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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这次具有奠基意义的会议的科学家中，有的是非欧两洲研究艾滋病的权威和头面人物。凑巧的是有两位弗朗索斯，而且都来自巴黎。一位是姓巴雷一西诺西（Barre一Sinoussi）的弗朗索斯，另一位是弗朗索斯·布伦一韦齐内特（Brun一Vezinet）。在艾滋病研究领域里，巴斯德研究所的巴雷一西诺西·弗朗索斯当之无愧地为关键人物。她的逻迄知名也是理所当然。她是卢克·蒙塔温教授（Pro。Luc Montagnier）实验室的工作人员。1983年时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科学家。当时传媒炒作炽热，广告和报道不分，大做“发现”艾滋病病毒的生意，反而淹没了她的学术贡献意义。我事后了解到，她确实功不可没，成就来自她那近乎痴迷的钻研素质和百折不回的执着精神。后来她成为声誉极高的费萨尔国王医药科学奖的得主。弗朗索斯现仍埋头于她的文滋病病毒研究，尤其偏重于发展中国家。
第二位弗朗索斯，即姓布伦·韦齐内特的那位，是上述第一位法朗索斯的名闻遐尔的论文共同执笔者。这篇论文写的就是分离出艾滋病病毒的内容。布伦·韦齐内特名实相符，以他自己的努力，成为艾滋病病毒研究人员中的泰斗。1976年埃波拉病毒调查中贮存的血样复查试验工作，也有她的贡献。她得出的结论是苏丹1979年的感染率几乎等同于扎伊尔1976年的数字。
这位弗朗索斯在班吉会议期间，差点无意中酿成一场大悲剧。要是大祸果然发生了的话，艾滋病的研究就得倒退10年。那次会议，在休息期间，主办人组织过一次直升机下乡郊游，两位弗朗索斯结伴同行。起飞20分钟后，坐在驾驶员一侧的布伦·韦齐内特无意中碰撞了控制螺旋桨的操纵杆，致使螺旋桨停转。直升飞机顿时急剧垂直下坠。幸亏驾驶员反应迅速，抢在飞机完全丧失高度之前，稳住了飞机。等飞机停稳，补学家们踏上坚硬的地面时，还心有余悸，颤抖未消。这些科学家都有献身精神，可以从容面对实验室里意外感染的风险，但要让他们接受飞机郊游失事、葬身中非共和国莽莽荒野的下场，实在不能甘心。
从中非共和国返回亚特兰大，我脑子里仍然索绕着艾滋病流行的起源问题。但至少现在有了一条重要的独一无二的信息，那就是1976年时扎伊尔北方农村人群中，艾滋病病毒感染的普遍程度尚不到1％。此外，我们还从一个村民身上取得了病毒。我们还不得而知的是，前后这些年，发生在同一些人群身上的情况又如何。如果我们现在的假设是正确的活，即使城市人口大有增长，农村地区的感染情况也应该维持不变。我们分析在那些僻远乡村地区，病毒传播也就差不多是这种程度。多不了，也断不了，不至于出现大爆发、泛滥成灾。我们关心的是要落实这个假设，从而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病毒这些年栖身的所在。我们还有一种想法也需要通过试验加以证明，从而也可以进一步弄清楚艾滋病毒猖撅起来的原因是不是同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农村人口外迁、生活方式变化，尤其是涉及性行为方面的问题等等因素有关。看来，非得派个人去扎伊尔进行一番调查不可。于是，凯文·德科克（Kevin DeCock）来了。
艾滋病毒由农村进入城市
凯文肩负的任务是回到这世界上最僻远的地区去调查搁了10年之久的老问题。茫茫十载，遥遥非洲，艾滋病病毒的情况怎样了？我们也想知道当年病毒携带者的近况，特别是那个20来岁的女子，我们就是从她的血液中分离出上溯最早年代的病毒。她的近况如何？
凯文·德科克那时是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我的部下。他曾在肯尼亚工作，渴望重返非洲。他年近40岁，从体格看，一身肌肉，像个典型的长跑运动员。从身分上说，凯文属于世界公民一类，上一次我见到他时，他拿的是比利时护照、美国绿卡，说一口什么毛病都挑不出来的地道英语。他的妻子可爱的索皮亚图（S0piatu）是肯尼亚人。凯文出生于比利时，父亲是比利时人，母亲却是美国人。父母的结合是二战期间罗曼史的结晶。凯文拿到的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医学院（PrisioI Medica1School）医学博士学位。随后移居美国，进修成为肝脏病专家。他之所以来“疾病控制中心”，而且是在我这个部门工作，就因为他愿意同非洲的病毒打交道。
