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扎伊尔政府人才短缺、物力唯艰，哪怕最小规模的这类工程项目，没有外援是决无上马的可能的，他对我们计划进行的工作仍然毫无兴趣。此人体格壮实。40开外年纪，一望而知是个免疫学家。就是不清楚他的来历背景。不管怎么说，说他是个开业医师、是个科学家，我看，还不如说他是个政客的好。从他的气势和别人对他的唯唯诺诺态度看，他像是个在政府部门里路子很广的人物。姑且撇开民族自尊话题不谈，卢休马医生肚子里其实有他自己一副小算盘。他是那些首先声称治艾滋病有“方”的众多非洲人之一。然而，他从没有拿出什么有力的根据来，他的走红，全靠新闻界炒得热闹。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里，这就足够了。他的自吹轰动一时。为了酬答他对扎伊尔医学卫生事业作出的像他自己说的那些贡献，据说蒙博托总统还批拨了大笔款项和分配金沙萨高级住宅区一座住宅给他。就我们所知（而且相当准确），他的所谓灵丹妙药只不过是一种说不明道不白的流汁，合成成分谁也不摸底。
此后数年，肯尼亚也有过类似的情况。肯尼亚医学研究所的所长戴维·科契（DnvidCooch），大讲特讲他发明了一种对付艾滋病的有效治疗方法。他总算不全是空口说白话，好像是掌握着一些数据，只是从未说出来而已。估计他进行过细胞培殖，从中提炼出某类物质，用于治疗。显然这类物质含有少量干扰素是人类自身具有的，在某种情况下足以阻止病毒繁殖扩散的物质。有人拿这类物质做过试验。结果不能证实它有什么疗效。有些原应该懂得的科学家竟然也对他这种治艾滋病有方的自我吹嘘随声附和。因此，名声越来越大，连世界卫生组织也收到了立项试验研究的要求，不过却迄今仍无下文。
以上是迫切要求医治和预防艾滋病的有效良方的大致情况。而那些所谓的“回天良方”正是许多使这么些耗日费时，想方设法遏止席卷而来的艾滋病势头的非洲人的苦药。科契大言不惭之日，正是非洲老百姓和医务工作者开始感受这股势头的全面压力之时。他们就是要让西方人看看他们不愿意没完没了充当需要照顾、需要仰仗他人扶持和发明的孩提角色，他们能够培养出可以对医药科学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来的。然而，结果却是一个接一个的江湖骗子。艾滋病的出现招来了许多冒充良医的骗于。这些骗子在发达国家中可能比发展中国家还多。他们大多是富有的投机取巧分子，利用患者急于求生的心理，进行盘剥。他们搞的这场骗取名利的买卖，对于艾滋病的防治和患者毫无益处。
我和乔纳森遭遇到的诸如此类的对立，并不能阻碍我们在扎伊尔开展长期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工作取得进展。在这方面，多亏一位名叫穆那姆比（Muyemhe）的医生的支持。穆那姆比是1976年和我们一起工作过的一个朋友。后来1995年基奎特（Kikwit）地方埃波拉病毒猖撅时，他深获众望，公认是扎伊尔当局的首席发言人。他历经人类苦难，总能保持乐观开朗的性情。他斗争的矛头所向远不止传染性疾病本身。迫于环境，他得施展混身解数，对付种种派系闹事、政府纠葛、暴力事件和解决日益腐化的基础组织问题。他作为一名传染性疾病专家出任金沙萨唯一的一所医学院的校长。实际上，扎伊尔有些重要的医药方面的职务，穆那姆比并没有担任过。他担任校长期间，正是“西达”项目初创阶段，他的财政十分桔据，连办公用纸也买不起，更不用说满足学生的需要了。无论困难多大，他从不畏缩。1976年埃波拉病毒泛滥，他坚守岗位；7年后艾滋病蔓延扎伊尔全境，他仍坚定岗位。后来基奎特又爆发埃波拉病毒，他还是坚持在那里。他所作的奉献是一座座丰碑。他艰苦卓绝，坚忍不拔，堪与超人毗美。穆那姆比热心竭尽所能为他的人民作出奉献。他曾花数月时间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学习出血热血清诊断技术。他希望返回金沙萨后能在自己的实验室里进行试验。可悲的是，从来没有足够的经费使他的实验室保持运作。说来伤心，连稳定供电都保证不了。没有了电，试剂等于废品一堆。也许可以这么说，如果有钱的话，1995年6月埃波拉病毒袭来时，扎伊尔基奎特地区300人丧生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我和乔纳森需要马上着手解决好几个问题。至关重要的一项是为“西达”项目主要基地择扯。可是众说纷坛，各有看法，都想挤进艾滋病研究项目中来。大家知道这意味着有拨款，培训和晋升的可能。这些机会制造了强列竞争环境，毫不足怪。因为这些筹码是实实在在的。