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研究大多在下班以后进行。这是有原因的。每天下午五时左右，当实验室技术员将要回家的时候，约翰便来找我说：“苏，让我们来发萤光吧！”别人或许以为这是一种很怪的邀请，但我对此热烈响应。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丢开一天的日常工作，取出培养物，同他们一起工作到深夜。我们之所以在业余时间做这些，主要原因是因为技术员们会担心和不高兴。他们会想我们在干什么？把他们的生命置于高度致病性的新微生物的危险之中？而且他们会想还有哪些微生物比退伍军人病更易致病？这就是我的“追猎第四级病毒”生活的开始——处理别人认为危险的东西！
然而我不在乎这种危险。我估计，只要我正确对待所研究的微生物，并遵循合理的预防措施，我就会是安全的。此外，我对约翰抱有信心。他同微生物打交道有很长时间了，并且知道怎样对付它们。
我们所做的关于退伍军人病的工作开始有收获了。约翰和我被请去向临床呼吸疾病小组作报告。我们讲了我们对这种疾病的知识着重在症状。医生们常常把退伍军人病误诊为常见的肺炎而从来不知道患者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们确知这种疾病的传染要比人们想像的更为广泛。我们是正确的。我们在显微镜下研究的这种疾病即将直接出现在邱吉尔医院的病房里。而将要提醒我们注意这个事实的人正坐在听众席上。他是一位年轻的住院医生，名叫马丁·缨尔斯（Martin Muers）。
我们作报告的几天以后，马丁打电话给我。他说他正从拉德克利夫医院打电话。那医院位于古城牛津的牛津大学中心，就在我们的山脚下。
“我将对一位做过肾移植的患者做支气管窥镜检查”，他说，然后又加上：“我想她也许患了退伍军人病。需要做些什么来检验一下？”
“请你从肺部深处（越深越好）取一个任何能取得的样品，注意在取出的过程中避免污染”。
电话的那一端沉默了一会。无疑，马丁是在揣摸怎样才能满足我提出的规格要求。我提出一些建议。然后他说：“让我想想我能做些什么。”
一小时过去了。时间已经晚了。实验室技术员已经回家了。我透过窗子看见马丁骑着自行车朝山上走来。他带了一支10毫升消毒离心机管。管里有三条支气管窥镜小管。好极了，正是我所要求的。
“我希望你用消毒剪刀将它们剪开。”我说。
我将烧瓶放在安全柜里——等我想好用它们来做什么。我需要的东西就在这些小管子里的某个地方，但是怎样把它取出来？我不能脚地将管子割开，因为那样会使它感染到分散在管子外壁上的各种各样的呼吸道里的细菌，这些细菌会长满在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上，我就会找不到它。这种管子有一个极细的开口，而我没有更细的东西可以伸进去。管内的东西大粘，不能用一支消毒过的皮下注射针将它吸出来。而且不管怎样，小管比任何我手头有的针要长。我要的是一种既长且细并且无菌的东西，可以用它伸进管内吸出其中的东西。
因此我自己来做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将一根玻璃吸量管在本生灯上加热，然后等它在火焰中变红时，将它拉长到我能做到的最细的程度。我不得不试做几次，扔掉一些碎玻璃、然后才得到所需要的东西。我终于得到一根细长、极薄而且中空的玻璃管，细到能够插进那支气管窥镜小软管里。我走到放样品的柜前，打开风扇以保证适当通风，再戴上一副手套。我打开玻璃瓶，小心翼翼地用无菌钳将一根小软管取出，然后将小管两端剪掉，插入我的细玻璃管，慢慢地将它推进去。
成功了！
我设法取出了一些粘乎乎的东西。然后将它放在鲍勃·米切尔和我于同一天制备的退伍军人病菌的培养基上。这种培养基是微红色的混合物，它是由一种加入了铁、维生素和少许血液的半固体状的琼脂冻制成的。如果粘糊状的样品在培养基上长出一些带黑色晕圈的东西，那么我们便找到了退伍军人病病菌的踪迹。
三天之后，情况看来令人失望。没有发现什么东西，但是我为至少没有出现污染而感到欣慰。鲍勃·米切尔比我有经验，注意到培养基里发生了一些变化。对于肉眼似乎没有任何变化——只是在一滴粘状物下面出现了一小点棕色。他拿起培养盘用光线透射上面的琼脂让我看。看见了！可以勉强看出一道微小的晕圈围绕着比它更微小的在粘状物下面的针尖一样的东西。那就是我们所要寻找的。这是在美国之外、在一个活着的病人身上分离出来的第一例退伍军人疾病的病菌。我们高兴地把马丁请来。
