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遍一遍，我们在那块碎瓦片上验血，做交叉配合测试，当然使用的是新试剂。一遍一遍我们得出同样的结果——阳性，阳性，还是阳性。没错，只有15％的白人是RH阴性。阴性在哪儿呢？我们确信一个RH阴性的献血者迟早定会出现的。
真的出现了，也许，是上帝的赐予。这算不算是天意的标志，或者应该看成神的风趣呢，这我没法说得清。这位中选的RH阴性血型献血者一身传教士打扮，来自凯内马的天主教会。他是珍妮的最后一个献血者，——可能的救命恩人。
珍妮的情况在有些方面逐渐稳定。但总的情况还是严重的。我们说不准她这会儿好些、隔会儿又会怎样。危殆的症状并未消失。脑袋和颈脖部分呈现肿胀模样，那就是拉沙热末期的症兆。肿胀自头至肩蔓延一大片，珍妮完全脱形，没有了原先的俏丽金发姑娘模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无法辨认，判若两人。
与此同时，珍妮还出现了大脑下神经遮断所致肢体僵硬的现象，也就是患者全身变形，头向后弯，上肢向后展伸，双腿自臀部以下僵硬挺直而后拉。这幅情景令人不忍卒睹。说明高级脑功能全缺，体姿自然变形。珍妮本人完全没有意识，对任何刺激都无知觉，她的这些朋友们还是继续仔细护理着她，一直对她说话。她们仍然坚信她能听得见。我们再一次陷入无能为力境地，只能坐等，抱着希望。
采取血样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过。不管事态有多恶劣，对疾病的研究是我们不变的职责。但是，无可回避的事实摆在面前，我们神经受挫、计穷力竭、缺睡少眠、精疲力尽，然而这场苦难的经历总能有个尽头。
日复一口，珍妮还是挣扎在死亡线上。我们企盼着能出现转机，既然病情的发作已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潮涨潮落，也该是消退的时候了吧。可是任何一点所谓我们察觉的有所好转的迹象，其实都是我们脑中的想象。一切照旧，都没有变化。这种情况我们还能忍多久？我们还能文持多久？意外问题果然开始露头了。
那一天，我刚从珍妮身上抽出血样，手一滑，落在地上，就在我脚面前碎成一大片。当时因为手套在漂白粉溶液里洗了，发粘，也怪自己不小心。真的生气也只能气自己笨手笨脚。我从一时震惊失措中转过神来，同唐娜对望一眼，就马上往沾污地面上洒漂白粉，让消毒液浸泡足足半小时才擦洗干净。失手当时旁边没人，血也没有溅开，没有祸害别人。真是吓死人了。
珍妮的高烧终于退了。这场人同病毒之间的大战，以我们得胜告终。这是聊可告慰的一点。没错。但是仅此一点而已。她还是没有恢复知觉的任何迹象。我们为此而争论了半天。怎么办？五个都是医生，还专门同拉沙热打过交道。把珍妮从病毒手中夺过来并没有了事，这样严重的脑损伤岂不要让她永远昏迷后半生，一直做个植物人？这是我们最担心的间题。我们以为眼下的情况得找个脑神经专家看看，才能摸清损伤的程度，然后再决寇该怎么做。也许该给她用类固醇。
可是在塞拉利昂去哪儿找脑神经专家呢？应该把珍妮送回伦敦去！趁现在状况还好，可以经得起搬动，全程空运，靠飞机解决问题，也许成。走公路岂不要了她的命？
无线电又坏了，不能用。无法向弗里敦求援，非得有人再辛苦一趟，跑上这儿百里颠簸土路，直接找英国代表团方面的人洽谈，提供安排。我和鲍勃自告奋勇，因为我熟悉我们该同伦敦方面哪些人联系，而鲍勃作为项目主任，出面最好。
又一次受这条破路的折磨，一到弗里敦，顾不上洗去尘土，立刻上门找英国高级专员。他看上去挺胄帮忙，满口答应说我们需要的帮助，他全明白，说他十分关心珍妮。他立刻着手联系，联系上后让我们同伦敦女王广场的一流神经科医院直接谈话。于是我把我们的要求说了。对方医生表示同意接受珍妮。不过，他又强调说，决定权不在医院，要经过科佩特的伍德医院的医务高级顾问批准才行。这一点我过去听说过，英国确有此规定：凡出血热之类的病例有关事宜慨由他监理。
我刚同这位高级医务顾问在电话里搭上话，他就迫不及待要让我明白他本人曾处理过9件拉沙热病例，在英国算得上是排行第一了。接着，他又说关于拉沙热的一切有关问题，他没有不知道的。伦敦北区就有科佩特·伍德医院的专设“泡沫”隔离病房，伦敦区域范围内出现的出血热症状的病人，不论确诊与否，一概往那儿送。所以，不用说，他不需要任何人指手划脚对他说长道短重复拉沙热患者的治疗需要了。至于我向他介绍说我恰好是在西非洲拉沙热的中心地带与研究拉沙热十余年的科学家共事等等情况，等于白说。他置若罔闻。他的态度实在令人吃惊。