凯文出发赴扎伊尔之前，我把全部600份血样的捐献者姓名清单交给了他。自然其中最重要的是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5人。他此行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弄清楚他们目前的情况。
10年悠悠，此地情况并无好转。凯文在第一线所需要的一切还得由我们替他充当后勤。现在我已经靠不上乔纳森·曼了。乔纳森已去日内瓦就任世界卫生组织委派的新工作了。接替乔纳森遗缺的是罗宾·赖德（Robin Rvder）。他是“疾病控制中心”多年的老人，后来调去大学供职。他身材细长，精力充沛，是个理所当然的长跑迷，迷到早跑夜跑，日日长跑的程度。他在冈比亚搞过肝炎感染的研究项目。所以对非洲有相当的了解。困难的是他不通法语。但对新工作，热情洋溢，精力之充沛，决不亚于他日日穿公园而过的长跑劲头。一俟罗宾接过金沙萨的摊子，诸事就绪，我们也就开始了艾滋病病毒的日常研究，现在我们又得再三叮嘱凯文：该做的重要工作千头万绪，当前的病毒研究，必须优先。我们只能这样安排。
金沙萨的飞机航班说有就有、说无就无，凯文总算运气好，弄到一个内地飞机的座位。此行让凯文有机会看到一般旅行者很少看到的扎伊尔部分地区的风光。飞机飞往利萨拉（Lisala）途中。要在坐落在扎伊尔北部乌班吉河沿岸的一个名叫加杜莱特（Ghadolite）的北方小村庄降落。原来蒙博托总统就是在这里出生的。凯文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地方，别说在扎伊尔，就是在全世界，也没见过这样的地方。有多少机场有金子拱顶的候机大厅呢？我去北方处理猴痘问题时，也领略过那里的气派。该村孤零零的，同哪里也不挨着，没有一条主要公路与它相联。其本身不起任何重要作用。然而街上却是灯火通明，24时不熄。店铺货架上满满当当的摆着由扎伊尔航空公司飞机运送来的各种商品。一句话，整个扎伊尔都难以找到的赏心乐事、舒适享受，这里一应俱全，什么是奢侈排场？什么是腐败浪费？看看这儿，就全明白了。这些都是蒙博托长期统治的标志。
回到亚特兰大之后，我总是焦虑不安。凯文此行能搞出名堂来吗？能查出艾滋病曾否一度泛滥？我坐不安席，像这样闷在办公室里呆等消息，还不如亲自跑上一趟的好。凯文临行之前，在亚特兰大刚签了一份买房契约。我还得分身替他出面料理这方面的后续事宜，像保险之类，都得按规定逐一完成。凯文出差公干，我理当担当后勤支援。但尽干这些，难道不差点劲吗？
事隔10载，重新觅迹寻踪，要说凯文的任务太费心费力，也真够他呛的。但他百折不回，真的把艾滋病病毒试验呈阳性的人找出来了，5个一个不缺。这成绩一方面果然得归功于凯文的聪明才智，但也不能抹杀非洲乡村社会的稳定体制。5个中死了3个。为了查明死因，看是否同艾滋病有关，凯文跟与死者熟悉的人都见面谈了话。按亲朋好友介绍的情况看，这些人死前都有消瘦减重等等足以使凯文确信艾滋病正是死因的种种症状。凯文随即采集了两位迄今存活的阳性病毒携带者的淋巴细胞样本，携回“疾病控制中心”。等试验结果出来一看，两人都有艾滋病病毒的抗体。我们最后仅剩的一丝疑云消失了。
这肯定无疑就是艾滋病。
接下来凯文着手解决他的主要任务。具体的做法是在当初提取血样的、原来村子里采集随机性的群体调查所需的样本。我们想把1976年调查的样本同现在的结果进行对照。
凯文采集了300份新血样，妥加保存，要全都携回国内，交“疾病控制中心”研究。这一段过程花了凯文6周时间。艾滋病病毒实验室负责试验，使用与1976年化验前一批血样时完全相同的方法手段。于是，我们再一次在悬念中等待着。
结果一出来，大家急于核对数据，好一场及时雨！扬布库地区1986年时的感染普遍率同同一地区1976年的数字完全一致，也就是说，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人口比例为0。8％。现在可以说证据确凿。艾滋病病毒藏身之处，昭然若揭。同时也掌握了了解非洲现代艾滋病流行的来源的方法手段了。我们这样说的意思不是指扬布库一带就一定是该疫病的根源，而是想表明我们认为艾滋病病毒来自中非洲农村地区的某个部分，这部分地区的人群里藏着艾滋病病毒，时不时地感染几个人，却从不严重威胁大多数居民。可以说是与人长期共存吧。艾滋病不是什么新东西。不是从丛林里突然冒出来的。我们长时间内的假设终于得到了认定。后来弗朗索斯·布伦·韦齐内特把她在1979年时从苏丹南部偏远地区采集来的几百份血样进行化验分析后得出的艾滋病病毒流行比例数0。9％提供给我们，使我们的假设又一次得到肯定的验证。
