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此刻，卫理公会又来帮忙了。他们正征寻新近毕业、尚未结婚、愿意去扎伊尔教书的年轻大学毕业生。他们将替补那些死亡了的、或在60年代早期扎伊尔独立后动乱期间被迫离去的教师。当我获悉卫理公会愿意让我去教科学，另外还资助我先在布鲁塞尔学习一年法文再去，我就决意这么做了。
毕业后两个月，我便登上了开赴比利时的轮船，还是带着我上大学时用的那只军用日用品箱和手提箱。比利时向我展现了我前所不知的文化与生活方式，而欧洲却未能让我作好在非洲农村生活的准备。
60年代扎伊尔首都金沙萨是一座管理运作得很好的城市，跟今天该市的情况形成了明显对比。车辆在保养良好的大马路上往来飞驶，两边行人道上整齐地种植着棕榈树，荫凉喜人。夜间灯火灿然。一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哗流出。对我这个来自遥远的印第安纳的人来说，这一切都很新鲜，很了不起。也正是我在金沙萨那段期间，我第一次听说到文博尼亚玛这个地方，那是位于扎伊尔东部开赛省（Kasai province）的一个小市镇，就是我即将去执教的地方。从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的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领导该国取得独立以来，到这时已有五年了。事实上，卢蒙巴曾经在我即将被派去的那所寄宿学校读过书，后来因“行为不轨”被学校开除了。1965年卢蒙巴被杀害，一位名叫约瑟夫·蒙博托（Joseph Mobotu）的陆军上校掌了权。直至现在，他仍然身为总统，孤立地统辖着这个分裂的、陷于混乱的、贫困的国家。扎伊尔艰难地诞生以后，矛盾冲突蔓及全国，在这种情况下，那所学校关闭了三年。在我去到那里之前的一年，有两位传教士在那里被杀了。该校重新开办，意味着文博·尼亚玛的年轻人又有了受教育的机会。这是一次复兴，我很高兴能够参与。
我到达文博尼亚玛后便发现我的职责不限于只是教书。我还受命负责安排学生的生活。每一间学生寝室面积只有20平方英尺，要住12到15个学生。我感到学生们需要更多一些空间。在没有砖瓦泥灰的情况下，我抓到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主要是焙干的泥土，用来扩建学校的设备。我还得搜集粮食供我手下的这些人食用。这对我自力更生上了一大课。学校没有粮食，当地市场也不能充分供应200多个学生的口粮。我变成善于组织人员到乡间去搜购任何可以买到的食物。那时正是扎伊尔的困难时期（越来越艰难），人们自己都难找到供自己食用的粮食，当然更无法供应我们的学生。搜购食品的任务需要艺术，善于外交手段和很大的决心。战争留下的影响使情况更加复杂了。当地很多人过去几年中一直藏在森林里，他们的田地抛荒了。搜购食品的做法未能成功。我只好雇佣当地人替我们捕猎野味。我得让孩子们有吃的。
上课、建宿舍、搜购食物之外，我还在当地医院里兼任工作。内战中这座医院遭到严重损坏，亟需修复。从小在农庄长大的我，学会了许多有用的技巧，现在都用上了。例如，我能安装发电机，甚至能修好手提式调光机。没有高质量的胶片，但是它还能凑乎着用，至少能辨别股骨是否折了。
当了医院干杂活的电工，使我得到了几个新同事。一天深夜，我被从床上叫起，来到手术室。黑暗中我瞥见好几个外科医生挤在一张带轮子的床前，手里拿着手电筒，要做完一个危急的剖腹手术。可是发电机坏了。我被眼前的景象（一辈子都难忘）惊呆了：手电筒光下一名妇女躺在那里，大部分肠子都摊在剖开的肚腹外面。
“快来”，有人喊道。
我用手摸了摸我的脸，吸了一口气，走到发电机前。我发现一条线路短路了，就把它修好了。
自那以后不久，我就开始同医生们一起巡视。我可以直接看到那些折磨文博·尼亚玛人民的可惊的疾病，仅举几例，如：狂犬病、天花、肺结核、霍乱、疟疾等。疟疾对小孩特别严酷。有一次，一个不过八九个月的婴儿患了疟疾和严重的贫血病。儿科医生雷·伊思利（Ray lslev）说这婴儿是心力衰竭。婴儿的血液非常稀薄，血色淡红。雷就给孩子输进新鲜血液。
“这将会使孩子好一些，”我对我自己说。
我站在孩子的床边，静静地观察着他，起初假定，接着又希望，这婴儿可以康复。
可是由疟疾引起的贫血症发展太快，于是这孩子成了我生平第一个见到的婴儿死亡。
这是个可怕的经验：那稀薄淡红的血液；那僵直的微小身躯。可是这的确是一次经验。它促使我深思：一个雷·伊思利在像扎伊尔这样的国家能做出些什么来？他救活了一个病人，又有多少病人、像眼下这个婴儿，他却来不及或没能救活呢？
