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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马尔科姆继续从我们给他的水样品中培养退伍军人病病菌，但是他的检验结果还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使我们能够确定感染的来源。一天晚上，戴维·哈琅值班，对护士们抱怨病房热水供应不足作出回应。他到设备间去，看看他能做些什么。设备间是向整个医院供应热水的。那里有三个大圆筒，即液体加热装置。当时只有一个装置在运转，供应热水。第二个是空的——关闭起来待修。第三个停着待用。他打开那个停用的加热器的蒸气供应阀以增加热水的流量。当蒸气将水加热时，水箱里形成的水流将各个层面的水翻动混合，然后进入热水供应系统送到病房。
几天后，戴维·哈琅得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们怀疑他得的是退伍军人病。虽然我们从来未能确证这一点。用红霉素处治之后，他开始康复。无事可做，他躺在床上极力思索，想要找到解开整个调查过程中困惑他的疑团。忽然他的灵感来了，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我找到了！”
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周围没有人。这对他更好；在他有机会证实他的预感之前，他不想说任何话。一俟他感觉痊愈，他穿上衣服跑到设备间。他找到那台停用的等待进行日常维修的加热点。他向筒里凝视，看到底部稠厚，呈鳞片状的湿源液的沉积物。他舀出一些沉积物，放进一个无菌瓶里，然后带到马尔科姆那里。
戴维的灵感立刻被证明是对的。那沉积物产生令人惊讶的退伍军病病菌一一它一直呆在医院的热水系统里。戴维断定这种病菌必然在热水器的底部繁殖——归根结蒂，退伍军人病病菌是一种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一一而且因为它生长在圆筒的深部，那里的水温总不够高到足以杀灭它。只是当戴维回忆起他打开那台停用的热水器的同一大夜里发生了两起新的退伍军人病病例时，我们才取得了真正的突破。当戴维把水箱底部的脏物搅起来时，他无意中使退伍军人病病菌进入了热水系统，我们知道至少有一位受感染的病人在当天晚上洗了淋浴。他无法知道他是用高滴定量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水淋浴的。
我们进行了几次实验，设法防止再发生这种情况。可否将热水器消毒以全部杀灭其中可能会有的微生物？我们决定对一个圆筒进行试验，将水温提高到沸点，然后再看结果。在加热水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测量圆筒外壁表面温度。当测温仪表向华氏212“攀升时，我不得不竭力克服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恐慌感。这些圆筒设计的耐高温度没有这么高。我害怕戴维要被炸死。他带着温度探测器在水箱底下匍匐爬行，想要弄清究竟可以热到什么程度，温度计的指针继续上升，而我认定所有设备都要瀑裂并将他浸透于热水之中。我屏住呼吸，但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们都活下来了。可是圆筒里的阴险的微生物却没能生存。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最后依靠来自泰晤士水利管理局（Times Water Authority）的一位名叫珍妮·科尔伯恩（Jenny Colborne）的科学家。她有一个漂亮的仪器用来测试水管材料资助细菌增殖的能力。在把退伍军人病病菌放进她的仪器之前，一切听来都有点枯燥无味。病菌在橡皮垫圈和堵缝之类的水管材料上生长得好极了。她发现当一个水龙头或喷淋头有一段时间没有用过，再启用时，首先流出的水中充满了退伍军人病病菌。至此我们对人们是如何感染的问题有了清晰的认识。那是通过饮用水感染的。为防止新的感染，我们制订了一系列指标，要求将冷水氯化并将热水加热使微生物无法生长。
我对退伍军人病病菌的流行病学方面的经验，成为我于1981年在伦敦大学发表的博士论文的基础。此时，我也获得了皇家病理学院病毒学研究员资格——大约相当于持有美国部委证书的资格，我的生活开始转变。但我对转变的令人激动的程度一无所知。
