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当地的特殊情况：生病先找巫医，这是惯例。医院从来是被当作万不得已时的救命倚靠。如此因循延误，等病人送进医院，基本上都已经到了疾患严重阶段。
但是珍妮的情况全然不同。她才发热两天，真要是感染上拉沙热的话，病情刚刚开始，离发作且远着呢。这就意味着化验的结果都可能相对正常。然而病毒治疗的关键却是要求一感染就下手，越早越好，才能制止病毒种下难以挽回的恶果。珍妮事件以后，我们如果再遇上珍妮同类病例，只要有拉沙热的可能，我们都下得了手按拉沙热治疗；第二天，早上，我同一位名叫库尔布拉（Coolbra）的护士一起走进院子的时候，说到珍妮的情况。他也十分关注珍妮，而且一直在认真观察。他是我们知道的这帮人中间同拉沙热患者打交道最多的一个。我在等他回答我要求他谈谈他的看法时，垂下双眼，盯着脚下窄窄小道上的青草不敢看他脸上的表情。
“她得的是拉沙热。”
他说得斩钉截铁，没有丝毫怀疑或犹豫。那正是我害怕的。
我们继续悉心护理珍妮。医院病房条件大简陋，朋友们把她安顿在希拉和莱斯利住所里。我们下午下班，从实验室回驻地，途经那里时，天天可以看到她在廊下坐着。多米尼克陪在旁边。小伙子可稳不住了，愁个没完。要是珍妮真的没有问题，他也免不了心痛她这心痛她那，现在，不用说，更是着急得发疯似的。
三天过去，情况依旧，虽不见好，也没有向坏里发展。待到星期四下午我们最害怕的事得到了证实。
珍妮突然间开始痉挛抽搐。接着就是昏迷，失去知觉。无可怀疑：痉挛是拉沙热最坏的症状之一。实际上我们知道凡出现痉挛现象的拉沙热患者无一幸存。痉孪现象意味着病毒已侵入脑部。当天晚上，珍妮开始注射雷巴抗病毒素针剂。目前，再也无法可施，只有等待——并希望。
翌日一早，我们又给珍妮验血。这次的结果十分明确。抗体阳性，肝功能试验的指标上升得快极了。再也不存在所谓的情况含混不清问题，珍妮不只是病了，而且已呈现出拉沙热患者垂死前的一切症状。
星期五晚上，克雷文值班护理。实际上项目的全体人员都自发动作起来。鲍勃一发困，迈克和唐就把他替换下来。我和唐娜负责实验室方面的任务。连没有医药技能的人员也都投入抢救活动，尽其所能提供合作支援，如让护理人员随时都能吃饱喝足。真要论重轻主次的话，迪尔德丽和她的一些朋友才是真正的英雄。她们分4小时一班、24小时轮流值班，保证珍妮身边有两个护士守着。分分秒秒都无间隙。她们奉献爱心的行动臻于至高无上境界，我承认凡我所见到过的护理工作，都无法与之比拟。她们给珍妮勤翻身，防止出现褥疮。她们给珍妮擦洗、吸痰排液，保持呼吸畅通。她们监理静脉点滴动静，定时准量给珍妮注射雷巴抗病毒素。尽管她们所能用以进行这一切工作的器械设备都嫌简陋普通，她们都能尽力做好。
在此期间，珍妮一直沉睡昏迷，毫无知觉。针扎进去，没有任何刺痛的反应。面对这种情况，护士们一如既往地冲着珍妮该说的说、该问的问。她们相信只要她们问、她们说，凭她残存的知觉，她总能听到她们的所问所说，从而从中得到有助于她战胜病毒的勇气。可是她们心中苦。她们是懂行的医务工作者，她们都承担着她们的知识让她们看清的事实的压力，星期五晚上，她们全明白，珍妮要死了。
另一方面，所有护理人员为了保证自己不受感染，都采取平时处理拉沙热患者和对待他们的分泌物时一贯使用的既简单而又绝对一丝不苟的规定措施，谨防万一。首先，准都要戴好口罩，套上手套，穿上罩衣，才能进入珍妮的病房。人与人之间感染，不通过空气，而是血液接触。对于橡针尖或锋利的器械操作，大家一举一动都慎之又慎、小心在意。漂白粉的作用跟在普通病房内相同，大量使用。
每一个进入珍妮病房的人，都先得听我们给他或她上课。先解释拉沙热病毒的传染途径和方式，随后仔细说明注意事项。对护士们和多米尼克还多加一层预防措施，都给服用口服雷巴抗病毒素。万一传染上了也好先抵挡一阵子。这套操作和防护程序得归功于乔及其同事们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已经成了项目中心的规章制度。其中：一部分是病毒的情况介绍，另一部分是护理人员的保护措施。
