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倒了，检查发现他头顶上有可疑的肿块，一定是扁虱咬的。
这个男孩的病情急剧恶化，大出血后死亡。
把病毒从这个男孩的血液中分离出来后，鲍勃带了一条毯子驱车前往夏令营，找到了男孩宿营地点，把毯子铺在草地上，这是昆虫学家捕捉扁虱的最原始的方法，第二天毯子上爬满了扁虱。
我们与鲍勃达成协议。我们同安娜密克及霍斯特派来的几位年轻研究员前往金伯利（Kimberlev），我们采集的样本则送到鲍勃的实验室化验。鲍勃还答应让他在金伯利的病毒接触者为我们的研究提供资料。而霍斯特仍留在比勒陀利亚。这样一来他们俩就不必见面。
要采集的样本实在大多了。我们在牧羊场和医院，从六百人身上抽取血样。此外，当地一位极为能干的兽医从二千只动物身上抽取血清供我们研究。
虽然金伯利以钻石采集闻名，但医院里大多数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病人都来自遥远的卡拉哈里沙漠（KalahariDesert）北部牧羊场。去年，金伯利医院有九名患者，其中一位是牧民，已死亡。前年，有位护士也死于该疾病，这就说明该医院隔离护理方面还有漏洞。现在我们看到医院非常现代化，管理严格，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感染者设置了专门病房。病人在那里得到很好的看护，许多人都痊愈，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是一种死亡率很高的疾病。
得到医院的支持和合作，我们把医务人员组织起来，分成两组，一组在医院里搞调查，另一组到36个牧场调查了解“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流行的情况。在一望无边的原野里，有大片的牧场，有些牧场地广人稀，几乎见不到羊群。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宏伟的景观与单调的生活并存。不是所有人都能在此生存。我发觉当地的祖籍欧洲的白人牧民极为好客，也十分粗鲁，但有时令人无法理解。一次我们去牧场。一到那儿，就发觉我们被监视，有两双眼睛在农舍房门后一直窥视着我们。我们走近，才看清是两个男人，当地牧场主的儿子。从他俩的表情及一举一动，看得出他俩有严重的智能障碍。这就使我们很快推测这些牧场里，一定有不少的近亲通婚。因为这里的情况是：牧场主白人一家与雇佣的黑人住在牧场上。牧场与牧场之间距离很远，所以近亲通婚就不足为怪了。然而这些牧民生活中的甜酸苦辣有谁过问过呢？一位牧场主拿出一个记录雨水情况的本子给我看，上面记录着过去二十年的降雨量。最后一次降雨是1977年，现在是1987年。整整十年，没下过一滴雨。
一走进当地白人的房间，就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外面的荒漠似乎不存在了。起居室里摆满了安乐椅，上面套着华丽柔软的椅套。屋里还摆放着精巧的咖啡桌。环顾四周，到处都摆放着黄铜制的装饰物和小玩意儿——这些都是这儿的主人到世界各地旅游带回的纪念品：一双荷兰木履。上绘有蓝色的风车，微型的埃菲尔铁塔。凡有外人来必定热情招待。午饭经常是一大锅炖羊肉。这倒让我想起在福克兰群岛上的生活。在那儿，羊肉又称作三百六十五。因为那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有羊肉吃。此地也是一样。
我们与外界联系全靠一部老式电话机。拿起电话听筒放在耳边，然后对着电话机上的讲话筒大声叫喊。乔说这部电话机，使他想起五十年代他的家乡，印地安纳州的乔治镇，那个只有五百人的小镇。
一位牧民给我们讲了他染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的经过。他还记得当时用手打死了一个扁虱，碰巧他手掌上有一条伤口。三天后，他头痛得很厉害，全身肌肉疼痛，浑身发冷，只好躺下。他说，他很少因病躺在床上。因为他从未得过病。他不相信“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会把他整垮。躺了几个小时后，他又从床上爬起来，跑到牧场上帮儿子把羊群赶到一起。就在这时，他鼻子大量出血不止，血小板指数几乎接近零；血液无法凝固。他马上被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他算幸运，活了下来。
