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也非常熟悉苏格兰社会问题的深刻根源。尽管在电视中可以看到许多流浪者队的球员，但是焦点仍是芬德利。一些足球科幻杂志公布了那些认为录像已移交给媒体的人的姓名及地址，但是几乎没有相信流浪者球迷能够为曝光上述事件的录像收购者进行庆祝。
一些报纸称，事实上，芬德利唱这些歌曲并不意味着他憎恨天主教，这只是表明他不喜欢凯尔特人足球俱乐部——尽管这些歌曲并不没有提及该俱乐部。芬德利从流浪者董事会辞职以后辩称，对他的行为的认知是“一种错误的判断”，但是大卫·穆雷并没有告诉他，他在伊博洛斯仍然是受欢迎的。
流浪者球迷与一名凯尔特人支持者长期不和，尽管这种争执并不仅限于宗派矛盾，但是弗兰克·弗里斯特还是于12月初在艾尔郡被刺身亡。
作家姆斯·马克林称芬国利并不是唯一的罪魁祸首，他说出了许多人考虑到当时的形势而不曾说出的话，他对那一年后来的形势做出的论述在苏格兰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人称他是偏执狂，但另外一些人赞赏他勇敢地讲出了事情的真相。他在讲话中说道：
“唐纳德·芬德利并不只一个。请相信这是自欺欺人。因为我们的职业圈、我们的工作场所里，我们的理论界，我们的媒体，我们的体育队伍中都充斥着像唐纳德·芬德利这种人。”
“无论如何，对于他这种出卖我们球赛的人，我们都会明显表示愤怒的。这个伪善的苏格兰人的鬼话根本不堪一击，所有盲目相信他的人都是来自社会最低层的、无知的、粗鄙的白痴……他的那些愚蠢的辩解简直是在浪费口舌，实在是令人憎恨之极。”
苏格兰最畅销的报纸《每日纪事》在一篇社论中对大多数苏格兰人的感受作了总结：
“他被挫败了，都是那张臭嘴给他惹的祸，毫无疑问，在他那群谄媚者当中，他傲慢地以为自己不会有危险。”
“芬德利的辩论技巧、敏捷的反应和聪明的头脑都说明他并不是个笨蛋。只可惜，他与生俱来的偏执造成了他思想封闭、目光短浅、情绪混乱、思维扭曲。”
“他沉陷其中。他难以自拔。他还自鸣得意。如果他只是一个傻子，这或许容易理解。但他却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这才是一切如此糟糕的原因。”
芬德利并不是唯一被揪出来的人。流浪者队前守门员安迪·格罗姆也从不隐瞒他对乌尔斯特新教的同情。他曾多次到贝尔法斯特旅行，甚至1995年在沙克希尔大街点燃了圣诞灯火。1998年，在臭名昭著的“亲英志愿武装”分子比利·赖特被谋杀的日子，他还为这位人所共知的“匪首”戴起了黑色臂章。而他对公众的解释是这是延期为1997年10月去世的姑母表示哀悼。把格罗姆与“亲英志愿武装”的旗帜画在一起的图片最终还是出版了，直到他离开流浪者转会到其他俱乐部。
这不是足球的错，这个总是一直存在，但是现在足球成为了问题的焦点，并且目前通常理性的球迷认为失去这项比赛比失去一家大企业还严重——简直就是谋杀。苏格兰一直试图掩盖问题，这导致情况更加恶化。1999年两名利兹联队的球迷被土耳其支持者杀害以后，他们层层掩盖事件真相——发生过程、背景情况、是小流氓所为还是其他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在苏格兰，每次在凯尔特人与流浪者比赛时发生谋杀以后，传统的报告就会用一天的时间对此事进行新闻报导，在接下来的几天就会在被害人遇袭击地点的图片旁呼吁捉拿凶手。没有人研究其深层动机，没有人关注其社会背景，也没有过问其为何发生。媒体——印刷和不印刷——已经发现自己在这类事件中陷入困境。苏格兰最畅销的一家报社的资深记者告诉我：
“体育记者们不会写这些事情，因为他们写的是足球本身，他们也不愿在这个问题上泥足深陷，但是某些记者会认为这些事情与足球有关而应该将其写出来。”
但是这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大多数被确定的袭击都是流浪者球迷对凯尔特人球迷实施的。在苏格兰，每人拥有的报纸量比英国其他地方要多，而且所有报纸都会卷入关于发行量的残酷竞争中，一旦揭露这类事件就无异于是发行量的自杀，因为许多人都会因为把他们的球队与杀人凶手联系起来而生气。