与珍妮待护病房相毗连的是一间起居室，现在已自然而然地成了多功能厅：饭堂，咖啡茶座，休息室，一切为我们所用，开会于斯，沟通信息于斯，稍恿片刻以利再战也于斯。我们还有个任务是多方支持多米尼克，不管怎么说，他对医药疾病一窃不通，更容易惊慌失措、需要多加安慰鼓励。他在病房里陪珍妮坐着，肩并肩、手握手，说说话。总的说来，这些还是不够的。他还应该多起些作用，还能多起些什么作用呢？说来果然还有他为她更大的用武之地。
病毒使珍妮出血失血，因此需要输血补血。问题是珍妮的血型特殊，是RH阴性血。可能给她献血的人因此就不能有非洲人了，因为非洲人全都是RH阳性血型。我和唐娜两人星期五就开始进行用珍妮的红血球和血清同献血人的血清和红血球交配、用测试能否凝集的交叉配合法，设法找出能提供RH阴性血液的输血人来。我们验血的对象只可能是全院的白种人。我们抽验的第一个人就是多米尼克。似乎我们很走运，反正当时我们真是这样想的，多米尼克竟然正好是RH阴性。
迈克尔急着给珍妮输血，我们肯定，需要的血量很多。我们不想等输完了多米尼克的血再说。我们还是接着干我们的交叉配合查找更多合适血源的工作。
下午将近黄昏，我从外面返回实验室，只看见唐娜蹲坐在实验室门的台阶上，旁边就是通常患者坐着等候试验结果的木条长椅。唐娜手里拿着那块我们用来做交叉配合试验的碎砖。我们的方法把献血人的血液同专用试剂混和起来。要是试剂出现凝聚现象，也就是集结成块，等可以看得出粗糙的红色颗粒，就成了。什么试剂得出什么反应，也就可以判定是什么血型。此法简单，然而往往可靠。要是哪处不具备品种齐全的血库的话，就只能用这个全世界都采用的方法。唐娜跑出来坐在外面，想光线好些，抓紧日落前的一段时间观察凝集变化。她脸上有股焦虑不安神色。我看出来了。“出什么事啦？”我问道。
她转过脸来望着我。
“瞧这儿，”她说道。“我这次是查的我自己的血……可是……”
“可是什么？”
“我们用的试剂说我是RH阴性血。”
“你是RH阴性血吗？”
“苏，依我所知我是RH阳性！”
这简直乱了套了。我们决定马上多查几份血。果不其然，不管查谁，查出来的结果都是RH阴性。这等于是向上抛掷50次银市。落下来一看连续都是正面向上，话可以这么说，概率法则证明没有这种可能。总之，全体非洲人和85％的白种人都应该是RH阳性。足以解释出现这种现象的可能性只有一个：我们现在用来查验血型的抗清已经过期，因而失效。我们两人面面相觑，决定应该立刻采取措施。时不我待，两人直奔医院，搜遍所有冰箱，设法找出些贮藏日期较短的抗血清来。
总算走运，我们在一只塞得满满的冰箱犄角旯旮里翻出了一些日期较近的试剂。两人再次直奔化验室，把做过的血样重新再过一遍。多米尼加的血样领先，他的血现在正在流进珍妮的血管！这次查出来的结果果真不是RH阴性，而是RH阳性，同珍妮的血型不合！
于是两人重新直奔珍妮病房马上把输血装置关掉，迟了，已经输进去了一部分了。
把RH阳性的血液输入RH阴性血型的妇女身内不至于引起急性反应。别的血型混交则完全可能。不过，有部分妇女对RH抗原会产生抗体，今后如果怀上RH阳性男人的孩子，定会发生特别严重的妊娠困难。话又说回来了，此时此刻已经顾不到今后怀孕方面的问题，珍妮能否活得过今晚，我们还说不好呢！反正要是没有血型合适的血，她是肯定活不过去的。要血——而且是RH阴性血。去哪儿弄到使现在试验方法已经靠得住了，在试验过的血样中，没有查找出RH阴性的血型，又有什么办法呢？
去哪儿找RH阴性血型的人呢？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也是珍妮急需解决的，她由于肺部积液，出现了严重呼吸困难，而且急速恶化。珍妮需要氧气。这所医院在塞拉利昂可以说相当不错了，却还是连供氧设备都不具备。凡是现代化的医院的最基本设施，包括调光机在内，这里全都没有。
好不容易找到了两只没有用过的氧气瓶，问题是，重新灌装得上弗里敦。来回两百英里我们都已领教过的崎岖公路是场疲劳战。现在交给了英国海外服务队的头头和他的司机去完成，要等布赖恩两人把装满氧气的氧气瓶扛回来之后我们才得进行另一场艰巨的任务。采用什么吸氧方法呢？这里迪尔德丽和她的伙伴们平时都使用插鼻式导管导入氧气。其不理想的原因是输入气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珍妮需要换气设备。扩而大之，珍妮需要一切齐全的特护病房。就算在塞拉利昂能找到这样的医疗条件，她也病得不宜搬动。现在只能靠自力更生、尽我们的所有吧。
