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 Francevill）的人们得以及时地控制了疫情的传播。
问题是无法证明埃波拉病毒不是空气传播的。你可以证明有些事确实发生了，但你无法证明它从未发生过。我们有空气传播的鲜明的例证，如水痘，流感，麻疹，但这些疾病与埃波拉有明显的区别。首先，它们的宿主是人，人是最大的传染源，呼吸系统则是主要目标。为了通过空气向人类传播，这些疾病基本上都是有联系的。这是疾病传播的主要战略。第二，由于麻疹一类的疾病具有如此轻易而快捷的传播方法，它们袭击人的比率大大高于埃波拉病毒。大多数的非洲病人是在没有空气的房舍中接受看护的，其他在空气中繁殖的病毒，甚至像肺结核这样的病菌都会轻而易举地传播开来。在这些病例中，许多都受到了传染，但埃波拉病毒与它们不同。
确实，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实验表明空气传播几种出血热病毒是可能的，但这需要把面罩罩在豚鼠和猴的脸上，在这样在压力下面罩可以输送大量的病毒。在这个实验中，所有的动物都被感染了。显然，这不是自然传播。这项实验唯一的教益是如果你按紧面罩就可能染上肺炎以及你想要得到的一切细菌，包括皮肤表面的非致病细菌，如葡萄球菌表皮细胞。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实验没有使用任何非致病细菌有机体作为控制手段对实验目的进行说明。
即使有了证明，我也相信虽然空气传播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个别的。这并不是我最关心的，我们曾经把一份所有可能接触过病毒者的综合名单分类。按照他们接触的程度，把他们分成高危、中危和低危三类，然后对各类进行观察。我们确保每天与名单上的人接触以便掌握他们的整体健康状况，并检测他们是否发烧。
此外，我还要保证准备好适当的药品和病房以便为可能出现的病人提供医疗。我们的工作方针与在芝加哥时的一样，病人将被正规医院接收，并得到应有的医疗照顾，可能还包括隔离护理技术。这样做有以下几种原因，第一，患有出血热病人需要最高质量的医疗护理，这一点除非病人能比较容易地得到，特别是得到监护，否则就谈不上。第二，病人很难住进四级高控病房。在为病人寻找医院就医期间会丧失宝贵的时间，而且更多的人将在运送病人中受到感染。出血热患者难以承受运送时的颠簸，因为他们的心血管系统很脆弱，有发生休克和出血的危险，搬运会引起死亡。第三，分配到高控病房的医务人员也许不能保持三级护理的高标准，除非他们每天练习。如果大城市的医院没有这些设备，有些事情就很难办。
我有证据支持我的观点，我只需指出几年前一些拉沙热病人在病因不清的情况下被送进了伦敦一些医院的普通病房。有些病人甚至在他们康复后也没有得到诊断。在没有隔离护理下，没有一位医务人员受到感染。阿兹基韦的血液中含有比任何其他病人都高的拉沙热病毒，但是在芝加哥一家三级医院与他接触的人中没有一个受感染的。
我和费尔法克斯总医院的流行病学家和传染病专家阿兰·莫里森博士（Dr。AllanMorrkon）以及监护小组的医务入员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仔细听我讲述对他们面临危险的估计，并听我解释他们应该采取的预防措施。为了应付不测，库卡·佩雷斯（CucaPerez）搞来一个移动式实验室配有检测第四级病毒病原体的设备。这样。我们就有能力在任何埃波拉感染可疑的地方给任何病例检测血液和血清并且及时做出诊断。库卡负责在必要时做试验。
我们没有等待很久。
12月4日，雷斯顿的一个动物饲养员早上去上班时发烧，并开始呕吐。在气氛高度紧张的猴子实验室里，这足以使人们拉响警报。病人被急送医院并收进了监护室。医务人员按常规接收病人。使用了我们建议的保护措施并给病人做了全面检查并了解了病史。我立刻意识到假如他得了埃波拉病。对此我表示怀疑——可能不是非洲感染的那种传统形式的埃波拉病，埃波拉的一个显著症状是突然发烧、肌肉酸痛、关节痛、头痛，你会立即感到生病了，而这个病人没有任何这类症状。
但是，也许他感染了另外一种形式的埃波拉而我们对它一无所知。因此，我们得为这种病的不同表现做好准备。在2。1小时之内，库卡的一系列呈阴性的检查结果证实了我的印象。不是埃波拉。这时病人退烧了。据我猜测，那人的病是焦虑所致。考虑到雷斯顿的环境。我不责怪他。
亚洲病毒引起的骚动