一些人正在试图还击和改变目前的状况。卡拉·汉德森是马克·斯科特学生时代的一位朋友。当她从录音带上了解唐纳德·芬德利以后，她给报社送去一封信，报社给予的回复也激励着她。当然也有一些消极的反馈，但是这只能坚定卡拉要有所作为的决心，因为大多数人还是赞同她的行动。她张贴海报并把教育方案定名为“切勿吞咽”，这些海报向人们展示了凯尔特人与流浪者比赛所引发暴力事件中被袭击和受到伤害的人的惨痛形象。两家俱乐部都为此方案筹集资金，这标志着流浪者队为根除此问题而第一次采取了公开的措施。卡拉感觉到还有许多事情需要着手解决，但是首先人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问题：
“最终我们正在向那些嘴里说着‘野蛮人’或者唱着‘嗨，嗨，我们是伙伴’的人发出挑战，因为没有人看起来已经停止行动并且考虑到这个问题。像这些没有到过战场战斗的人正在使用这些词语并不以为然，因为其他人都在这么做，所以就不可能是错的，但是我们正在说的就一定是对的吗？”
卡拉到牛津完成了她的学业，拿到了一个历史学位，她还认识到只有当人们离开格拉斯哥的时候才会发现当地的情况是如此可笑：
“当你离开格拉斯哥的时候，你才会遭遇到被许多人完全忽略的而另一部分人一直留意的问题。对于他们而言，是极其微小的问题，相反在格拉斯哥却完全吸引相当一部分人的注意。”
“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接受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但那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对的或者我们必须用这种方式来解决。住在西海岸、格拉斯哥和格拉斯哥周围、从来没有去过别的地方的人不会明白这在别处根本不是个问题。”
卡拉觉得只是关注一支球队的人并不能对解决问题有所帮助，因为这取决于两支球队的态度。
“我们不是试图把人们定义为盲目信仰者，我们正在努力表明所有人应当分享这种理念，不需要责备任何人，但是我们应该明白这里确实存在问题而且需要我们共同努力来解决它。”
“媒体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它们为如何认识这些事物定好了基调。毫无疑问，媒体一直在默默参与此事。整个框架已经建立。足球比赛是一件好事，竞争是一件好事，但是目前是一种特殊形势而且媒体了解现在所处的特殊形势。”
“令我失望的是它们此后的报导。在《导报》上用一篇相同的文章作为比赛报告。媒体不认为经常单独报导袭击事件有足够的新闻价值。”
“这个问题常常被忽略，而且，当来自一方的球迷比另一方更多地被杀害而报纸又不得不报导的时候，媒体会与此事件保持距离，因为它们并不关心其他人会如何理解这件事”。
“然而，最令人郁闷的是大多数苏格兰西海岸的格拉斯哥周围地区的人尽管已经发现问题，但是他们不会大胆地说出来反对少数人或者批评与宗派主义有关的事件。一些人不会有所改变，但是如果大多数人还不能大胆地讲出来，那么宗派主义的恶疾就会一起存在于社会的内核中。”
“我所能说的就是衷心希望两家俱乐部都能有所改变；它们现在没有从宗派主义中获利，同时他们也真的很想从宗派主义因素的困扰中摆脱出来。”
另一个组织“反宗派主义袭击运动”要求凯尔特人在自己的主场附近修建一座火车站，以便于球迷避开达克大街和布里奇顿街等事故多发区。而修建一座火车站将会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数百万英镑。“反宗派主义袭击运动”发言人伯纳德·奥图尔说：
“事实上大多数所谓的‘老对手之间的仇恨与暴力冲突’都只是单方面的事情。当然，凯尔特人的支持者不会对其竞争对手流浪者球迷产生特别的好感，而且这些年来经常是两队球迷中间的小流氓在闹事。但是最近的暴力冲突事件并不是双方有组织的足球流氓所为。这些事件是或者至少看起来是一伙流浪者球迷很随意的行动，因为他们对所有与凯尔特人和爱尔兰有关的事物都会无比憎恶。”
斯德林大学体育研究讲师约瑟夫·布拉德利博士不仅撰写过种族、文化、宗教等在苏格兰及爱尔兰社会的特征，他还对种族、文化、宗教等在苏格兰足球中所表现的特征进行了广泛研究。他相信，我们所听到、看到的有关足球的东西不能够被抛在一边，球迷不应该因为自己在足球场上或附近的行为而被简单地定义或分类：
“人们与足球有关的言论、行为和歌唱都不应该总是从表面上来理解。我们亲身经历的许多事在足球的范畴内是不需要思考和易于融入其中的。但这并不是说球迷就可以不必考虑他们的行为与言论。”
“足球能够是一个被夸大的社会环境，但这并不代表可以忽略所发生的事情。这种理解使我们可以了解事件的背景。那就是说，我相信，那些在一段时间被球迷反复吟唱的歌曲确实反映了他们的生活、身份以及他们对歌唱所表达的爱憎的理解。”
