了感染的。我花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做完全部十个血清样品。这时已是清晨五点。草丛中洋槐树上的晨鸟鸣声瞅嗽，在迎接东方的朝曦。
我的精神振奋起来，美丽的非洲黎明景色在朝雾中显得有些模糊，我们住宿的招待所（我曾试图在里面睡上一觉）只有几个房间，几张塌陷的铁架钢丝床上铺着棉布垫子，没有被单。虽然这里比医院里要稍微凉快了点，但仍闷热得叫人透不过气来，很难入睡。不过时间并不长。我得在早上七点左右起床把那些装满我艰难地分离出来的血清样品的贵重包裹送交飞行员们，请他们带回喀土穆去。这一切只不过是序曲。正式调查将于明天开始。
我们的任务很明确：测定疫病流行的范围，鉴定所有的病例，隔离所有病人，防止传染。嗣后的日子里，几天或几周，将深入细致地查访染患埃波拉病毒的病人。同时，我们将设立一个小型实验室来检验抗体，免得老在等待亚特兰大送回检验的结果。
我们到达延比奥镇两天之后，我又来到那所临时医院检查可能染上了埃波拉病毒的患者。在这种场合，我决定不戴防护面具，因为戴着它实在太难受了。病人是位年纪很大的妇女，是从确认有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地区送来的，她发着高烧，有时狂言讫语。据说，这位老妇人在住人医院前就已发作过一次。埃波拉病毒热患者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尤其在热病的晚期常会发作。虽然我没有查出任何出血的症状，老妇人病得很重则是毫无疑问的。
我跪下来给她抽血，她手脚乱动，翻腾不停。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我都叫人握住病人胳臂。可是这个老妇人年纪太大了，又很虚弱，我想还是我自己来处理吧。我紧紧抓住她的左臂，准备把针头插进她的静脉。针头插进后便开始回抽注射器以保证针头确在静脉中。这时，她突然猛烈翻身，力量大得异常，我根本没有料到一个病弱老太太能有这么大的力气。这一出乎意料的动作，使得针头滑了出来，刺穿了我的手套。接着，我便发现手套上有一滴鲜血，是我的血。
过了一会儿，我记录下针刺情况。我看见我姆指甲根部的皮肤被划破了。
我悄悄地诅咒了。
我怎么竟会这样大意呢？我已经替三百多位拉沙热（Lassakve）病人抽过血，从来没刺到过自己。我当时本能地反应：脱下手套，放声大哭。但是，这样做又有什么用处呢？虽然我用清毒剂清洗了伤口，可我知道伤害已经造成了。唯一能做的事就是把老妇人的血样取好，继续工作。我不能说我很镇定，但我也不惊慌。我有着一种很晦气的心情。我比大多数人都清楚，在致命的流行疫病中，一旦被可能受过污染的针头刺着——像我早些时候在扎伊尔调查过的那种病毒——能够活下去的希望实在不多。
实际上，我应该说，其死亡率大概是百分之百。
当然，我现在是在苏丹，有可能这里这种病毒的菌株并不那么厉害，——尽管这方面资料还不大清楚。我也知道，一位名叫杰夫·普拉特（Geoff platt）的英国研究人员，在1976年扎伊尔的疫病流行之后，在波登·当（Porton Dewn）的“热实验室里给老鼠注射时，也曾被沾满英国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附近流行的埃波拉病毒的针头刺着过。他大病了好些日子。他像我一样，针头刺着了姆指，但并未流血。跟我一样，他也是马上用消毒剂洗了伤口。后来，一位同事问他为什么不干脆把姆指截断。因此，我不能从他那个先例增加多少信心。我也不能对医疗寄托任何希望。没有特效药，没有埃波拉病毒的疫苗，没有什么可治疗的方法。
几乎无可救药。有一种可能，也许没多大价值，但我别无他法了。1979年那时人们认为康复血浆，即从患过埃波拉热病痊愈的患者身上抽取的血浆，对埃波拉病毒可能有一定疗效。但是英国迄今做过的几次试验的资料——那些试验的设计大都欠佳——令人信服的根据不足。1976年间我们为防万一需用也曾采集过一些这样的血浆，这次到苏丹来，我也随身带了一些。这些血浆状态并非最佳，不过至少经过仔细过滤，除净了其中的绿色杂质。我想就请罗伊替我输进这些血浆，希望能起作用。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
