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汽车来的，他们所开的也都是破得不能再破了的汽车。人人都随和得很，都想随便聊聊天，一派欢乐气氛。
各家“酒吧”有兴有衰。我们最中意的一家叫“埃迪酒吧”。后来，从伦敦来了一位访问科学家戴维·卡明斯（David Cummins）也相中此地，他诊治拉沙热病人之余，在这里做起一些更重要的实验来。例如在埃迪土法酿制的啤酒里测估血小板凝集和聚结的能力，并把一个个数据像流水帐般记下来，就挂在柜台上。他的这一套做法自然都成了酒客们谈论的话题，谁也不知道该说他什么好。不过大家都乐于同他相处。
我新来非洲，多亏有“疾病控制中心”乔实验室中的唐娜·萨索处处帮着我。唐娜身体壮实，运动员坯子，年纪二十五六岁，是个病毒学家。我在亚特兰大第4级病毒实验室工作时，她和我以及希拉·米切尔都是同事。我们当时一起研究的课题是感染了拉沙热的猴子身上血小板的功能。那次科研对寻找拉沙热患者出血和休克的原因，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既然摸清了猴子身上可能出现的现象，我们要进一步确认在人身上，是不是也会起同样的作用。
唐娜正是在像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下极为需要的人物。她很壮实，做实验室工作正需如此。实验室做什么都得有电，照明也好，开动离心机也好，我从英国带来的血小板凝集测试仪也好，都得用电。然而，电的来源只能靠那一台实验室门外阳台上搁着的发电机。这就要用力气了。每天早晨，都是唐娜负责发动发电机。发动机太老了，非得使劲抽拉轴绳才能转动起来。让我干的话，连一圈也转不了。只有唐娜能胜任，就橡她能让实验室里所有别的工作都转动起来一样。
每天天一亮我就起床，在三块石灶上煮咖啡，这就是我的早餐。唐娜可不成，她得加足油才行，什么咸肉和鸡蛋，速煮燕麦片之类，都要。只要她有机会去弗里敦美国大使馆的物资供应处，一定要大大买上一堆。
等早餐完毕，我们全体去医院，如同出征，全副武装，也算是巡诊吧。多的时候，一天要看15个有拉沙热症状的病人。这可是我来前听介绍情况时没有料到的。按唐娜的说法，原来只需要处理四五个病人最多了。新病人一般是在实验室门口的老式学校里那种木条椅子上坐等验血的结果。至于那些病情严重支持不了的患者；就直接送往病房住院。血液试验的目的，是为了弄清楚有没有出现对拉沙热抵制的抗体。还要查明肝功能情况。门诊检查结果证明确有拉沙热病况的话，其实就是AST的指数，如果高于150，就给该病人静脉注射雷巴抗病毒素。
该针剂可以达到对症下药，药到病除的目的。但是这类特效，反而为我的研究出了难题。病人好得快，就没有了当年我研究猴子时那样的严重恶化病例，也就是缺少了研究的对象。不过病人多，情况严重的也多，所以还不至于完全坏了研究的大方针。病人不在乎我通过对她们或他们的治疗能在科研方面有多大程度的收获，这一点都理解，毋庸多议。因为病人只要自己康复了就高兴。
城里已经沸沸扬扬，传开了这种说法，用当地克里奥语来说就是：“得了拉沙热，只要去塞格布韦马医院就行。”
光凭这一种口头传闻不是我们来此活动的根本目的。广而告之就得靠本项目规划中的教育措施，提高大家的防病治病认识才有用，其中特别强调老百姓都要掌握自我防护的必要步骤。
后来的项目主任黛安娜·贝内特（Dlane Bewnett）曾经网罗了一个受过开展这方面教育活动专门训练的人才，也是个女的，名叫卡西（Cathy）。由她负责推行教育计划。她能写善编，搞了一系列大小戏目，还有皮影戏和木偶剧。全部由孩子们自己演出的就不少。这成了由她领导的运动的一部分。小戏的典型套路是主角感染上拉沙热，致病原因不外乎不注意消灭鼠患。等出了问题和进了医院后，静脉注射特效雷巴抗病毒素，霍然痊愈，完全康复。当然，戏结尾时，总是全家欢乐，从此幸福地生活。
宣传教育的中心思想非常清楚，你只要躲开老鼠、把老鼠赶出家门就行。万一得了病，马上找人帮助，但不是找医务人员，而是找拉沙热项目中心。