1989年11月30日晚，我觉察到隔壁特殊病原体分部一个小办公区乔的办公室内发生了不寻常的事。弗雷德和乔在一起。听声音就知道弗雷德很激动。我好奇，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探头向屋里张望。他们看见了就让我进去。
“罗塞尔将军刚从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给弗雷德打来电话”。乔说。“彼得说他在雷斯顿一个实验室的一些病猴身上发现了看来很像埃波拉或玛尔伯格的病毒，就在华盛顿附近。”
我很了解彼得·贾林。他花了很长时间在迪特里克堡的第四级病毒实验室研究拉沙热病毒和埃波拉病毒。但是，华盛顿反而有埃波拉病毒？它又出现了？
“他一定是看花了眼”，我说。我开始思考。这也并非不可能，以我们对玛尔伯格病毒一无所知来说。假如它以前出现过一次，就有可能再次出现。弗雷德是个了不起的人，他用一种肯定的语气，转述着拉塞尔将军在电话里对他说的活，显然，他们是在培养死猴身上的细胞组织时发现了大量的丝状病毒。
“猴子是从哪里来的？”我问道。我等待他说出乌干达这个地方，从那里进口的猴带有玛尔伯格病毒。
“菲律宾”，弗雷德答道。
“菲律宾？”
“可是”，我说，“带有这种病毒的猴子都是来自非洲，菲律宾不应出现猿出血热。”
弗雷德和乔都表示同意，他们也一直为此表示疑惑。不过，我们都知道彼得的能力，我们应重视他的活。假如他说他在菲律宾的猴子身上发现了丝状病毒，可能他确实看到了。另外，他还告诉弗雷德他证实猴子务身上带有猿出血热病毒。这样看来，那死猴是受到了两种病毒的合并感染引出的血热病毒和丝状病毒，都应只存在于非洲和印度。
那些猴子当时正在华盛顿的郊区。
第二天弗雷德和乔到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去会见军队和地方的有关人员。当他们回到“疾病控制中心”后，他们坐下来研究“疾病控制中心”的对策。乔决定由史蒂芬·奥斯特洛夫陪同回雷斯顿，去进行调查，并准备应付可能出现的人受病毒感染的情况。当乔决定了他下一步怎么办时，他转向我说：“苏，我们不知道这些猴子是在哪里被感染的。我们需要一个计划以便追索它们的来路并找出它们与非洲接触的任何线索。”
事情趋向复杂比了，我想。我们开始给熟悉的人打电话，也许他们了解一些世界各地猴子的运输情况。这些人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Jim Meegan），在马尼拉开展由“疾病控制中心”举办的实地流行病学训练规划的马克·怀特（MarkWhite），还有德国和苏联的科研人员。也许他们能证实死猴是从他们国家出口的传言。马克对我们尤为重要，因为受感染的猴来自菲律宾。乔说服他尽可能调查在马尼拉的猴子实验室，看看能否了解到一些有关猴子和饲养员的情况。有幸的是马克的流行病学专家组里有几个兽医，这正是他们喜欢干的工作，不幸的是当时菲律宾正处于困难时期，叛乱者在许多农村地区打仗，使得马克旅途艰难。
我也和荷兰航空公司派驻纽约的货运部经理广泛交谈。他给了我很大帮助。原来猴子是1989年10月从马尼拉运来的。随着线索的展开，我们发现在马尼拉有四个猴子贸易商，这只病猴来自四个贸易商之一。它们被装在荷兰航空公司正常飞行的飞机货仓里运进来，还在阿姆斯特丹机场开办的一家动物旅馆过了一夜。另一种我们无法肯定的说法是一些被运到美国的猴子在飞行途中周围环境过热，这些都是指同一批动物吗？事实证明，它们是从另一条航线被运进来的，温度过热不会给带有丝状病毒的猴子不良影响。在正常情况下，约有百分之五进口的猴子会在飞行途中死亡或到达后不久死亡，这是旅途中劳累造成的。可我们现在说的是百分之二十到五十的死亡率。另一件麻烦事是我们发现运往雷斯顿的动物还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另一个动物旅馆呆过一夜。现在纽约和华盛顿郊区都被牵扯进来了。
在门厅里，我偶然遇到一位在军事方面很有经验的同事。他已听说了我遇到的情况。
“我得提醒你，苏”，他说。
是什么呢，我想，于是我说：“你想说什么？”
“记住我的话，这次流行将改变你们分部的整个特点。等事情结束后，一切都变样了。”
我不能想象怎么会这样，为什么这次流行会与我以往调查的如此不同，我来不及多想，就投入了工作。我给在马里兰迪特里克堡美国陆军传染病医学研究所的彼得打通了电话。