我怀疑：单单一个医生的工作如何能遍及陷于如此苦难和疾病之中的全体人民呢？虽然那时我并不知道，我却带着这个问题把自己引进了公共卫生界。
在扎伊尔教书第一年的年底，我决心向美国医科大学申请就读。我说服雷请他对我进行考试，看看我是否够格被医科大学录取。在扎伊尔向美国医科大学申请，纯系例行公事。首先，我对美国各医科大学情况实际上一无所知，又没有可咨询的人或机构。过去从未想过要学医，因此现在不知道该找谁请教，除非找现在文博·尼亚玛的医生们。他们中有一位曾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另一位在堪萨斯州立大学（TheUniversity of Kansas）受过教育。我还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名叫皮特·彼得森（PetePeterson），他是杜克神学院（Duke Dlvinitv School）毕业的。他建议我向杜克医学院申请，最后我向好几所第一流大学提出了申请，包括：斯但福大学、哈佛大学、那鲁大学、印第安纳大学、以及杜克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把我当成了外国人，不予录取。哈佛、那鲁、斯但福、杜克都给我写来回信，说由于他们没有校友在扎伊尔，不能对我进行面试，所以碍难考虑我的入学申请。
过去几个月里，我同另一位名叫香浓（Shannon）的教师建立了深厚友谊。我们不仅十分亲近，而且还商量了要订婚。（我们不仅订了婚，并且于196＆年结了婚。）碰巧她有个叔叔是杜克医学院毕业的。我让她看了杜克给我的回信。她立即写了一封措辞强烈的信给杜克的教务长悉德·奥斯特豪特（Svd Osterhout），对他们拒绝我的做法深表不满，同时又提出她的叔叔就是杜克大学医学院的校友。使我惊讶的是奥斯特豪特教务长竟给她回信，说他们重新考虑了我的申请，保留我的档案直到我6月份回去面试。
但是杜克和我都没有料想到扎伊尔政治局势的变化。为了镇压60年代早期叛离的加丹加（Katanga）省的革命，蒙博托雇用了比利时的雇佣军替他打战。现在那些雇佣军本身已成了一支反叛军队。蒙博托没有及时发钱给这些雇佣军，这些雇佣军便不再忠诚于该政权了。1967年4月末5月初，那些雇佣军集结在金沙萨（过去叫斯但利维尔一Stanleyville）市内和周围，决定反叛。他们占据了包括电台在内的一些要害建筑物。蒙博托则采取了独特的对应手段，把全国的白人全都软禁起来。他命令他自己的军队进驻学校、医院和其他机构，去“保卫”那些白人。任何白人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离开其住处。我们的学校也不例外。一天，扎伊尔军队袭击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小型飞机场。在跑道上放置了许多圆铁桶，使任何飞机都不能起飞或降落。然后他们就散布在学校和宿舍各处，确保我们这些人不得逃走。
不过他们还让我们做我们的工作，继续教学。我跟那些士兵相处得惊人地好，跟他们分享食物，共看连环漫画杂志，等等，但是无论如何决不能让我们走出自己居住的地区。为了确保我们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甚至没收了我们的收音机。他们甚至拿走了我们的电动剃须刀和其他他们怀疑可能是伪装的无线电设备的小机件。几个星期过去了，我开始醒悟到我有失去进入医科大学学习机会的危险。没有无线电，我无法让杜克知道我不可避免地被阻留的情况。
6月来了，又去了。我陷入失望之中。最后，经过十个星期软禁之后，7月下旬，我试着跟看管我们的士兵说理，要求他们允许我进城去。
“那有什么害处呢？”我强调说。
怎么也不行。
说理升级到争论，结果总是以一方面的“不行”而告终。
我钻进我的小吉普向公路上开去。当我接近蒙博托的部队时，他们威胁地向我挥舞着手中的步枪。我装作傻子似地微笑着继续开车前进。我试着装得很安详，实际上心里吓得要命。我唯有希望他们不要叫我脑袋开花，杀一儆百。我确信子弹马上会向我飞来。但我还是尽力控制了自己没有低下头来。
什么事情也没发生。
我驱车径往卡南加（Kananga）简易机场，想法疏通在DC一3航机上弄到一个珍贵的座位。我总担心怕有人会注意到有一个在逃的“白人佬”在市内流窜。幸好似乎并没有人在意，我才放了心。我花了三天时间试图订到一个座位。这全是碰运气，像买彩票一样，没有常规。“到机场看看能不能搞到一个座位，”人们这么对我说。我很听话地每天提着手提箱和袋子到机场走一趟。
我终于说服了机场售票的人卖给我一张机票。这时已是7月的最后一个星期。