按照这类紧急意外事件的处理办法规定，我必须由专门配有现场隔离室的飞机送我离开此地。可是，这架飞机此刻正停在欧洲的某机场的跑道上，机上的隔离室又存放在开罗美国海军医学研究所（U。SNaval Medical Research Unit）里。而且，即使我马上可以撤离，那实际上就等于由我中止了这次调查。小组里其他同事都没有我的经验，我离开后他们就不能继续工作，那就意味着我们一向的努力都将成为泡影。如果我留下不走，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我撤离了，又将出现什么情况？我开始权衡着这两种不同的后果。
一、这位老妇人死了。如果那样，我身上就很可能潜伏有埃波拉病毒。不过我估计等她死后我至少还有足够的时间可以离去。
二、她可能患埃波拉热病，但是活过来了。假如那时我们检验她的血液并且找到了抗体，我们就有了无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我已经感染了埃波拉病毒，在那情况下，我就得立即采取行动——无论可能是什么样的行动。
三、有可能她根本就不是埃波拉热病。如果那样，我若是提前走了，而且安排从开罗运来隔离室，我将会感到荒谬可笑。总之，我这样推理：既然血浆是目前唯一可用的医疗药物（尽管对它的疗效还有疑问），回美国去使用它，同留在苏丹使用它，对我并没有多大差别。无论怎样，在我病倒以前，已来不及返回美国了；像我这样感染的埃波拉病毒，潜伏期至多也只几天。
其次，我还得考虑另一问题。如果我留下不走，而我又的确感染了埃波拉病毒，我会不会连累别人的生命也遭受危险？这种疾病在早期阶段不易传染，除非有人沾上污染了的血液。于是就这样决定了：我留下不走，争取平安度过危险。
那天晚上，罗伊替我输了血浆，我们喝了大半瓶威士忌酒。我很愿该酒能有一点治疗作用。如果这是想入非非，至少我也得到了一点安慰。酒瓶已经空了，我无事可做，只有回招待所躺到那棉垫和薄布被单上去。
从那以后，我继续仔细观察着那位可怜的老妇人，每天至少到病房看她两次，检查她的脉搏、呼吸和体温等等，抽她的血，看看她身上有没有长出抗体。假如我睡过觉的话，也只是断断续续地时睡时醒。虽然我按常规到处走来走去，但是脑子里总是记挂着她。无论她身上发生什么事，都好像发生在我身上一样。她的命运已经成了我的命运了。
扎伊尔1983/1965
愤怒与挫折的泪水在我眼里不断涌出。我站在扎伊尔首都金沙萨玛玛·那模（MamaYemo）医院一张肮脏病床的床头看着一位妇女死去，她大概不过25岁，直挺挺地躺在破旧的床垫上，身体裸露着，连一条覆盖的被单都没有。我猛力拍打着在我耳边嗡嗡地飞来飞去的苍蝇，病房内大约有30到40位女病人，其中有几位跟我面前这位妇女的情况完全一样。她的头发全秃了，面色腊黄，眼眶深陷，嘴唇全都溃烂。我进一步仔细检查，发现她口内舌上全是酵菌泡泡，这一定曾给她造成过极大痛苦。现在我们知道那是艾滋病晚期患者常见的症状。她们皮肤紧绷在骨头上，像尚未着墨的油画框架上的帆布，上面分布着许多铅灰色肿胀的卡普西氏肉瘤（Kaposi's sarcoma）疙瘩，是一种皮肤血管癌，艾滋病患者中最是常见。她身上其他部分长着褥疮，变成了许许多多流脓的小洞。她身材中等，体重却不过五十或六十磅。
她没有家属，没有朋友，没有人照料她。就我所知，这在扎伊尔文化中是反常的。按照非洲人的文化传统，一家人都围在临终病人身边，好让死者安详地寿终正寝。条件许可时，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必须让垂危病人在舒适、而且具有文化并对个人有深远涵义的环境中离开人世，以便确保死者的灵魂受到祖先的款待，我曾在非洲见过因患糖尿病、结核病、麻风病、甚至拉沙热病而死亡的人。他们的家人总是围在他们身边，这样就给予了他们很大的慰安。凡是患了绝症的病人一般都是被家人接回家中而不肯死在医院里，这是极其常见的。