“祝贺你”，我喊道。“你抓到它了！那是退伍军人疾病的病菌，给他用红霉素吧。”这是治疗退伍宰人病症的首选药物。
于是我们面临这样一项工作，即弄清楚那位患眷是怎样感染的。约翰和鲍勃成功地阐明了患者可能是从肾移植室的淋浴间里感染的。那里我们发现了同样的退伍军人病病菌的菌株。我欣慰地报告，病人经成功地使用红霉素治疗，康复了。
几个月后，我调到伦敦南部一个叫吐汀（Tootin）地区的圣乔治医院从事一项真正属于病毒学的工作。可是，好像是一个百折不挠的求婚者，“退伍军人病”总是跟随着我，也许是我总带着它。我肯定是这样受指责的。我正在泰晤士河上的金斯敦区医院（Kingston uponThametq District Hospital）建立病毒学服务机构。细菌学总技师马尔科姆·史密斯（malcolmSmith）找来对我说，他正为日常工作之外无事可于而厌烦。
“现在开办病毒学服务工作，我很想找点新工作做，”他接着说。
因此，我把自己的退伍军人病菌株和约翰·托宾给我的试剂，连同我从邱吉尔医院偷运出来的培养基一并给了他。我对此必须小心谨慎，因为人们害怕接近退伍军人病病菌。但马尔科姆不在乎。我把内装致命病菌的试管递给他，并说：“略，马尔科姆，配好制剂，看你能否发现一例退伍军人病。”有谁能拒绝这样的建议呢？
两星期后，我正在金斯敦医院参加一次会议。门打开了，我们停止了说话，抬头看见了马尔科姆的脸。他高兴地笑着。
“我找到了一个！”他胜利地宣布。
“找到一个什么？”我问道。
“一个退伍军人病的病例。”他答道。
他挥舞着夹在他的大姆指和食指之间的一张纸片。那是一份实验室报告。他把我给他的微生物培养起来做成了显微镜载片用来检验一位肺炎患者的血清。结果显示出退伍军人病病菌的高滴定量抗体。他是在查阅了几份实验室检验申请书之后，发现一个病例的描述，似乎像退伍军人病，然后才找到那个患者的。后来他告诉我说，他打电话把这个消息通知了那位负责治疗的住院医生。当时那位住院医生说：“什么是退伍军人病？”
“没关系”，马尔科姆答道。“只需给我送些血清来。”注院医生送来了血清。
我立即与伦敦北部公共卫生实验室服务部总部的传染病监测中心的克里斯·巴特利特（Chris Bari1ett）联系。克利斯是当时英格兰有数的几位流行病学家之一。前些年我在牛津时从他那里学到过许多东西。他听了这个消息时，同我一样兴奋，但同时他倾向于采取保守态度：毕竟只是一例，不能说明出现爆发。我们决定对此病例收集尽可能多的信息，再作定夺。
一星期后，马尔科姆又来到我在金斯敦的办公室，脸上露出熟悉的笑容。
“我又有了两个病例！”他说道，显得非常得意。
听上去他像是又抓到一只孔雀的猎手，所有三个病例可能都是从我们的新医院大楼里感染的。正是这样。
“好，马尔科姆，”我说，“我想我们真的已经碰上了一次爆发。”
我又一次电话告知克里斯·巴特里特。这一次他毫不犹豫。克里斯说，“我马上就来。”
突然间，我成了一名侦探。疾病爆发的起源在那里？传播的方式是什么？我很快意识到一项传染病调查工作包含比组织培养和病原体更多的东西。它也可以包括工程学。我正要学习一所医院的管道系统是怎样运转的。第一件事：没有明显的空气调节系统。美国人说退伍军人病来自空调系统，但我们没有任何空调系统。那未就老老实实地囱到画骨板上去吧！指导我查看蓝图和运营一所医院的技术的是一位名叫戴维·哈琅（David Harper）的工程师。没有他不愿意为克里斯、马尔科姆和我做的事情。如果有一段管子我有兴趣检验的话，他只是简单他说：“好，大夫，”于是将他的巨大身躯钻进管子下面的某一特殊管组去采集我要求的水样。我学到一件事情是一所大的公共机构的设计比你所想像的更为缺乏规则。虽然这所建筑是新建的，但并不是每一件东西都安装得妥贴。当我回头去检查蓝图时，发现大多数管道的走向与设计不符。这点使工程师们感到惊讶不亚于我。因此，戴维带着我们考察了管道系统，到处收集样品，只要我们认为什么地方可能存在不流动的水。
一星期两次我参加工程师会议，我变得如此地沉浸于他们工作的那些螺母和螺栓之中，以至于——毫不夸张他说——有一次我不得不制止自己向他们建议在某处找到一个单向阀。
