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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仔细检查资料看看大多数受感染的猴是从那里来的。结果令人吃惊。原来抗体阳性的最高比率不是发生在菲律宾来的猴子身上，它们来自印度尼西亚。
我与一位印度尼西亚的年长的病毒学专家进行联系，我是在泰国研究登革热时认识他的。我和他讨论了印度尼西亚人与雅加达美国大使馆官员接触的情况，另外，我还有幸与在印度尼西亚首都的美国海军病毒学部门合作。野猴出口是印度尼西亚经济的主要来源。政府的关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得到正式邀请去印度尼西亚，看是否能找到丝状病毒的来源。
1990年5月，我和史蒂夫·奥斯特洛夫同去印度尼西亚。这时，史蒂夫刚三十几岁，在“疾病控制中心”已经很有成绩。他的大量工作是和细菌性疾病部的腹泻病分部在一起，尽管他对病毒有保留意见。他说他不相信它们，因为他不能看到它们。史蒂夫是个好搭档。他很精明。他很快就学会了足够的印度尼西亚语，这样他就可以辨认有用的流行病学标记。例如，他能通过简单方便的方法认出门上的记号。说出这是一家卖猴肉餐馆，在亚洲和非洲一样，人们认为猴肉很好吃。
我们在雅加达受到了英国海军部门的病毒学家杰里·詹宁斯（Jeny Jennings）的接待。杰里身材高大，讨人喜欢，在爪哇从事流行病登革热病毒感染的研究。海军安排我们住在一家漂亮的旅馆里，不过我们没有时间在房间里享受。雅加达的交通问题使美国的交通相形见绌。我们不得不在早上六点就离开旅馆并保证下午四点钟以前赶回去。才能有车可乘。实验室的工作时间也是依此而制定的。
与杰里合作，我们开始对雅加达四所养猴机构的猴子调查。据说大部分猴子来自苏门达腊岛，岛在爪哇主岛的北边，也就是雅加达所在的位置。表面上看，我们检查的猴子都很健康而且得到很好的照料。不过我们还是找到一处疏漏。那里的人告诉我们，当管理员发现一只病猴，就把它与其他病猴混放在一个大笼子里。当然，这些猴子得的可能是极不相同的病。这些大笼能放20到30只猴子，我们认为这不是个好主意。很可能一只受感染的猴子把病毒传给其他所有的猴子，尤其是在它们已经被疾病弄得十分虚弱的情况下（雷斯顿的猴子就是这样同时患上了猿出血热和埃波拉的吗？我们不知道）。猴子是很珍贵的，不能轻易损失，所以一旦笼子里的猴子熬过了疾病，便与健康猴一起被运走。可这幸存的猴子也许仍可传染，因此便有机会感染同运的整批的猴子。
我们仍然不明白印度尼西亚是否还有带类似埃波拉病毒的猴子。我们猜想这样的疾病会和我们在雷斯顿看到的一样。由于雷斯顿的猴子已经感染了猿出血热，我们不能完全肯定我们将要找的是什么病毒，我们只知道那里有些猴子对埃波拉病毒呈阳性反映，这表明那些猴子可能已接触过丝状病毒。可是在雅加达，我们只看到了健康的猴子。如果我们要找到答案，我们就要追踪到猴子的栖息地，也就是我们要去一趟苏门答腊。
在雅加答的海军实验室，我们对养猴实验室和实验用血清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检查。我们已准备好出发远征。那天晚上我们登上下去苏门达腊的渡船，在黑暗中经过克拉卡托（Krakatoa）保留地。我们从港口开车去捕傍市（Bambung）住进了一家旅馆。从那里可以俯瞰海湾。那里的景色真美，不过我们还是没有时间坐下来欣赏。我们很快吃了早饭就去找当地卫生部门以便了解捕榜猴子实验室的情况并且最终找到猴子从哪里来的。我们有两个紧要间题，森林里的猴子中有死于疑似埃波拉病毒感染的吗？抓猴子的人受感染了吗？
捕榜卫生部门的官员给我们派了一名向导，指引进山的道路。经过短暂的休息以后，我们沿着一条车辆拥挤不堪的狭窄的小路向丛林进发。经过的地方主要是丛林和棕榈树。一路上我们不时地停下来向人们打听是否听说过有关猴子的特别有趣的故事。雅加达的人已经告诉我们有关捕猴者的事。显然他们属于爪哇的一个单独的部落。我们不大能从他们那里打听到很多消息，因为提供信息的人说那个部落的人守口如瓶。他们具有特殊的魔力可以和猴子交流。据传说到了晚上，他们会到猴子睡觉的树旁和它们谈话。用只有猴子懂得的魔语交谈，告诉猴子放弃在树顶栖身，然后捕猴人就会在树下张开一张网，然后离开，到了早上，那些猴子大概是按照魔法暗示的去做，从它们呆的树上爬下来。可是却发现被网子罩住了。听起来很有趣，不过我们想很可能捕猴人是用食物把猴子引下来的。