布拉德利博士认为苏格兰人在没有真正理解“宗派主义”一词的来源及特性的情况下就将其否定了。他认为这是一个很恶劣的措辞，尤其是在媒体上，并且这会导致真正的宗派主义看法和观念。
“无论是我对球迷还是对苏格兰社会的普通人的研究表明，在‘凯尔特人与天主教’社区和‘流浪者与新教’社区内部对偏执和宗派主义的形成的理解是多样化的。同时，公认的观念和行为的差异之处与宗教的特性有关。我们通常所说的天性和不喜欢或憎恨的程度对于正式的、精神上的宗教信仰是很重要的。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那些很接近其基督教信仰习惯的人不大可能成为宗派主义者或偏执狂。”
只有当范围被限制和在格拉斯哥的每一个人都接受确实存在一个问题而且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这座城里最亮丽的颜色——着绿白条球衣的球迷和穿红白蓝条球衣的球迷才会融为一体。在爱尔兰，这或许是一种对和平的向往，而格拉斯哥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第十七章 希斯堡事件
任何对足球稍有了解的人听到希斯堡事件时都会不寒而栗。1989年4月15日；世界杯足球赛半决赛在利物浦队和诺丁汉森林队之间举行。利物浦的球迷希望这场比赛能为后面的赛事扫平道路。但是开场后仅几分钟；这些就被人们抛到了脑后。那是在下午3点06分；中线开球六分钟之后；比赛被迫结束；因为场地边缘一处的栏杆由于球迷人数太多而坍塌；在看台前部的观众挤作了一团；九十六人在混乱中丧命。
后来有报道说；当时在十字转门处曾有球迷闹事；当局担心会有冲突导致伤亡；所以打开了C出口以缓解压力。但是当出口被打开后；成千上万的球迷涌入通道；来到了看台上早已拥挤不堪的三区和四区。
这之后发生的事情至今还历历在目，《太阳报》将事故原因归咎于球迷，利物浦队经理肯尼·达尔格里希和球队队员参加了葬礼，受害者家属联合起来，共同为自己寻求正义，紧随其后的公共调查、审讯、详细的司法调查和高院的司法审查、理查德·布兰森赔偿了10万英镑并筹集了50万英镑的捐款，杰克·斯特劳说关于此事不再会有进一步的调查……
现在大家都认为此事错不在球迷，事故源于过度拥挤，而并非当时普遍认为足球流氓闹事，相关人士说南约克郡警察没有能够履行自己应尽的职责。这仅仅是种种猜测与看法，永远没法证实。如果真有人该对九十六人的死亡负责的话，他恐怕只有将责任推到这些人的身上才能免于崩溃吧。但是事发之后从未有过公诉，遇难者家属没有看到正义，没有任何公诉或赔偿，家属们为此十分愤慨。
随着时间的流逝，大部分人逐渐淡忘了希斯堡事件，但是那些遇难者家属从未曾放弃斗争，2000年他们得到了最后一次争取正义的机会。他们提出自诉，控告前负责人戴维·达肯费尔德和贝尔纳德·穆雷，两人现在均已从南约克郡警察局退休，事发当天他们负责观众控制，达肯费尔德是比赛总指挥，穆雷是场地控制，他们被控渎职罪，以及过失杀害约翰·阿尔弗雷德·安德森和詹姆斯·盖瑞·阿斯皮纳尔等罪名。
在利兹刑事法庭宣判之前，两人的律师申辩说由于关于希斯堡事件的各种报道与观点太多，而且相隔时间已经很遥远，所以此时审判有失公正，但是审判还是如期进行了，庭上辨诉和陪审团审议共持续了六个星期，我出席了其中的几场，庭上的气氛分外的严肃沉闷，五十多位亲属在审判期间每天都会出庭，在他们身上能感觉到一种激情，那不是兴奋，而是一种经历重重磨难之后，充斥于胸间的直指被告和不公正司法系统的愤怒之情。气氛一直很沉重，这和足球运动的宗旨造成了巨大的反差，但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最符合当时情况的，因为他们所面对的是足球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甚至在审判时你都会经常忘记眼前这一切竟然是源于一项比赛，仅仅是源于一场足球比赛。在当时的情况下，足球传奇人物利物浦队的经理比尔·杉克利关于足球是一项超越了生存和死亡的项目的阐述显得无比空洞和乏力。
遇难家属代表琼斯说如果被告下令警察阻拦或关闭通向三区和四区看台的通道，这一悲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他认为警察应该为场地上和看台上的观众的安全负责，就像飞机的飞行员和副驾驶有义务照顾旅客的安全一样，他们没有引导球迷离开拥挤的看台导致了渎职罪，造成的结果等同于谋杀。琼斯还陈述，达肯费尔德在比赛前不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