等决定从鼻腔导入氧气后，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用这种方法输氧，等于禁止使用蜡烛。而蜡烛在我们发电机不能工作对是必不可少的唯一照明工具项发电机不能工作又是司空见惯的常事。氧气瓶一开，再点蜡烛，我们都得随同爆炸飞上天。于是大家又忙乎开了，上塞格布韦马借的借、找的找，尽可能搜罗手电筒和手电池。这些都经过考虑并备妥以后，我们这才有条件给珍妮输氧。
到星期五晚上，珍妮已昏迷了前后计24个小时。她昏迷的程度越深，呼吸起来就越加困难。鲍勃知道珍妮已经引起肺水肿。体液还在充灌肺叶，妨碍呼吸功能。我们怕的就是出现这种情况。当初我们做猴子血小板实验时，就曾领教过这种危象。我们从实验中发现的就是病毒不知怎么搞的能让肺血管不能维持应有的功能。之前，也是同一天，测试珍妮血小板的结果，也证明是同样的功能丧失。
我和鲍勃商量让珍妮试试我们一直在实验的前列腺素研究中的方法。首先她现有的情况同实验中总结的标准全部吻合，更何况她的拉沙热险情已属死亡阶段，而我们试验的药物曾经用于败血性休克，效果很好，兴许这个前列腺素也有遏制病毒的致病作用并帮助恢复珍妮的血小板功能，两人反复商量，一致认为此举有得无失，此得之大就是能保全珍妮的性命。接着就安排给药输液，边输边观察珍妮的反应。基本上每10一20分钟监测一次，以便调整剂量和输送的速度。除此以外，又只能等，静候结果了。
将近子夜，珍妮的呼吸显得非常困难，每次都得大声咕咯。病房里由鲍勃、边尔德丽和莱斯利陪着她。四人共呼吸、同命运，仿佛人们常说的一鼻孔出气一样。鲍勃轻轻旋快输入前列腺素的速度，想加快取得疗效。真的她在几分钟之后看上去有了些动静，呼吸显得稍为轻松了些。鲍勃一点不敢疏忽大意，想再看看有没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决定再加大剂量。珍妮果然又咕嗜作声，鲍勃也就再次加速输药，咕嗜声也再次回落，呼吸不再窘迫。于是鲍勃决定继续给药，只要能使局面改观，就给下去，一直给下去。
当天晚上，我离开病房回去休息时，按情况看，我肯定珍妮最多也挺不过次日凌晨。生死如此，我们都不例外。第二天天刚蒙蒙亮，我像平日一样起床，去小坡顶上岩石那儿我的三块石灶点火煮早点，路上迎头碰上从对面过来的鲍勃，鲍勃一副倦态。一夜未睡，然而精神振奋而紧张。他一反常态，话多起来了。
“真是奇迹，”他说道。“珍妮活下来了。我看真是前列腺素起的作用。”
说完，鲍勃这才回平房去歇一会儿。早餐后，我同唐娜一起去探视珍妮。她还活着。但知觉却还是没有恢复。好在呼吸舒畅多了，发烧也下去了。
我们这帮人除了布赖恩同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的司机为了每次灌氧气而去弗里敦外，都离群索居，孤零零守在塞格布韦马。电话当然是没有的。除了偶而用无线电同美国大使馆联系几次外，同弗里敦别无任何联络途径。其实无线电常坏，靠不住。可是我们现在还需要血，得从塞格布韦马以外的别的地方去搞。想来想去同外界联络的办法，舍此别无它法。那就是当年乔在扎伊尔时发挥聪明才智的老办法：请传教士帮忙。人们来了。像当初移来非洲地区时那样来了。不声不响地来了。响应无处不在的道听途说、小道消息、口头传说，自发地来了。都来献血。有的开着破烂得叮哨响的卡车来，有的骑着摩托车来，也有的踏自行车来，只要能把他们驼来就行。人人都是红尘扑扑、满头满脸都是，却没有一个嫌长途奔波、说牢骚话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目标，关心一位垂危姑娘的命运。其中有些是珍妮的熟朋友，大多是陌生人，只听人介绍了她的遭遇便自动来了。我和唐娜一心只顾找出一个合适的献血者来。有这么多手续要办，简直忙得不可开支，像接待、记录姓名、绷紧压脉带、选找静脉管、消毒、插针头等等。我埋头干活，顾不得抬头看人，连副面相都不记得，重要的是胳臂。然而，我知道这些人来自四面八方，因为听口音是各色各样的：美国的、英格兰的、爱尔兰的，苏格兰的、加拿大的、德国的、北欧的。我一边抽血，一边也给他们介绍情况，说我们打算怎么做，珍妮如何如何命若悬丝。
一遍一遍，我们在那块碎瓦片上验血，做交叉配合测试，当然使用的是新试剂。一遍一遍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