现在我面前见到的是新的、我在现代非洲的经历中从所未见的人类悲剧：一个被遗弃的年轻妇女正在孤独地死去。
怎么会这样呢？
是何等大灾难和文化扭曲的巨变导致了这一悲剧？我在扎伊尔的学校里教书时也曾见过苦难、穷困和疾病。我见过人们死于狂犬病和天花。我见过儿童死于疟疾，而他们的妈妈只是一旁看着，毫无办法，一味地悲伤。可是从未见过像眼前这个女人这样。在非洲，人们决不一个人孤独地死去。或者这只是我的认识。
虽然我见惯了那些绝症，但这位妇女的悲惨景况仍使我感慨不已。她集中体现了互相倾轧的、混乱的现代世界已在非洲脱颖而出，一切常规习俗全都摒弃不顾。我极力试图理解出现这一切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疾病能够如此戏剧性地、残酷地转变了传统文化？我在非洲见到过的所有致命疾病中唯有艾滋病已经造成了一座分水岭。我在世界偏远地区跟疾病斗争取得的一切经验现在都得重新评价了。我没有什么防止办法可以提供，没有慰藉可给，没有什么小小珍贵的希望可供吸取。
突然，她呻吟了一声，睁开眼睛望着我。不顾自身的疼痛，她礼貌地招呼我：“MoyoWanji”——您好，先生。
她向我投出一丝微笑，表明她也许有力气回答我几个提问。
我问她是哪里来的。
“文博一尼亚玛（Wembo Nyama）”她答道。我知道这个市镇。1965年学年开始时，我到过那里。那是我读了四年大学又在布鲁塞尔学了一年法文之后来到那里的，对一切都很新鲜，又很热情，当时我刚21岁，差不多就要在我教授科学和数学的一所中学里担任该校校长助理。
转瞬已近20年了。
我是在印第安纳州农村长大的。如果那时有人告诉我说我将来要在扎伊尔农村给穷困的学生教授科学课程并寿终于此。……只是，那时印第安纳农村里没有人对我说过这类的活。至于我自己，我怀疑我甚至都不会在地图上查找扎伊尔——那时候叫做比属刚果——这块地方。我生长在远离大城市的农家，过着隐逸的简朴生活。我妈妈想要我受到良好教育，可是我们家从来没有人上过大学。我高中同班的全体同学中只有五个人不怕麻烦花费时间向大学提出过入学申请。我幸运地结识了一对夫妇，一个名叫吉姆·科弗尔特（Jim Colverts）的牧师同他的妻子苏（Sue），他俩对我很友好，而且多多少少地庇护着我。苏在甫佛罗里达州立学院———所不大的文科学院上过学。她鼓励我向该校申请。即使那样，我仍怀疑能否前去。我们家没有钱。后来当地卫里公会资助了我一部分奖学金。
我怀着恐惧、疑虑和激动的心情于1960年秋天，带着一只士兵用的用品箱、一只手提箱和大约五十美元现钞，搭上一辆灰狗长途公共汽车奔向佛罗里达。
大学不能全部回答我的问题。它使我更加渴望拓宽我的眼界。我知道我喜爱科学，我尽可能地修读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的每一课程。对于任何一个对科学有兴趣的美国青年，这时期真是再好不过的机会了。苏联已经发射了人造地球卫星并且威胁要在太空中控制美国。美国同苏联展开了竞赛，要赶过苏联。突然大量经费拨出来用于科学教育。我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到了一笔补助金，于是我就能够继续深造，研究物理学。当我拿到补助金时，我马上想到：这就是我真正需要的吗？
对于外面世界我一无所知。跟我的许多同龄人一样，我是个理想主义者。我觉得如果有机会，我能够做得不同凡响。当时，美国和平队成立才只几年，对于那些好奇，寻求冒险的人似乎是合理的选择。他们准备把我送到地球上遥远的角落里去，这正合我的心意，不过我要教科学，用我的学生的语言讲课。和平队所能提供我的机会只是去教英文。
正当此刻，卫理公会又来帮忙了。他们正征寻新近毕业、尚未结婚、愿意去扎伊尔教书的年轻大学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