当地社会中，音乐具有重大影响，所以也成了本项目开展宣传的手段。卡西的丈夫是位音乐家。服务妻子的需要，也成了运动的一分子。塞裕布韦马史无前例地有了个独一无二的长发披肩男子，有着一张西印度群岛的俊俏脸庞。他即兴编曲，唱的是黑人的歌，扣人心弦而效果显著。他认为黑人音乐的节拍正对本地人胃口。的确如此，他的音乐风格据认为来自西非洲。不过数日，他唱的那首“拉沙热大坏蛋”歌曲的曲调哼遍了全省。在当地由奥斯汀兄弟俩开设的迪斯科舞厅中，这首歌一炮打响，红极一时。磁带发行遍及全国。当时热闹到这样的程度，乐队游行遍历大街小巷，领头的全是本地乐师。队伍里用车推着一只纸制硕鼠前进，边走边用棍捶击纸鼠，最后付之一炬，火焚场面还有仪式，十分壮观。由大群戴面具和披长袍的人物参加，人人欢呼舞蹈，声震天地。
我们在此项目工作期间，上班时的保护措施有手套、罩衣和口罩等等。从多年工作的经验看，这些全都不可或缺。但是关键的是当心别让手指被感染上病毒的针尖刺破或者让病毒进入眼、嘴或伤口。在我们工作场所，到处都有家用漂白粉，可以当作防感染的消毒剂使用。凡是有一点点可能感染病毒的东西，我们决不会忘了用漂白粉消一遍毒。在病房里工作的护士们，也使用这一套办法。前后13年中，处理过的拉沙热患者在1500人以上，我们只有两名医务人员发生过感染，而且皆为意外事故，一个护士是眼睛里溅进了病人的血液。另一名是病人呕吐时他正好站在前面，污物沾上只穿凉鞋的光脚，恰好感染了一处伤白。两人当时都采取了紧急措施，注射了静脉雷巴抗病毒素，未酿成大祸。
每天我们巡诊一遍，采得血样，就回血小板实验室开始研究工作。唐娜和我两人整天关在里面，手工操作，分离血清，进行我们的必需试验。血小板功能试验引人入胜。在一般正常情况下，血小板的作用是制止出血。而拉沙热患者的血小板量多，照样出血不止。我们怀疑这些血小板失去了它们本应具备的止血作用。
当年对猴子的试验中，我们的怀疑是有了结果的。那未，血小板失效是不是出血的真正原因呢？还是遍布血管内部的血细胞的功能缺陷才是造成出血休克的原因呢？为了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着手分离血小板，但是却决不能让这些血小板死亡。我们的意思是说，在我们处理血小板的同时，也要保证病毒的安全，病毒也决不能死去。所以分离工作务必十分仔细才行。等我们把血小板分离出来之后，置放在专用机器之中，添加必要的化学药剂，目的是让它们像存活在人体中时同样地能“凝聚”起来，起到止血的作用。拿健康的正常人来说，血小板自然会把血管的裂口堵上，然而从拉沙热患者身上分离出来的血小板却是成块的，不能凝聚。显然，其中定有什么毛病。为解开这个谜足足花了我们6周功夫。我们知道乔在数周内要回来，我们希望能在他回来之前搞出个结果来。不料出现了意外，完全打破了我们的如意算盘。对我们精心策划的研究安排，无异是一个破坏性的反击。问题严重到我们从未遇到过的程度，拉沙热的研究遇到了严重的干扰！
珍妮·桑德斯事件
我抵达塞格布韦马没多久，就同这里的来自各方派遣人员做了朋友。传教士不必说了，主要的是年轻的志愿人员。有的是美国的和平队，再不然就是与它相当的英国海外志愿服务队。两者的差别在于海外志愿服务队在招募人员时讲究根据具体任务招相应人才，只收干过那一行的行家里手，看重资格经验。因此，这些人的年龄就得多上几岁，也成熟懂事得多。
美国和平队的志愿者，通常在村子里落户。干的是农业方面的项目。要不然，就教英语。他们天生性格开朗，总是一副开心的神情。不过模样很邀遏，邀遏得没有有个干净的时候。拿穿着打扮来说吧，总是满身红棕色尘土，全是本乡本土红砖粘染的。两只手又用棕榈油染得黄亮发光。当地煮炸烹煎都是用的这种食油。他们没有多少钱，这并不奇怪。什么时候能叨扰别人一顿饭、一杯啤酒、哪怕一口可乐，反正，只要是别人请他们的，他们一概感激不尽。如有聚会，有请必到，好在我们这里派对一类的聚会有的是。
乔有他自己的一套用人方针。项目需要能干帮手，他就从和平队里挑，挑最好的。我刚来塞拉利昂那会儿，项目中心正雇着三名和平队队员。一个名叫约翰的汽车机械工，我们跑公路的卡车全归他保养。第二个是医院管理人员苏珊·斯科特。第三个是苏珊的丈夫，电工，负责我们的发电机安全运转。
至于那一帮英国海外服务的志愿人员主要是医院里出身的专职护士。她们在英国本上就是拔尖的好手。她们之所以来非洲，就是出于追求冒险和换换生活方式的心情。再说，她们对久居国内毫无兴趣。因为她们如获升迁，必然是做行政工作。而她们这些人的本性喜欢的还是实地动手的经历，认为这要比填单子、划表格强得多。