为了检测细菌的踪迹。我们用25立升的桶采集水样。一旦装满了水，这样大小的桶就很沉重。因此，为了运送它们，我们需要某种运输工具——在医院中没有比轮椅更为易得的运输工具了。我们到处拦截轮椅。虽然我们尽可能地谨慎从事——我们不愿让医院职员和病人知道我们的目的——但偷窃轮椅无论是多么暂时性的行为，也不能逃过人们的注意。
“晦，把那个东西拿回来！”我们会听见人们在我们背后叫嚷。
我们干脆假装没听见，飞快地跑走。
从水里分离细菌是困难的。尽管如此，马尔科姆干得非常出色。首先他必需将每个桶里全部25立升的水通过一个过滤器，然后他必须将过滤膜上残留的沉积物注射到豚鼠身上，看他们是否感染上退伍军人病病菌。当时这是唯一的做法。
可是，为什么要对水管系统感到如此强烈的兴趣？很简单。美国研究人员认定空调系统是退伍军人病的来源。虽然在牛津我们能够证明在淋浴室里也能找到退伍军人病的病菌，但证据仍然带有偶然性。在任何情况下，不管我们如何搜索，在金斯敦医院找不到空调系统，我们也并未真正想找出一个这样的系统，归根结底，英格兰既潮湿又寒冷。不错，我们确实发现一个用于手术室的空气冷却系统，但是三位得病的患者无一进行过手术。
第一位感染的患者是一个从爱丁堡乘英国铁路（火车）来旅行的学生。作为暑期临时工，在医院清洗地板。他在顶层干活，那里窗户洞开，因此他也许曾暴露于装在房顶上的通风系统的排出物中。另一个可能性是在火车上受到感染。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得不到现有证据的支持，当其他患者感染这种病时，没有一个和通风系统有任何接触。因此，我们也被迫排除这一假设。最后，我们发现12例，大多数是在医院中感染的。有四人死亡，其中一个婴儿，这是婴儿感染退伍军人病的第一例。实际上，是婴儿的母亲作出的诊断。孩子曾经进过这所医院，不久便出院。之后不久，全家出去度假。正是在那时孩子得了肺炎。当孩子又被送进医院时，这次是英格兰北部海岸一个避暑胜地的一家医院。医生不能断定哪里出了问题。最后这位母亲问道：“会不会是那个什么退伍军人的玩意儿？”向公众宣传是有好处的。
不仅我变得熟悉建筑工程的秘密，我还有机会认识大气生物学领域里的一些事情。大气生物学是一种古老的艺术，是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品。当时生物战争和防毒面具流行一时，要检测我们难以捉摸的病原是否存在于空气中，我们从波登（Porton）请来了二战时期的专家来检验空气样品。虽然30年内在方法上有了一些改变，他们却有一台很好的小机器用以在医院的房顶上向大气中吹气泡。他们想弄清气泡是否会飘进上层的窗户，那里有精密的检测系统可以记录下它们的存在。显然是没想用这台机器来指示空气的流动，不管它的目的如何，这项试验难得有机会进行。它们不是在一个天然多风的、像英格兰这样的岛上进行的。不出所料他们的数据没有说服力。
有一位死去的患者的亲属在当地电视台工作，所以不久，疫病爆发的消息便为大众知晓。电视台播放了对一位门诊医生的电视采访报道。在表面上友好谈话的掩盖下，记者开始对那位门诊医生进行查究，向他提出难题，对此他显然是毫无准备的。他的陈述被断章取义，以至看上去他是在认可那些恰恰同他本意相反的观点。例如，那位门诊医生纯粹出于疲劳而抹了一下眉毛的镜头。当它出现在电视的画面上时，看来好像他是在对门诊工作中的疏忽作自觉有罪的回答。
传媒记者煽起被激怒的亲属在医院门外举行集合；因为正在下雨，只有十几人参加。尽管如此，克里斯和我在验尸官的法庭上受到包围，试图向这帮人解释为什么患者会死去。事实上，我们向他们保证，医院的行为是高度负责的，我们的医生们恰当地诊断和处治了患者，而我们则竭尽全力处理感染源。当然，有讽刺意味的是，要是我们从未作出诊断，就不会有控诉，因为首先无人知道任何关于退伍军人病存在的情况，那些病例被简单地标明为“肺炎、病源不详。”这是研究新疾病而受到惩罚的一例。
医院工作人员中也引起一些恐慌。克里斯和我不得不经常向他们重复保证，以平息他们的忧虑。我们尽力使他们相信，进入医院大楼护理病人对他们来说是绝对安全的。他们逐渐克服了恐慌。在许多方面，工作人员和病人认识到我们正在切实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