许多国家一一比利时、法国、英国、加拿大，还有美国等国家的科学家都正动员起来投身于该疾病的研究。人人誓拔头筹的精神状态，主宰了一切，管它是为了献身的事业、还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得失，都一样，喝采捧场也好，一笔笔到位的款子也好，反正，五花八门，好不热闹。而我们从中确确实实增长了惊人的见识，像病毒是如何构成的，人又是怎样能具备变色龙一般的本领，千变万化，避免察觉，顶住打击，从而达到玩弄人类免疫系统以及免疫学者们的目的等等，等等。而这种竞争虽说发动了全世界众多的研究人员一致对付艾滋病、寻求治疗方剂，却也破坏了同行之间的友谊，滋生了对立积怨、互相攻仟、争论不休的弊端。法国的巴斯德研究所（InstitutePasteur）和美国的全国卫生研究所苦苦争吵，就是为了要争个明白，究竟是哪一家发现艾滋病病毒的。艾滋病成为公共注意力焦点后科学家之间四分五裂，臭名昭彰，莫此为甚。
乔纳森全家在金沙萨定居下来以后，乔纳森本人觉得他在逐项落实“西达”项目方面所体会到的兴奋激情远远超过对当地生活艰苦而感到的不称心。
我先是帮助他安顿下来，工作上马，而后每年来两三次同他继续合作。项目形成一定规模后，同“疾病控制中心”，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和利奥波德亲王热带医学研究所合作，由从安特卫普过来的鲍勃·科尔邦德斯和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的斯基普·弗朗西斯参与，进行一项合作项目。由于有乔纳森的先驱研究，我们对当地的城市环境在传布艾滋病方面的作用，就清楚得多了。他还就孕妇对胎儿传染疾病作了最早的研究。此外，他在同来自亚特兰大州的艾伦·格林伯格共同研究的过程中，在儿童身上发现了疟疾同艾滋病之间的关连。这种关连并非直接。疟疾并不导致艾滋病，但是疟疾会使儿童出现贫血症状，并因贫血而需要输血，因输血而极有可能让病儿接受艾滋病毒污染了的血液。因为当地属于缺乏测验献血血源中是否存在艾滋病病毒手段的地区。乔纳森的研究还包括：非洲地区的艾滋病和西方出现的艾滋病，在症状方面有重大的不同，感染后艾滋病的潜伏期，在非洲要短得多。我们相信其原因首先应该是非洲人容易罹致该项疾病。因为他们感染的机会多得多。尤其是寄生虫感染。可以说他们的躯体对艾滋病病毒是敞开的，成了病毒的肥沃土壤。最后一点，乔纳森的研究，表明他也是较早发现肺结核同艾滋病病毒有关的一批人中间的一个。
乔纳森的这些研究成果固然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在扎伊尔深入基层的体验，使他有机会懂得艾滋病的严重影响。正是这些第一手的知识使他成为全球艾滋病研究项目的卓有成效的领导人物。该项目后来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工作计划之内。目前，乔纳森在哈佛成立了一个新机构，取名为卫生与人权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Health andHuman Rights）。该所处于探索问题的尖端，旨在了解世界上为什么就是有一些人甘冒感染诸如艾滋病病毒造成的疾患的风险，他们的社会基础是什么？
1984年或1985年前后，大家对非洲出现的艾滋病，潜伏期究竟多久这个问题，都心中无数。在美国，情况就不同了。病例证明，潜伏期一般在两到五年之间，甚至更长。（今天已经估计可以长达10年以上。）这种情况有助于病毒恣意肆虐。当病毒为所欲为、把免疫系统破坏殆尽到掩盖不住它的狰狞面目的时候，患者这条命，不用说，早晚断送无疑。严重的是到这个时候病毒早已扩散到其他许多人身上了。拿埃波拉和拉沙热两种病毒来对比，这两种病毒的潜伏期短得惊人。如果感染了，至少会知道：或存或亡，两周之内便见分晓。如能活过来，今后就永不再得了。
艾滋病则是另一码事。苏坚持：如果有人用枪口对着她，要她在分别装着埃波拉病毒和艾滋病毒的两只注射器之间任选一种时，她宁可选择埃波拉。回想1979年我被针扎破的那次，当时在苏丹，自己不小心扎的。真的应该额手称幸，没有染上埃波拉，然而，后来却又顾虑起来。因为针刺事故后，我和罗伊·巴伦在我臂部注射过血浆。这些血浆从哪里来的？我怀疑。可以肯定说，这些血浆都没有经过艾滋病病毒检测。我很可能已经染上了远比埃波拉病毒更为可怕的疾病。后来检测艾滋病病毒的手段具备了，我立刻送检血样。等待结果的过程等于经受苏丹事件的重演。结果出来是阴性，那份高兴，像中了头彩，不，像连中了两次头彩！