后来，我结交了她们中间的三位：迪尔德丽（Deirdre）、莱斯利（Lesley）和希拉（Sheila）。三人中，资格最老的是迪尔德丽，她来塞拉利昂已有两年了，莱斯利和希拉初来乍到，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这里的环境，如当地习俗和文化差异等。
迪尔德丽有一位好友和同事，芳名珍妮·桑德斯（Jenny Sanders）。两人身分相同，都是英国最高资格的护士和产婆（助产士）。当时，珍妮在我们住地25英里以外的潘古玛医院工作。
特别要说明一下，潘古玛紧邻钻石矿区。赶来这一带打工的人，都挤在狭窄的住所里，像沙丁鱼罐头似的同老鼠挤在一起。简直成了滋生拉沙热的肥沃土壤。这家医院本身，由于曾经出过院内感染拉沙热病例，一时成为塞拉利昂同行业中的先例，多少有点名声不好。
珍妮不管这些。她在潘古玛过得挺美，生活的热忱毫不受损。说穿了，是从来没有人把几年前医院职工曾因感染而死亡的不幸情况告诉过她。珍妮正在青春年华，生活无限美好。她玩橡皮回力球，也游泳。当地钻石矿有俱乐部。那里有这些设备条件。她朋友多，未婚夫多米尼克还形影不离，呼之即来。因为他也是英国海外志愿服务队员。他的工作是在塞格布韦马学校里教书。
珍妮日常忙于护理病号和接生婴儿，过着老一套的上班生活。谁也没有同她和她的队友们提起过拉沙热的厉害，也没有人告诫他们要谨防感染的危险。这种无视危险、不承认现实的做法，有点儿像大家合起伙来搞鬼似的。如果同当时当地有关拉沙热的宣传搞得无处不在的情况相比，简直是十分荒谬的。凡是拉沙热方面的事，不论是谁，都是来我们这里求助的。奇怪的是，就是这个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部门，从来没有向我们提过。也许这些英国人非常偏执，他们通常总认为：为什么要美国人插手？英国的机构没有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何况这里原来还是大英帝国殖民地。后来弄清楚英国海外服务队的随队医生已是古稀老人。他原来是伦敦高级贵族医院贝尔格雷维亚的医生，可能他这一辈接触过的传染性疾病不会大多，更不用说这类奇怪的拉沙热病例了。
星期日的早晨，意味着是项目工作人员一天休闲的开始。在平房面前，葡萄袖树荫下，随意看看书何等惬意。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所以那天医院里招呼鲍勃·克雷文马上赶过去，显得十分突兀。我们都弄不懂，有什么事情这么要紧非得要项目主任亲自出马？
克雷文隔了一个小时才回来。从他脸上倒看不出有什么忧心的事。他脾气不好，沉默寡言，大家没有什么好同他多谈的。这次原也没有指望他多说上几句什么。然而他反而向我们通报说海外服务志愿队的潘古玛护士中有一位病了，来住院。她发烧，同希拉和莱斯利同住一室，再一问原来是珍妮。克雷文接着又说，潘古玛医院的英国老医生迈克尔·普赖斯负责照料她。迈克尔虽然认为珍妮得的是伤寒，要不就是疟疾，他还是把克雷文请去，因为他怀疑也可能是拉沙热。
我去探视时，珍妮自己认为她可能染上了疟疾。我打从第一次见到她，就喜欢上她了。她长相俏丽，典型的英国金发姑娘。特别是性格好，乐乐呵呵的。她说前天晚上，她已经感到头痛了，还有点发热。她没在意，还去参加了一次舞会。迈克尔医生首先假定她得的是疟疾，就用氯奎因来治。服药后无任何起色。我们开始怀疑起来，认为不太像疟疾。那么，只能是下一种可能了，她或许真的染上了拉沙热。
然而证据不足，不能下定论。珍妮身上没有出现拉沙热的抗体。这一点当然不能说明多大问题。拉沙热得病初期，找不到抗体是常见的情况。再查珍妮的肝功能AST指标，也还没有达到乔认定作为拉沙热治疗依据的标准。虽说这是乔订的标准，但确实有用。根据这种检验不出具体结果的情况，鲍勃决定暂不开始用雷已抗病毒素治疗。从严格的意义上说，鲍勃的决定是正确的。
尽管这么说，我们却丝毫未能宽心，乔当初逐条订下这些诊断依据，是把患者从住地送来医院这一段耽误的时间也估算在内的。一般说来，当地患者都是指望在家中等上几天能好了就万事大吉。要拖到实在没法拖下去才送医院。老百姓从经济上考虑，教会医院再便宜也还是得花上一些钱。此外，还有一点当地的特殊情况：生病先找巫医，这是惯例。医院从来是被当作万不得已时的救命倚靠。如此因循延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