这次丛林之行是我记得的最长最辛苦的一次。头一天晚上，一夜没合眼，必须在找到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一一猴子的营地之前，在可怕的路上跋涉24小时。捕猴人睡在用圆木，竹子和香蕉叶搭的小棚里，小棚用桩架托在地面上。他们很高兴带我们看他们新捕到的猴子，它们蜡缩在竹笼里。在它们中间有一只母猴和她的孩子。母猴对偎依在胸前的小猴流露的温柔和善感动着我们。我们后来听说那小猴在去捕傍的路上死了。只有最强壮的猴子才能在去往雅加达到达太平洋彼岸城市的旅途中存活下来。
整个猴子贸易使我气愤，我不愿看到猴处于这样的悲惨境地。每当我见到这些动物，我感到我懂得了贩卖奴隶是怎么一回事了。
在史蒂夫带着一名翻译和捕猴者谈话时，杰里和我采集他们的血样。他们告诉我们，假如我们确实要找到主要捕猴者居住的地方，我们还得向北走。要在土路上走很长一段路，还要穿过一大片甘蔗地。
4小时以后，我们来到了宿营地，这里紧靠着岛上一个捕猴者的住地。当我们来到营地时，捕猴者们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他们人数不多。当时是黑天，我们只能看见被我们照明灯照着的脸。这真是一片超现实主义的景象，一幅卡拉瓦基奥（Caravaggio）的画，捕猴人看到我们时又奇怪又吃惊，但最终他们还是很合作的，尽管我们曾听说他们守口如瓶。
我们把遇到第一批捕猴人时做的工作又重复了一遍，尽量做得好，因为唯一的照明是我们卡车上的顶灯。我们又提起了有关猴子的事情。他们是否知道有猴子生病或者死亡？是否发现过死猴？是否知道什么人死于发高烧和出血？一次又一次的回答都是“不”。等我们问完问题后，他们又隐没在夜色中，就像他们突然出现的那样。我们好像在梦境中。
在现有的时间里，我们没有什么还要了解的了。唯一的事是开车返回旅馆。我们于清晨大约四点赶了回去，睡了几个小时的觉。醒来之后，我适应了一会光线，看到我头天穿的一件我非常喜欢的爪哇特有的腊染的衣服，那是我很久以前在泰国买的，在我多次非洲旅行中穿了好几年。在苏门达腊丛林中穿了24小时之后，这件裙子已破烂不堪了。我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第二天，我们回到雅加达，开始化验从神奇的捕猴人身上采集的血清。血样全部呈阴性。连一个最低级的可疑的阳性都没有。尽管形势紧急，资金有限，样品很少，我们尽力做着工作。我们没有发现可能来自野猴的出血热对印度尼西亚人构成显著的威胁。如果野猴被任何像埃波拉病毒的东西感染，在捕猴者和运输者身上则并未发现它们。这些人最直接地与猴子接触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猴子身上没有找到丝状病毒样的东西。
我们的结论使印度尼西亚政府相当高兴。我们的结论是猴子身上出现的对埃波拉病毒的低水平的抗体反映，不会对人类有任何危险，对印度尼西亚的猴子也是如此。
回到亚特兰大后，我仍然有两个严重的科学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其一是应找出新的亚洲丝状病毒是否具有真正致病的可能，其二是必须立即确定在工作中接触带有埃波拉抗体的猴子是否安全。一旦病猴康复了是否会摆脱这种病毒？病毒是否可能持续感染？显然，这是兽医、动物管理员和研究人员对于新的丝状病毒的担忧。我提出第二个问题是因为很多兽医在他们发现猴子带有埃波拉抗体时向我询问我们制定的防预措施。这是基于恐惧的正常反应，这样会毁了猴子。我一遍遍地回答一位兽医提出来的问题。他说：“我真的要把我的猴子弄死吗？它们都是很好的动物，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昂贵的医学试验。”我们总是建议他们别管猴子，继续做实验，如果它们不生病就不用担心。如果猴子是健康的，即使有了抗体也不一定会出现感染或构成感染威胁。
我们需要一个明确的，公开的资料。我去找我们的小组和博比。布朗。他是一个身材魁语的人。喜欢系条纹领带和穿压花的皮靴，是选派演员部门的人眼中最完美的得克萨斯人。为给他找一件大号的太空服我们很费了一番周折。我建议用亚洲的弥猴和一些非洲的绿猴做一次实验。与弥猴相同，非洲绿猴数量很多，被当作宠物，也是比较好的动物。我们检测了32只猴，其中有16只非洲猴，16只亚洲猴，都带有非洲、亚洲两种病毒。我们使用的亚洲病毒来自雷斯顿，经过彼得·贾林的提纯处理。所以我们都相信病毒不含德出血热病毒（我们自己做了实验证实这一点）。实验结果正如我门所料，非洲病毒几乎对所有的猴子都是致命的。另一方面，亚洲病毒当然可以使猴子致病，但与前者相比，死猴的数量就少得多，而且，亚洲病毒发病慢，来势缓和。大多数被亚洲菌株感染的猴子大约一个月以后都恢复了健康。而且，与亚洲猴相比，非洲猴对亚洲病毒抵抗力更强，几乎全部绿猴都存活了下来。