我们调查结果最终公布于众，结果表明危害人类的“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感染与牧羊有关。尤其是与当地牧场主接触羊的方式有关。调查结果说明：这就是为什么牧场主比雇工更易被病毒感染的原因所在。我们在调查结果中还说明，金伯利医院因“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而死亡的病例是异常的。但这并不说明医院里的消毒设备不够完善。实际上，除了一年前死去的那个护士外，还发现一位实验室的技师带有“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抗体。她在实验室工作，与病毒经常接触，却能安然无恙，确实有些奇特。我们分析这有两个原因：其一，她在实验室工作时极为小心，在接触血样时总戴手套，没出过任何意外事故。她从未病倒过，这一点很难解释清楚。这些很可能与她在医院的工作无关，她被扁虱叮咬过，但无人知晓，我们得出的结论是：尽管病毒在家畜中广泛传播，人们会经常接触到扁虱及家畜的血液，但实际上，人感染上病毒的机会还是很少的。
但是人一旦染上了这种病毒，就是致命的。看来我们能做的首要事情是了解我们是否能使用抗病毒药治疗这种疾病。乔使用雷巴抗病毒素治疗拉沙出血热成功后，我们已准备把“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作为我们下一个研究目标。但我们发现“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病毒对雷巴抗病毒素极为敏感，我们不清楚在实验室里，它是否能在人体中起作用。我们不能用动物进行试验，因为这种疾病的症状在动物身上反应不出来。乔和我起草了一份议定书，内容是在受病毒感染的病人身上进行实验。最终我们得到消息：雷巴抗病毒素，在接受这种抗病毒药物治疗的病人中取得了很大成功。随后在柏林举行的学术会议上，鲍勃提出了30位这类病人的有关资料。其中只有1位病人接受这种药物治疗后死亡，但他死于并发症，与这种急性病毒感染没有直接联系。“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死亡率至少是百分之三十，在某些发病的情况下还会更高。因此，这些研究的成果象征着医学研究领域里一个引人注目的进步。研究资料的出版及这种可怕的疾病得以治疗，这一切都将是鼓舞人心的。
空中教堂
我于八十年代未离了婚。苏珊在我之前也已经离婚。1990年3月，我离开了特殊病原体部，从此我们比以前更经常相聚，并发现了很多共同之处，尤其在户外活动与音乐方面。怀俄明州的温德河群山留下了我们和三十孩子滑雪的身影。在科研上，我们已不局限于病毒性出血热的研究，我迈进人类免疫力不全病毒（HIV）的领域，后来在旨尼亚西部和其他地方从事该病毒和疟疾的项目研究；苏珊则在细菌疾病部工作，那是我20年前在“疾病控制中心”从事研究的地方。那里的气氛已经变了，有讽刺意味的是，自从我离开特殊病原体部以后，我们见面的次数反倒比我们在一起工作时更多了。
日子就这样过了两年。1992年3月，我们打算去科罗拉多的维尔山滑雪。几年前我和孩子们曾到那里去过，美妙的经历使我们决定再去重游。正是这次旅行使我产生了结婚的想法。我向苏珊求婚，提议就在维尔山巅举行婚礼。
那得要一座空中教堂，她说。
我打了好些电话询问是否有人在那里举行婚礼。发现这样的婚礼虽不一般，但每年确有几对情侣在山上举行婚礼。为这些婚礼作证的就是法官巴克·艾伦（Buck Allen），多么令人难忘的姓名。他就住在山麓。毫无疑问，也是个滑雪能手。我们从亚特兰大出发，车子开到了创记录的速度。三个孩子，基特、彼得、安妮和两个朋友轮流开车，一路不停，终于在24小时后到达维尔山。我的73岁的老母乘机赶来。为了能够到达山顶出席婚礼，她先坐缆车，然后在滑雪棒的帮助与基特和彼得的鼓励下爬上了200英尺高的小山鹰巢山。
这是一个灰色圣帕特里克日。巴克·艾伦滑雪上来。我们站在他面前，身后是雄奇的戈尔山脉。仪式很简短，但很感人。结束后我们下山签署文件并齐聚滑雪小屋用香摈酒来庆祝。签署了结婚证书后，我们立即投入雪屑飞溅的雪地。在当天山上所有滑雪者中，我们是唯一外套上别着鲜花的人。
婚姻并不是我们生活的唯一重大变化。因为很快我们便共同在一个从未想过的地方工作了。现在还是让苏珊来讲这段故事吧。
1991年9月，乔接到一个意外的电话。电话是巴基斯坦卡立奇市阿格汗大学医学院（Aga khan University Meticalschool）院长吉姆·巴特利特博士（Dr。JimBarilett）打来的，还没说几句活，线就断了。过了一会儿，他又打过来。“别担心，”他说，“这很正常。我们这儿的电话总断线。”