“你们全都干得不错，”他完全是一副居高临下的上司口气。“再接再励，好好干。千万就地把她照顾好。”
我气往上涌，使劲往下压。“阁下，”我说道，“这是5个完全够格的医生对她的诊断。她的拉沙热已经完全治好了。现在要给她治的是疾病造成的并发症。我们的一致观点是这里的设备不足，不可能进行适当护理，而且她非进行脑神经检查不可，这些只能由伦敦医院来解决。”
高级顾问就是无动于衷。反而说我们估计错了，病人飞行不宜。总而言之，按他的说法，我们全不懂事，全在胡来。
他一副针刺不透、水泼不进的口气。“本人认为把桑德斯小姐遣送回来是毫无道理的，让英国的医务人员冒此风险是不合适的。”他正式表态说。
我再次强调乔学识丰富、经验老到，判断不会有错，就算还有感染残余，也是微乎其微，只要谨防针刺之类、避免血液直接接触，谈不到什么大风险。他全不理会，口口声声要我们在当地护理，就是死在当地，也要比把拉沙热带回去，让伦敦冒感染拉沙热的风险好。我们解释说病人烧已完全退尽，现属无烧症状，根据所有数据实录，从方方面面看，所谓风险，也是绝无仅有的了。但是，对他说来，解释不解释，都一样。连我们一再强调珍妮年轻，事业性强，专业上有一套，为了非洲的穷苦百姓，抱着奉献的理想，远涉他国等等，全白搭。一切同他无关，他对她不负任何责任！我伤透了心。却拿他毫无办法。此时此刻，我真为我自己的国家，感到非常羞愧。
站在我们旁边听着电话对话的高级专员副手也深震惊。等电话挂上，他二话没说，走出房门，马上去找他的上司，高级专员听到这位埃德蒙顾问的态度，也生了气。这下就好了。我离开专员办事处才半小时，高级专员副手跟着就打来电话。那天碰巧，弗里敦的电话管用。我正在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队部接到电话，高级专员向我宣读一封文句十分得体、但措辞相当强硬的电报的全文把我同埃德蒙顾问之间的谈话概述一遍，谁都听得出其中谴责和抗议之意。高级专员说此电即发伦敦外交部，希望能搬出个压得住埃德蒙顾问的人物来解决问题。
该做的和能做的都做了，真要抱着好大一个立见成效的希望的话，失望也就更大。事实上，接下去什么动静也没有。看来英国的官僚机构真是僵硬透顶。全世界任何地方都能办得通的事，在英国显然还会碰壁。
一句话，这个问题是这样的：务必不惜一切代价保证英国医务人员不受病毒的侵害。既然说这句话的科佩特·伍德医院埃德蒙顾问也说了应该让非洲的医务人员继续护理好这位拉沙热患者这样的活，我只能这样认为：非洲医务人员肯定是无足轻重的了。
我返回塞格布韦马，失望透顶。我尘土未除，疲劳未消，一脚踏进院子。好消息迎面面来，唐娜冲着我说：“珍妮醒过来啦！”她大声嚷道。“她听得到别人的声音，有反应。谁护理她，她都能认得出来！”
久违了，这样好的喜讯。唐娜告诉我说，她在教会的无线电里听说，珍妮的父母已经动身要来这里陪伴她。我也宽了心，总算能让当爸妈的看见自己还活着的女儿，而不是一个处在昏迷状态中的陌生人了！
珍妮的双亲来到了塞格布韦马。当然痛苦心酸。刚一照面，满脸惊恐的表情无法掩饰。我心想他们是不可能体会珍妮刚不久还挨着鬼门关边上站着的情景了。还有一点，现在太乐观，为时尚早。果然二老刚来不几天，珍妮又出现了反复。她得上了肺炎，细菌性的，来势凶猛，甚至喘不过气来。实在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动气管切开手术。气管切开手术是把气管切开，在口子上安一根管子，另辟呼吸通道。动完手术，珍尼的好朋友们又是一番自我动员，安排新一轮妥善护理。首先是抽除痰液，保证气管通畅，不至于把手术切口堵塞。她们使用小型的脚踏抽水泵，同导管连，否则不可能直接从支气管抽吸。既然用了导管，又得增添配用抗菌素。
就这样，珍妮再度缓慢地恢复过来。头部和脖颈一大片的肿胀消褪了，逐渐重现年轻姑娘的昔日丰采。只是消瘦和苍白得可怜，像她本人，但更像是她本人的复制品，也许可以说像是她自己的幽灵，幻象。
