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洗手池上发现一把螺丝起子和一些螺丝钉。还发现他夜里似乎抽过不少烟。这是我从壁炉上拣来的四个雪茄烟头。”
“哈！”福尔摩斯说道，“你找到他的雪茄烟嘴了吗？”
“没有，我没有看到。”
“那么，他的烟盒呢？”
“有，烟盒在他的外衣口袋里。”
福尔摩斯把烟盒打开，闻了闻里面的一支雪茄烟。
“啊，这是一支哈瓦那烟，而壁炉台上的这些是荷兰从它的东印度殖民地进口的特殊品种。你知道，这些雪茄通常都包着稻草，并且比别的牌子的都细。”他拿起那四个烟头用他口袋里的放大镜进行检查。
“两支烟是用烟嘴吸的，两支不是，”福尔摩斯说道，“两个烟头是用一把不很快的小刀削下来的，另两个烟头是用尖锐的牙齿咬下来的。这不是自杀，兰诺尔先生，这是一起精心策划的残酷的谋杀案。”
“不可能！”警长大声喊道。
“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人要用吊死那样一种笨办法来进行谋杀呢？”
“这就是我们要调查的了。”
“他们怎么进来的呢？”
“从前门进来的。”
“早晨门是上锁的。”
“那么门是在他们走后锁上的。”
“你怎么知道的？”
“我看到了他们留下的痕迹。请稍等一等，我就能给你们进一步说明它的情况。”
福尔摩斯走到门口，转了转门锁，有条不紊地把门锁检查了一番。然后他把插在门背面的钥匙取了出来，也对它作了检查。接着他又对床铺、地毯、椅子、壁炉台、死者的尸体和绳索依次进行了检查。最后他终于表示满意，在我和警长的帮助下，割断了绳子，把那可怜的人安放在地上，用床单盖上。
“这条绳子是怎么回事？”他问道。
“是从这上面割下来的，”特里维廉医生从床底下拖出一大卷绳子，说道，“他非常害怕火灾，身边总是保存着这东西，以便在楼梯燃烧时，他可以从窗户逃出去。”
“这东西倒给凶手们省去了很多麻烦，”福尔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不错，案情是非常清楚的，如果到下午我还不能把发案的原因告诉你，我就感到奇怪了。我要把壁炉台上布莱星顿这张照片拿去，这将有助于我的调查工作。”
“可是你什么也没告诉我们！”医生叫道。
“啊，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情况是明白无疑的，”福尔摩斯说道，“这里面有三个人：那个年轻人，老人和第三者，对第三者的身份，我还没有线索。前两个人，不用我说，就是那假装俄罗斯贵族以及他儿子的人，所以我们能够十分详尽地叙述他们的情况。他们是被这所房子里的一个同伙放进来的。如果我可以向你进一句忠言的话，警长，那就应当逮捕那个小听差。据我了解，他是最近才到你的诊所当差的，医生。”
“这个小家伙已经找不到了，”特里维廉说道，“女仆和厨师刚才还找过他。”
福尔摩斯耸了耸肩。
“他在这出戏里扮演的角色并非不重要，”福尔摩斯说道，“这三个人是踮着足尖上楼的，那个老人走在前面，年轻人走在中间，那个来历不明的人走在后面……”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我突然喊道。
“啊，至于脚印上摞脚印，那是毫无疑问的了。我可以辨认出他们昨天晚上的脚印。后来，他们上了楼，来到布莱星顿的门前，他们发现房门锁上了。然而，他用一根铁丝去转动里面的钥匙。你们甚至不用放大镜，也可以从这把钥匙榫槽上的划痕看出，他们是从什么地方使的劲了。
“他们进入室内，第一步一定是把布莱星顿先生的嘴给塞住。他可能已经睡着了，或者被吓瘫了，喊不出声来。这里的墙很厚，可以想象，即使他有可能喊一两声，他的呼救声也是没人能听到的。