吉姆接着说，乔在“疾病控制中心”研究拉沙热病的同事戴维·弗雷泽向吉姆推荐乔去卡拉奇工作。两人还没来得及详谈，电话又断了。我听了他门电话中的谈话，马上就说，“卡拉奇？算了吧。”
我了解亚洲，知道卡拉奇一向以人口众多，环境肮脏、污染严重著称。很少吸引人的魅力。何况，巴基斯坦是一个严格信奉穆斯林的国家，妇女境遇卑下，我在沙待阿拉伯的经历已使我对该文化没有好感。乔也和我一样对那座城市不感兴趣。我们把卡拉奇当作一个玩笑说过就忘了。
但移居海外的确让我们着迷，我们盼着再到第一线去工作，尤其憧憬能够夫妇携手战斗。如果条件合适，我们甚至想建立自己的科研项目。
后来戴维·弗雷泽从巴黎打来电话。他刚辞去斯猩斯摩学院（SwarthmoreCollege ）院长之职，受聘为阿格汗（Agokhan）的顾问。阿格汗是穆斯林伊斯迈里支派的领袖，这支教派有数百万信徒遍布世界。戴维负责该组织在穆斯林世界的健康、住宅及福利工作。在解释了该组织的宗旨之后，他让乔重新考虑工作的事。这次电话没有断线。
阿格汗医学院非常年轻，始建于1983年。阿格汗建立该校的目的是为了用西方的教学方法与标准培养年轻的巴基斯坦医生。因此这所学校提供的培训水平大大高于这一地区其他任何学校。弗雷泽与吉姆希望乔担任该校社会卫生科学系主任，给学生讲授流行病学知识。伊斯迈里在亚洲和东非一些国家建有广泛的医院、诊所、学校和农村发展规划体系。社会卫生科学系向学生提供去上述地区工作的机会。虽然这些国家的伊斯迈里信徒众多，但一般人民群众，社区内任何人也都能得到这些医疗和教育、福利等服务。显然，阿格汗的计划不仅组织有序，而已泽及大众。
至此，我们对卡拉奇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至少想去看一看。我们的所见正如事先所闻，这是一座灼热难堪，尘上飞扬，暴力频繁而又一切乱糟糟的城市，同时又活力无限，街道上堵塞着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各种各样的运输工具，有驴子、骆驼、自行车、手推车、突突冒烟的三轮拼装车、色彩花哨的货车、摩托车及豪华进口车等等。街巷狭小，于是动物和车辆常常困在街头达几小时而难行寸步。贫穷无处不在，虽表面不易觉察。街上常能看到蒙着面纱抱着租来的婴孩的女乞丐。无家可归，在这里并不像在西方国家那样是个问题。家是最后的安全归宿。如果谁需要有一片栖身之地，总会找到亲戚来收容。作为巴基斯但的商业中心，卡拉奇是个相当巨富的城市，可是富者极富，贫者赤贫，双双共存。
尽管我们对卡拉奇并无好感，但阿格汗医学院却是另一回事，对我们是个良好机遇。我们可以把公共医疗保健的观念传授给这里的师生，他们将会使这个国家的面貌有所改变，带来良好的影响。和众多新兴大城市一样，卡拉奇的公共卫生问题成堆，政府既无力进行组织也无能进行人员培训。在这样一个对公共卫生一无所知的国家里，一所私人医学院要发展公共卫生事业，实在令人鼓舞。
这里潜力无穷。阿格汗医学院的年轻人求知欲强。渴望有所作为。社会卫生科学系着力发展传染病研究也使我们很感兴趣。如果说卡拉奇在某方面很富有，那无疑就是传染病。如果乔同意留下工作，他们也为我提供了一份工作，即掌管微生物医学实验室，同时负责一个分子诊断室，来协助传染病实地考查工作。
经过长时间的深思熟虑，我们决定接受这份工作。1993年6月1日，乔飞往卡拉奇。两月之后，我同他会合了。就我个人而言，“疾病控制中心”日趋浓烈的政治气氛已使我厌倦，辞职离去并没有遗憾。
阿格汗医学院看起来橡一座大教堂，由红色大理石盖成，与卡拉奇街景形成显明对照。我们在安静的住宅区找到一处可爱的居所，使我们能够在其中躲避城区无处不在的嚣乱，要做的事情很多，时间不容虚掷。虽然霍乱与伤寒正威胁着巴基斯坦人的健康，但我们很快发现了另一种更危险的疾病正肆意悄无产息地庸卷全国。为了弄清脉络，我们深入旁遮普邦内地的哈菲扎巴德市（Hafizabad ）往里调查。
一个眼里闪着热情光辉，披着满头金发、身材瘦高的男子，史蒂夫·路比——就像欧文（Washington lrving）笔下的伊迎博·克兰（lchabod Crane）校长被无头的骑手追逐那样——被他的助手搀着走在旁遮普邦一个农村小镇狭窄的路上。身后跟着一群杂色人等，其中有三四个刚从阿格汗大学毕业的学生，还有孩子、山羊、鸡和身穿传统式长袍的游闲青年，这给当地平淡的生活带来乐趣。
我们继续追踪病毒，这次是肝炎病毒，由路比负责。他是乔新招的助手，来领导社会卫生科学系的传染病项目研究。巴基斯但没有人懂疫情调查。所以这项工作对史蒂夫很有吸引力，作为“疾病控制中心”传染病情报所与预防医学所的研究人员，他兴致勃勃地迎接这个艰巨的挑战。他是和精力充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