同一年，即1981年，我到波登·当去见戴维·辛普森，向他求职。他十分乐意帮助，但他必须获得必要的经费。于是，我们共同向惠尔康信托基金会（We1c0me Trust）申请研究员职位，使我成为一名专职的病毒学家。这个职位也使我第一次能到国外工作。我被邀请去泰国进行狂犬病研究工作，时间为三个月。由戴维和玛丽·沃瑞尔（MaryWarrell）领导的一个科学家小组在曼谷的玛希多尔大学（Mahidol University）设立一个研究项目。玛丽是狂犬病病毒学专家。她去曼谷之前曾和我同在牛津工作，后来我转到圣乔治（St。George）工作。因此我们两人相知甚捻，沃瑞尔夫妇想弄清是否可用免疫系统产生的一种抵抗病毒的天然保护蛋白质即干扰素来医治狂犬病。得了狂犬病的人无能幸免于死的。但是戴维设想，如有合适的诊疗方面的支持，再加上抗病毒药剂，也许能够存活。
使这项工作如此困难的原因之一是必须同狂犬病患者打交道。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是一个后期狂犬病患者。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的恐怖的目光。他完全知道在他身上出现的病症。让他保持镇静是主要问题。护士们要不断地去滋润他的干枯、皱裂的嘴唇。即使在他失去知觉时，用水湿润他的嘴唇也会引起可怕的痉挛。我想他可能会蹿出窗外。这种疾病使他对任何一种轻微的触摸都作出过敏反应。我们对他的病毫无办法。干扰素治疗法失败了。他死了。我遇到的第一例真正的病毒。
玛丽建立了一所病毒学实验室，我们在那里从我们的病人的脑活组织中分离出狂犬病病毒，然后使它们在老鼠身上生长。我处理老鼠是没问题的，但对蛇确实有点问题；实际上，我从病理学的角度考虑，害怕它们。对我来说不幸的是，戴维被有关蛇噬的问题强烈地吸引住了，他研究蛇毒。实验室只有两间动物室——一间放戴维收集的蛇，另一间放兔子。
戴维声称蛇不会得狂犬病，而兔子会的。因此我们将感染了狂犬病的老鼠同蛇放在同一室内。由于我必须用鼠作实验，所以我每天必须两次走过蛇所在的地方。戴维有几条十分令人讨厌的蛇。我每天早晨总要面对恐慌，因为我必须进入作为动物室的那间屋顶上的茅屋。这些不是普通类型的毒蛇。其中有巨大的眼镜蛇，它们对我抱怀疑态度——跟我对它们的怀疑一样。一旦它们瞧见我，它们就会朝我发出噬嗤声并冲向前来。戴维向我保证它们跑不出来。戴维对我对这些动物的厌恶感的唯一让步是允许我不参加每星期一次挤毒液的工作。我后来发现戴维的保护措施不像人们吹得那样完美；有一条蛇确实逃跑了。他们当时注意不让任何人告诉我。
放下蛇和狂犬病的研究工作，我调回英格兰从事另一种病毒的研究。那是极为有趣的病毒研究之一，它的情况鲜为人知。这种病毒名叫埃波拉。我对它的兴趣主要在于要弄明白这种病毒是怎样对人体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影响的。1983年春天，当我真要投入研究埃波拉时，另外一次对我一生有久远影响的机遇出现了。珍妮·科尔伯恩和我接到邀请一一连同来回旅程机票——去参加“疾病控制中心”召开的第一次退伍军人病会议。金斯敦医院爆发的退伍军人病病菌，因为我们关于管道系统的工作，引起了相当大的兴趣。作为对这项工作最熟悉的两名研究人员，我们被要求报告我们的发现。
我离开前的两个月时，戴维写信给他认为我到美国后应该会见的两个人。一个是卡尔·约翰逊，他当时在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工作。另一个人是“疾病控制中心”的特殊病源体分部的领导。他的名字叫乔·麦克科密克（Joe McCormick）即约瑟夫·麦克科密克（Joseph B。LicCormick）。
当我从曼谷回到英格兰开始从事埃波拉研究时，我知道我有许多东西要学习。我从未在第4级病毒情况下工作过。由于处理病毒的危险性，我不能让任何人帮我。我知道必须自己掌握所需的技巧。我对病毒活动方式感兴趣，因此需要能够提出着眼于病毒感染的病理生理学的检验报告。病理生理学是研究病毒如何引起疾病的。极有兴趣的一个方面是病毒对毛细血管系统的微血管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影响。血小板与制止出血有关，有证据证明血小板在埃波拉感染中会受影响。内皮细胞是人体每一根血管的衬里，并将血液和血细胞保持在血管内部。埃波拉病人的血管变得容易渗漏，并且不再能保留血液和血细胞，基本上，埃波拉患者的血小板和血管内壁细胞的功能都停止了，我需要研究其原因。