农村社会中艾滋病扩散程度相对稳定，这一点是肯定了。城市的情况则不然，其发展之快速符合流行性疫病的比例。这一点成了新情况，我们的假设在这一点上是否说对了呢？快速发展的城市化是否是艾滋病在如此短暂期间一跃而成危机的原因呢？自由妇女和市区其它一些现象，乡村里是没有的。所谓城市化始自何处？为了研究这个问题，凯文灵机一动，想摸一摸诸如利萨拉这些沿河城市的疫病流行程度。因为它们离农村近，不过一百英里左右。凯文从利萨拉采集了更多血样。经“疾病控制中心”化验分析结果是单身妇女中，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上升到11％。于是下一个问题是查查这个城市有什么与众不同的特殊地方。原来，金沙萨的运输船只沿河而下，就在这里沿岸停泊。近几年人口猛增，主要是来自农村的外流人口。于是城里自然而然有了许多自由妇女。这部分人的病毒感染率因此比农村妇女高得多，自然也不足为怪。因为农村妇女是不卖淫的。我们的第二个假设也得到了肯定：人口流动和迁移。急剧的社会变动、两性关系混乱等等都是城市化的综合性内容，可以说是非洲流行性疫病的驱动力。金沙萨的艾滋病病毒携带率为8％一10％，但是在自由妇女之间要高得多，徘徊于30％一40％上下。
一幅艾滋病病毒携带率由低向高的级数升长图呈现在我们面前：偏远地区历经十载仍得以保持低比例，接触风险的人群，像较大城市中的自由妇女之类，感染比例就高，而在金沙萨这样的大城市中则更高。由此可见，在过去的10年中，艾滋病病毒从乡下沿着河道悄悄溜进了城市。
我还需要弄清一个问题。我想知道那个年轻女子的下文，那个向我们提供来自活生生人体中的存活最最久长的艾滋病病毒的妇女的现状。
我已经无需等待凯文作出回答。凯文的脸部表情说明了一切。原来，死去的三个感染者中有一个就是她。
这位妇女的悲剧只不过是一场要大得多的悲剧的一星半点而已。那场悲剧，连“西达”项目都逃不脱。我们说的不是病毒性疾患，而是扎伊尔的混乱政治纷争。该国政局进入90年代初濒临爆炸边缘。蒙博托树敌越来越多。由于拖欠月晌过多，军队闹事，到处一片危机气氛。艾滋病项目在这种氛围下实在难以为继。当时罗宾·赖特的项目负责人职务已由比尔·海华德（Bill Hevward）接替。比尔是“疾病控制中心”的老人了。但他同罗宾一样，不遗余力攻读法语以便开展工作。不久，他就明白了，不管他法语讲得多么流利，还是逾越不了重重难关。最后当地政治动荡局势危险到实在呆不下去了，只好在就任一年之后，被迫束装回国。“西达”项目名存实亡，只剩下一纸计划。尽管如此，它总是非洲地区同类项目中最早的一个。它在向扎伊尔地区以及世界各地的艾滋病所作的斗争中，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拉沙热研究项目再次进行
乔在塞拉利昂建立了一个研究拉沙热的项目，到1986年已经整整8年。该我出场了。他得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支持，安排我去那里按照当年他同我合作在“疾病控制中心”以猴子为研究对象的做法，继续进行那一研究，旨在查明拉沙热病毒感染对人体细胞和血小板的影响，我们要在来医院就诊的拉沙热患者身上观察与过去相同的东西。我们一直希望当年共同完成的猴体实验能有助于我们弄明白拉沙热患者出血，甚至发生休克的原因。那样，也就可能导致找到更有效的治疗办法。
我接受了伦敦盖伊·尼尔德的建议，随身带了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药物。这种药物在伦敦和北美专用来治疗起因不明的休克，我们估计此药对严重拉沙热病人也能有一定疗效，该药既有保护血小板和内皮细胞的功能，就有可能防止血管出血，达到防止出现休克现象的效果。拉沙热患者死亡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肺部积液而导致呼吸衰竭。具体到这一种类的肺部水肿，有一个专门名称叫做成人呼吸困难综合症，主要是液渗漏，拥塞肺部，导致泛滥而淹死了病人自己。伦敦的专题研究表明，前列腺素治疗可疑性休克，可谓对症下药，而且没有出现其它不良副作用。因此用来治疗拉沙热，似乎也是合理的。但是一定要通过种种手续，才能取得应用药物合法施诊的许可。这方面，乔出了大力，制造药品的公司也非常帮忙，向我们提供种种安全数据资料，并免费赠药。
我此行由伦敦启程，在盖特威克（Gatwick）刚办完进关手续，迎面遇上一位金发的加利福尼亚小伙子，庸洒俊俏、光彩照人。他好像正是在找我。
“您大概就是苏吧，”他向我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