现在似乎有理由认为猿出血热应对雷斯顿猴子的死亡更多地负责，而不单是丝状病毒。也可能是两种感染一起造成了更严重的疾病和更多的死亡。现在我们可以肯定他说猴子身上的亚洲丝状病毒比非洲的要和缓，而且这种病毒不存在于急性感染后康复了的猴子身上。我们还可以向公众保证亚洲病毒不会引起人类患病。我们花了近两年的时间观察存活下来的猴子，对它们进行了消耗性试验、观察是否能在这些猴子身上找到任何病毒的痕迹。我们什么也没找到。尽管猴子体内继续存在很高水平的抗体，它们对其他动物和它们的管理员不造成危险。
最后还有一件事需要解决，我们不知道是否能够制出埃波拉疫苗。
如果我们想制成一种安全的埃波拉病毒，我们需要知道被活性丝状病毒感染后，是否可以防止个受二次感染。如果我们不能保护使用这一方法的人，我们投入全部工作用来培养一种遗传工程的疫苗就将是无意义的。埃波拉病毒似乎在存活者中不能产生中性抗体，这种抗体是能够防止埃波拉病毒感染新的细胞的。
我忽然想到雷斯顿丝状病毒·可能被用作猴子身上埃波拉病毒的试验性活疫苗。从理论上看，很有可能性。但在实践上，依据我们有限的知识，用这种方法培养疫苗简直就是冒险。
作为实验，我先行一步，检测了两只感染了雷斯顿丝状病毒的猴子，用以观察它们与病毒的接触是否同样能保护它们不受致命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感染。我给了两只猴相当大的剂量，大过自然感染中应有的剂量。
结果很复杂：一只猴子完全没有感染甚至没有发烧，而第二只死于埃波拉。回想起来，这次实验确实取得了一些从来没有过的结果：首先对一只被注射了致命剂量的扎伊尔埃波拉病毒的猴起到了保护作用。后来我放弃了对猴子的研究。我大爱它们了，不忍心伤害它们。
当我们结束这一工作的时候，另一种病毒正在等待着我们。这是我们以前研究的一种，它比埃波拉更独特。现在它该更多地揭示它自己了。我们就要进一步与克里米亚的刚果出血热打交道了。
沙漠热
在沙特阿拉伯、麦加圣地及附近的吉达发生了数起“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例。这引起了沙特政府的警觉。在这个国家里无人了解这种疾病及治疗方法。鲍勃·方丹（BobFontaine），是主持“疾病控制中心”沙特地区流行病学培训项目的流行病专家，他建议沙特政府邀请我去当顾问。
这事正好发生在每年一度麦加朝圣临近之际，世界各地穆斯林朝圣者纷纷前往麦加。除了朝圣的传统习俗之外。朝圣者还要奉献牲畜，供当地的穷人分食。每年来麦加的朝圣者有两百万，因此需要屠宰大量牲畜。鲍勃已先追踪查出病毒来源于屠宰场。所有的发病人都接触过新鲜的羊肉。大多数患者是屠宰场的工人。沙特当地的阿拉伯人看不起这种低贱的工作，只好留给周边国家的外来劳力去承担。这些粗旷、能干的屠宰工有个坏习惯，当双手忙着干活时，他们就把带血的屠刀含在嘴里。
我们面临一种可怕的前景：大规模的疾病爆发与朝圣有关。鲍勃与他的同事制定了控制的措施。
我被邀请到麦加演讲“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我不清楚我会受到什么待遇，其实我不必担心，与会者对此十分关注，他们知道麦加和吉达都有这类病例，急于了解更多有关这种毁灭性病毒的情况。我先给他们讲了发生在迪拜（Dubai）一所医院里的一例“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迪拜是波斯湾的一个盛产石油的酋长国（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酋长国之一），沙特阿拉伯的邻国，一位大量出血、陷入休克的病人，被送进急诊室，外科医生们竭尽全力抢救他，在必要时还用了人工呼吸，但最终未能挽救他的生命。几天后，急诊室的医生们到了，同时还出现了休克和大量出血症状，他们最终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我望着面前无数张面孔，接着讲述了另一个类似的另一例，这个病例发生在巴基斯坦。
“1976年在巴基斯坦的拉瓦尔品第地区，一个牧人被迭进医院。当时他吐血。外科医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