“苏，这里发疯了”，他说，“我们被病猴搞得不知所措，我从没有见过这种情形”。
他尽量把那里的情况都告诉了我，向我提供了一些有关猴子来源的线索。他说兽医们自己在对付猴子，他很高兴他不再为他们负什么责任。我们同意保持联系。
关于与非洲的关系，我肯定病毒与非洲有关系，可怎么去寻找呢，乔和我讨论了几种方案，不久我们就决定下来我该做什么。
“你最好搞一份去阿姆斯特丹的邀请”，乔说，“需要有人去那里，看看在运输中猴子是否出过什么事。”
这项任务意味着要打长长的、难办的横越大西洋的电话，这与特殊的政治问题有关。我们立即提出有关权限的问题。荷兰政府对带有埃波拉病毒的猴子经过他们飞机场的可能大为震惊，我设法与日内瓦国际卫生组织的吉姆·米根联系上。吉姆是军队的一名病毒学专家，当时以世界卫生组织的出血热专家身份工作，而他还是个学院病毒学专家，主修树木病毒的实验室诊断。树木病毒主要是由蚊子传播的，大多数树木病毒最多达到2～3级，他没有和这种猴子身上病原体带有的致命病毒打过交道。不过，他说他要去阿姆斯特丹调查，并带一名兽医同去。他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这是他自己独占的地盘，即使他没有关于埃波拉感染方面的经验。从我们成为帮助国际卫生组织工作的参考实验室的那天起，事情就发生了变化。我们仍使用原来的名称，但政治是首要的。
问题更多了，当我打电话给阿姆斯特丹的卫生官员时他们告诉我，他们赞同我们需要了解病毒是哪来的，但他们威胁我说“疾病控制中心”可能不受荷兰欢迎。我们把这消息告诉了弗雷德，他让我们与著名的荷兰病毒学家，同时也是鹿特丹热带医学研究所的布因斯马教授（Professor l3ruinsma）联系。他恰好也是弗雷德的同事。我一跟他联系上，立刻就知道我有了一个盟友，他是个快乐的、坚定的有学识的人。
“别在意那些官员说些什么”他告诉我，“到阿姆斯特丹来，我去接你，我们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他们不过是普通的地方政客。”
他接着说在海牙的卫生官员已召集会议讨论这次疫情。会议就定在第二天，这是我去的好机会。要不是有布因斯马教授的鼓励，我还在为处境担忧呢。我觉得我需要一份官方邀请。我告诉乔和弗雷德荷兰卫生部特意告诉我不要去，可他们对我下一步要做的事毫不动摇。
“无论如何要去，”弗雷德说。
这是我们通常在不寻常的情况下才会做的事。我以为，对这事件只能这样处理，不论我们是处理爱达荷的肝炎疫情，还是内布拉斯加州的食物中毒事件，在“疾病控制中心”以外的地方调查，总是要接到地方部门的邀请。当国外发生疫情时，更是如此。另外，这也是约定俗成的。而且，弗雷德是我的上司，他刚给我直接下了命令。从技术方面考虑，我是有邀请的，虽然仅是布因斯马教授的私人邀请。我记起荷兰航空公司驻纽约的代表向我保证阿姆斯特丹斯希普霍尔机场（SchiphoI Air［）0rt）的航班会全力合作。看来，我别无选择，只有去碰碰运气。
我当晚乘机飞往阿姆斯特丹。我旁边的座位是空的，飞机已经起飞。太棒了，我想，我有更宽敝的地方舒服一下。说不定我能睡一会儿，然后精力充沛地面对明天非常困难的早晨。
可安全带刚系好，一个肥胖的中年男人从过道走过来坐在我身边。
“我跟你一起去”，他说，“我是检疫部的查克·麦坎斯（ChuckMcCance ）。”
检疫部在“疾病控制中心”的另外一座楼里办公，我们走路都碰不上，这是怎么了？
事实上，查克是个令人愉快的伙伴，他同样对工作十分胜任，而且相当有经验。我会从他的支持和建议中受益。他决定陪我去阿姆斯待丹，这表明检疫部多么重视这事。查克所在的分部在“疾病控制中心”是很独特的，因为它享有官方行政权，而进口猴子是他们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即使如此，我仍强调荷兰的官员多么难对付。他对不顾一切地命令我前往大吃一惊。他以为我接到了邀请。事实上他也没有接到邀请，除了空跑一趟以外，到了阿姆斯特丹我们会没什么事可做。
正如布因斯马教授答应的那样，他在我们着陆时正在那里等我。教授身材短小，衣冠楚楚，大约50多岁。他给我们的感觉我们是受欢迎的。但他没有时间寒暄。从机场到海牙开车要一个小时，我们得抓紧赶路。在路上，他告诉我，我们的处境算不上特殊。他说，从传统上看，欧洲人讨厌前殖民地的人告诉他们该做什么。
“但是探讨埃波拉是否真的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