乔回来了。他一到塞格布韦马，大家抢着把前后经过对他说了。整个事情的发展使他惊讶不已，看到珍妮捞回一条小命，连说太走运了。使他十分觉得不妥的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潘古玛医院不该发生珍妮感染拉沙热病毒这样的意外事件，怎么可以谁也不闻不问落实保护员工的措施呢。第二就是治疗方案本身的问题了。
“以后，”他说道，一定要吸取教训。下管是哪家医院，哪位员工，只要出现象这样的接触拉沙热患者的情况，就得用雷巴抗病毒素处理。今天说来容易，珍妮一到塞格市韦马，当时就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才对。“
他说，事到如今，该做的都做了，他也没有更多可做的了。大家现在最为关切的是要把珍妮送返伦敦才好。
在我徒劳往返弗里敦之后的第10天，我们听说高级专员的电报事实上还是在伦敦产生了影响。英国当局改弦易辙，推翻了原来的决定。他们已经允许把珍妮送回去。这个结果使我感到意外，看来我的表现比我自己认为的要厉害得多。可是时过而境未迁，珍妮的问题还多，还都没有解决。但是准也没有料到她的苦难的最坏部分还在后面呢。
把珍妮撤出，运返英伦，竟然采用全副军事行动，这真是准都没有想到的。伦敦方面认为有必要动用皇家空军，运送象珍妮这样日见康复病患已除的年轻护士，在他们看来这是件严重大事。在塞格布韦马的历史上，为她如此送行倒真是一件热闹非凡的盛举。我们担心的问题中，就有确保珍妮赴英全程安全舒适一条，因为她的心血管系统很不稳定。从塞格布韦马列弗里敦这一段正常人都得骨痛腰酸的艰难路程，让珍妮车行，珍妮绝对承受不了。有人就去打通关节、走门路。塞拉利昂总统西亚卡·史蒂文斯慨允借用他的私人直升飞机。遣憾的是直升飞机只能降落在当地的一片足球场上，而足球场离项目中心所在地还有足足一英里糟糕透顶的小路要通过。珍妮上飞机时的场景了不起：城里人大都来了，而且热情高涨。然而把珍妮送到飞机停靠场地的过程又得煞费心力。
只有自力更生，临时想法。能把珍妮连床垫带人一起装上去的只有我们的一辆卡车，而且是运鼠专用车。活鼠死鼠全是它运。我们运送的还是供试验拉沙热病毒的实验室用鼠。连我们自己都觉得此举颇具讽刺意味。
我们来到飞机场地，随机来的英国医生如临大敌。为此行接送任务，他给自己配备了大家从电影《星球大战》中才能见到的全副装备。此时他立刻戴上像平时大家再熟悉不过的防毒面具模样的呼吸面罩。两名法籍直升飞机驾驶员看傻了，等扭头看见从车上抬下躺在床垫上的珍妮，他们禁不住担心起来。
“运她有没有危险？”他们问道。
显然，谁也没有事先向他们打过招呼。只能由我们自己出面，尽量向他们说明白，说我们天天同珍妮守在一起，从来不认为会有任何危险。差劲的是我们自己的这位空军朋友。这对珍妮很不利。
我抢步上前，把呼吸面罩从他手中一把夺了过来。
“听着，”我说道：“你拿上这个就足够了。”
说话间，我在他现在空空的两手中塞过去一副手套、插鼻用的吸气套管和清理肺部的手泵。医生却也没有反抗。我直感认为他知道我是对的。再说，当天一上午他都在我们的病房里呆着，检查了比伦敦所谓的专家一辈子接触过的拉沙热病人少说也得多上一倍的真正患者。
四周多的是观众，都见到现场这一出好戏。直升飞机一升空，大家齐声欢呼起来。拉沙热对他们说来大熟悉了，都知道此病的厉害。有人能活过来，得到康复，好大喜事，让大家高兴。现在，珍妮有人送回去了，我们省了这一趟。不过，现在回想，要是有我们陪着走的话，不用说，她会好得多，再也不该受到她后来受到的那种对待了。
隆吉机场一听到直升机来了，严阵以待。很明显，珍妮还是被当作传染性极大的病人。否则为什么要命驾驶员在机棚后面降落，躲开众人的视线？说起来，好像是执行秘密军事任务。直升机刚着地，运输机上就跳下一队头戴防毒面具，身穿红色防护隔离服的皇家空军。他们一上直升飞机，首先把珍妮塞进泡沫隔离箱，飞快扛回运输机，飞走了。
就在飞机启动升空前，这帮英勇的机组人员没有忘了把防护装置脱下、抛向跑道。这就是他们为了保护自己，排除只存在于他们想象中的感染危险的应付办法。无法讳言，接照他们的看法，这些防护服对英国是太危险了，而留给塞拉利昂当地人是完全不成问题的。
当时这一幕恶劣丑剧，英国海外服务志愿队长布赖恩从头至尾看在眼里，震惊之余，惭愧得无地自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