多年来文滋病肆虐，困惑我们，简直不可思议！为什么在非洲？为什么发生于当代？为了弄清楚艾滋病生成的年代和渊源，我们对金沙萨医院中积贮多年的血液样本逐一进行了是否携带有艾滋病病毒的血清检验。储存多年的血样是先前比利时同行为别的用途抽取的，抽自参加胎儿护理班的妇女。检测结果表明本地的艾滋病感染出现于本世纪70年代后期，可能还要早些。当然，光凭这一点，不足以构成该症的历史全貌。虽说异性性行为也有传布艾滋病的风险，在艾滋病患者群中，孕妇患者的比例并不最高。现在我们明白了，像这样的血液血清检验，还得继续进行。取血对象包括娼妓、瘾君子、卡车司机等等。只有这样才能弄清真相。
如上所述，既然70年代后期的孕妇，已经感染了这种疾病，可见艾滋病不可能是新生事物。但是目前这场艾滋病毒的流行，却是新近的事，那么，它从哪里来的？它何以能如此猖撅？
艾滋病病毒揭底
弄清艾滋病的来历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掌握这种流行性疫病蔓延的规律。没用多久，情况开始明朗。中非和东非是感染的集中地区。感染的大多数是城市居民。后来又发现了一种不明其底细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同艾滋病病毒具有相似之处。尽管猿猴身上从未出现过类似艾滋病的症状，不少人还是迫不及待地抓住这一点，认为艾滋病是由猴子传染给人的。于是乎，人类感染源的问题有了定论。然而，按流行病学的看法，这一假设根据不足。猴子以丛林为聚居地。艾滋病却盛行于城市。我们尽可以乘兴追索作为肇事元凶的那只猴子，就怕这种方法导入歧路，离题太远。所以，还得寻找真正的解答。
研究继续进行。所有参与有关研究的人员都开始看清楚：病毒传播的效率并不很高。传播途径必须是性接触或者是血液接触方面的问题，比如输入感染了病毒的血液。吸毒者共用针头，或者滥用不洁针头之类。从中，我们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来呢？“西达”项目上马以来，一直有一个问题盘旋在我心头。现在还得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只不过，应该稍加更动，以便调整我的思路，开阔视野，不妨把追问艾滋病病毒究竟存在了多久这个问题改变力：在本世纪80年代初以前艾滋病病毒不为人们察觉、无声无息地隐蔽蛰伏了多久，60年代中，各色各样的病例，凡属于感染一类的，我见过许多。却从来没有见过像艾滋病这类的。回想中只有肺结核病例的症状同非洲农村艾滋病患者相象。自那时以来扎伊尔，跟非洲其他地区一样，有了深刻快速的变化。变化之最，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
于是非洲这块土地上的千百万人民，由农村涌向城市，寻找活计。至于非洲农村地区的情况，至少在我工作过的地区，拿两性关系为例，不能同金沙萨这类城市中的青年女子同日而语。城市中肆无忌惮的滥交、杂交这类开放现象，尤其在偏远农村地区是绝对不能容许的。乡村社会的约束力极为强大。稍有出格的，其后果必然十分严重。而且非洲农村通行一夫多妻，女性及弃即婚，迅即丧失自由。社会制度限制了性关系混乱的存在。相应的，艾滋病的蔓延减少到最低程度，根据这种情况，艾滋病本身传播率不高、潜伏期又相对较长，虽然有所流传，流传程度和范围就很有限，几年中也不过出现少数几例发病情况。何况，发病的初起阶段，既然不是常见病，自不会兴师动众，而已，而且容易误诊或忽视，这些地区本来就缺医少药，更谈不到合适和必要的医疗诊断设施。对扎伊尔这类穷乡僻壤地区，我太了解了，根本无医药可谈。因此，可以认为，艾滋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悄然在非洲农村流传的。
我提议能不能搞上一次也许可以称作纵向研究的试验，看看以上这个假设是否站得住脚。先规定一段研究的时期，比较非洲农村逐个阶段的感染率。正在这时候，我想起1976年就埃波拉病毒大爆发问题开展调查时，我们曾经在扬布库周围一带采集过600份血样，交“疾病控制中心”妥为冷冻贮藏保管，我知道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了。
我找到“疾病控制中心”艾滋病病毒实验室的负责人员，要求他们用1976年采集的血样做一批艾滋病病毒抗体检验。那时做这样的检验，要比现在困难得多。市面上买不到这方面的设备，试剂都得由实验室自行加工生产。再说，敲定最后结论的检验称作“放射免疫沉淀法”，做起来极不容易，花费的时间同它的名称同样冗长，比简单得多的“西方墨点法”繁琐。后来干脆换成了后一种方法，也就是从血液中查找抵制某种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