在金沙萨的一番耽搁使我直到8月第一个周未才到达纽约。在教会总部领取了我的工资后便马上出发前往杜克大学校本部所在地、北卡罗来纳州的达勒姆市。第二天早上，我带着全部所有的钱一116镑，穿着褪了色的旧开领短袖衬衫和褪了色的旧咔叽布裤，来到悉德·奥斯特豪特的办公室里。我作了自我介绍，试着解释不能早早来到的原因。他听得似乎很感兴趣。要么是我的故事（是真假都无关紧要）真好，要么是他真的相信我所说的。总而言之，他让我感到受欢迎。他说他将为我安排几次面试。所有面试我的人似乎对听我讲述的冒险奇遇更感兴趣，向我提问复杂的医学问题倒在其次了。他们告诉我两周内将作出决定。如果我被录取，只有一周多点的时间准备开学了。我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回到印第安纳我妈妈的住处。妈妈看见她的在扎伊尔农村晒了三年，吃的粗茶淡饭，变得又黑又瘦的儿子的形象，惊骇极了。
流行病学与土豆沙拉
杜克来信，我被录取了！
接到录取通知，离开学已不到十天。我马上就要投入基础医学的研究了，而且这也将是全面的医学研究。然而很快我就认识到我是被那些学科吸引得着迷了，而杜克医学院并不开设那些学科。
入学的第二学年中间我找到小儿科权威教授萨姆·凯茨（Sam Kats）。
我告诉他说：“我在非洲有一定经验，我有兴趣在发展中国家工作。能不能请您给我一些指示和建议，在我选读基础医学期间应选读哪些学科可以用得上我的经验？”“你何不跟我的老朋友汤姆·韦勒（T0M Wel1er）学上一年呢？他在波士顿公共卫生学院（The Schoo1of Public Health），正在做你感兴趣的那一类工作。”
我便飞往波士顿，拜访托马斯·韦勒博士。他很友好，如果还略微有点保留的活。虽然早已进入中年，他脸上仍带着一点稚气。他是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热带医学系系主任，是享有国际声誉的病毒学家，曾因分离出流行性脊髓灰质炎病毒而获得诺贝尔奖金。虽然从来没有在公共卫生学院收过一个单纯学医的学生，他还是愿意给我一个机会。我毫不犹豫地转到波士顿公共卫生学院三年级学习。
韦勒教授长期以来就很赞赏“疾病控制中心”在公共卫生和流行病学方面的专业化成就。事实上，我的五个同班同学已经在为该机构工作了。韦勒教授建议我也考虑参加这个“疾病控制中心”。我回到杜克继续上高年级的课程。当快要开始做实习医生时，我向“疾病控制中心”提出了申请。萨姆·凯茨已经培养了我对儿科医学的兴趣，于是我就到费城儿童医院在C·埃弗里特·库普（Dr，C。Everett Koop）医生指导下做小儿科实习医士。库普医生满脸络腮胡子，仪表堂堂，就像一位学识渊博的犹太教教士。他是个极好的老师、杰出的外科医生，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对待他的病人父母的方式。他的绝大多数外科病案是很小的儿童，其中许多孩子受着严重的痛苦，通常是先天带来的缺陷。他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本领能够向病儿父母直接明了他说清病儿病情的性质。他让病儿父母理解病情的危险性。他一方面从不过分乐观，同时也尽可能现实地让病儿父母抱有希望。他同他的病人的家属建立的友好关系对我是很大启发。
儿科比其他任何临床学科更为重视预防和公共卫生。试想免疫法对儿童生命的重要性。我在儿科方面所受的训练，远非走了弯路，而是为自己今后参与公共卫生事业多推进了一步。1973年我完成了做儿科实习医生的任务之后，下一步就开始了在“疾病控制中心”的生涯。
1973年7月，我来到“疾病控制中心”在亚特兰大的总部，正好赶上为流行病情报所（EIS一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来的官员开办课程。我替补即将离职的官员戴维·弗雷泽（David Fraser）。后者要回宾夕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Pennsylvania）去完成传染病学专业研究生的学习。我被指派在细菌疾病部特殊病原体分部（The SpecialPathogens Branch of the Division of Bacterial Diseases），并参加为流行病情报所的官员开设的课程学习。这一重要的先期学习预定时间一个月。但是我在这课程中学了还不到一星期。当我正在听讲时，特殊病原体分部主任罗杰·费尔德曼（R0ger Feldman）走来把我找出。他身材高大，说话带着隆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