为了帮助我加快工作速度，我被介绍给盖伊·尼尔德（GuvNield），他在盖氏医院（Guy，s Hospiial）的肾脏部工作。盖伊曾对肾脏病中的血小板和内皮细胞做过一些有趣的工作，并愿意教我那些我相信同样能够应用于埃波拉研究的技术。我还必须学会怎样在一所第4级病毒实验室里工作，能运用最简单、最可靠的技术和设备。我必须学会样样事情都自己来做。我准备对活的病毒进行研究，而不是用已经被杀死的病毒。这是因为我将要用的技术依赖于生物测定，一是测定血细胞功能的试验。假如杀死病毒则会同时杀死细胞。所以，如果我要用活细胞进行研究，我必须对含有活病毒的活细胞进行研究。
我一进入波登·当的第4级病毒实验室，就幸运地得到那里最好的技师的帮助。戴维·辛普森告诉我，他让乔夫·普拉特（Jeof Plaff）来帮助我进行埃波拉病毒研究。乔夫是一件了不起的礼物，他是一位有经验的熟练的树木病毒学家，头脑冷静，并乐意和我在一起。我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支持了。没有乔夫我将永远不能完成作为我的研究工作的中心的猴子实验。这是令人精疲力尽的工作。我们必须用猴子做试验。因为猴子是我们唯一能够加以感染的动物，而且还能为发生在人类身上的情况提供良好的模型。我们能够控制猴子身上的疾病过程，并能够实现我们所要进行的审慎的检验。幸运的是，当时没有人类患者，如果有的话，他们也只是在像恩扎拉或扬布库那样的地方。在那样地方进行试验是因难的。我们必须有可控制的条件，其目的是对这种疾病进行深入了解，使我们想出应付的办法。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费力地进行凝血试验、肉皮试验和血小板功能试验。所有这些试验都是在一群包括几只放在笼子里的猴子组成的专注的观众面前进行的。它们也是一群很健谈的观众。一俟它们从我们施加的麻醉剂中苏醒过来时，就没办法使它们住嘴。有时它们还向我们扔东西。
除了实验工作，我们也必须在猴子身上做尸体解剖。在这些地方我们要依赖亚瑟·巴斯克维尔（Arthur Baskerville），一个兽医和细胞病理学家，大多数解剖都是由亚瑟担任。当我看到这些解剖标本时，使我惊讶的是咬肌即猴子颚的肌肉的尺寸。它大极了，比任何人类的颚肌要大许多倍。它提醒你永远不要让猴子咬着。亚瑟开始用锯子解剖猴脑是最危险的时刻。锯子开始锯碎骨头的时候，我越来越怕一些飞溅的碎屑中可能带有埃波拉病毒。我总要在每一次解剖之后的几天之内清点人数。如要过了五天而无人出现发烧的现象，那么我便可以放心地回家，至少直到下一次解剖时。
出乎意料的是有一只猴于确实从我的第一次实验中活下来了。如所意料，是因感染我们施加的埃波拉病毒而严重地得病，可是其它的猴子都死去，唯独它彻底痊愈了。对此没人能解释清楚。离我前往亚特兰大参加退伍军人病会议只有两天了，我不能再耽误。我必须决定怎样处置这只猴子。那是一次困难的决定。我感到它从感染中奇迹般地康复，理应得到休息。只是波登·当的规定是严格的。要是可能，每当我和乔夫离开实验室之前他们会把我们放在高压锅里消毒一番；因此他们不可能同意让一只猴子活下来，乔夫和我只好伤心地勉强决定牺牲这只猴子。可是我就是不能亲自执行，乃决定由戴维动手。戴维理解我的心情，帮我完成了这项痛苦的任务。
第二天，珍妮和我登上去亚特兰大的飞机，准备到那里去报告我们在金斯敦医院的管道系统中的发现，到达美国海关时，一位移民官员间我曾否以任何方式接触过任何传染病。幸运的是珍妮代替我回答。她担心我会把患埃波拉病的猴子的事说出来而被以危害健康的名义遣返英国。
我们在会上的报告引起了相当轰动。这使我们惊奇。其所以那么轰动，原因之一是我们给会议带来了新信息。直到那时，普遍被接受的知识是，退伍军人病完全是通过空调器感染的。我们告诉他们，退伍军人病病菌能够在热水器和淋浴喷头中生长。另一原因是，具有像珍妮那样专长人才是罕见的，她如此地精通管道材料。她的影响还因她年轻、金发和美貌而增强。
那天晚上我和乔通了电话。他说来接我，但又说他不知道我住在那里。
“我有好多年没进城了。”他说。
他驾驶一辆破旧的鸿达牌轿车（这辆车后来被称为“乔车”）设法找到了我。
他来到旅馆的大厅，作自我介绍，然后带我去参观“疾病控制中心”，我兴奋极了。“疾病控制中心”是我心目中的麦加圣地。我对“疾病控制中心”的规模之大，对它的人员那样无拘无束和友好的态度，深感惊讶。在乔的办公室里，我们深入讨论了病毒性出血热的病理生理学。这是今后我们多次各自或共同还要涉及的题目。他谈到的每个问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发现他既是一个好的听众，又是一个健谈的人。这正是我需要的科学的反馈。
自然，我急于告诉乔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