“显然，他们把他安置妥当以后，就商量了一番，这种商量可能具有起诉的性质。它一定进行了相当一段时间。因为正是在这段时间，他们吸了这几支雪茄烟。老人坐在那张柳条椅子上，他抽烟时用的是雪茄烟嘴。年轻人坐在远处，他把烟灰磕在了衣柜的对面。第三个人在室内踱来踱去。我想，这时布莱星顿正笔直地坐在床上，不过对这一点我还不能绝对肯定。
“好，最后，他们就去抓布莱星顿，把他吊起来。这是他们早就安排好了的，因为我相信他们随身带来了某种滑轮用作绞刑架。我想，那把螺丝起子和那些螺丝钉就是为了安装绞架滑轮用的。然而，他们看到了吊钩，自然省了他们许多麻烦。他们干完以后，就逃跑了。他们的同伙跟着就把门锁上了。”
我们全都以极大的兴趣倾听福尔摩斯讲述昨晚案件的概况，这都是他凭借细微的迹象推导出来的，甚至当他给我们一一点明当时的情况时，我们还几乎跟不上他的思路。之后，警长急忙跑去查找小听差，我和福尔摩斯则返回贝克街用早餐。
“我在三点钟回来，”福尔摩斯在我们吃过饭以后说道，“警长和医生要在那时到这里来见我，我希望利用现在这段时间把这个案子里一些还不清楚的小问题查清楚。”
我们的客人在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可是我的朋友在三点三刻才露面。然而，他一进门，我从他的表情上就能看出，一切进行得非常顺利。
“有什么消息吗？警长。”
“我们已经把那个仆人捉住了，先生。”
“太好了，我也找到那几个人了。”
“你找到他们了！”我们三个人一同喊道。
“对，至少我已经搞清了他们的底细。果不出我所料，那个所谓的布莱星顿和他的仇人，在警察总署是出了名的。那三个人的名字是比德尔、海沃德和莫法特。”
“是抢劫沃辛顿银行的那一伙，”警长大声说道。
“正是他们，”福尔摩斯说道。
“那么，布莱星顿一定是萨顿了。”
“一点不错，”福尔摩斯说道。
“嗳，这就一清二楚了。”警长说道。
可是我和特里维廉却面面相觑，感到迷惑不解了。
“你们一定记得那桩沃辛顿银行大抢劫案吧。”福尔摩斯说道，“案中一共有五个人——这四个人，还有那个叫做卡特赖特的第五个人——银行看管员托宾被害，窃贼们抢了七千镑逃走了。这案子发生在一八七五年。他们五个人全部被捕，但是证据不足，定不了案。这一伙抢劫犯中最坏的那个布莱星顿也就是叫萨顿的，就告发了他们。由于他作证，卡特赖特被判处绞刑，其他三个人每人被判了十五年徒刑。前几天他们被提前数年释放，你们可以想到，他们下决心一定要把出卖他们的人找到，为他们死去的同伙报仇。他们两次设法找到他，都未能得手，你们看，第三次成功了。特里维廉医生，还有什么需要说明的没有？”
“我想你已经把一切都说得非常清楚了，”医生说道，“毫无疑问，那一天他之所以那么惶惶不安，就是因为他在报上看到了那几个人被释放的消息。”
“完全不错，他说什么盗窃案，纯粹是放烟幕弹。”
“可是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告诉你呢？”
“啊，我亲爱的先生，他知道他的那些老伙计报复心很强，便尽量向所有人隐瞒自己的身份。他的秘密是可耻的，他不可能自己泄漏出来。但是，他虽然卑鄙，却依然处于英国法律的保护之下，警长，我毫不怀疑，你可以看到，尽管那个盾没有起到保护作用，那把正义的剑还是会替他复仇的。”
这就是关于那个住院病人和布鲁克街医生的情况。从那天夜晚起，警察再没有看到那三个凶手的影子。苏格兰场推测，他们乘坐那艘不幸的“诺拉克列依那”号轮船逃跑了。那艘船和全体船员数年以前在葡萄牙海岸距波尔图以北数十浬的地方遇难。对那个小听差的起诉，因证据不足，不能成立，而这件被称为布鲁克街疑案的案件，各报至今都没有详细报道过。
海军协定 （一）
我婚后那一年的七月实在令人难忘，因为我有幸与歇洛克·福尔摩斯一起侦破了三起重大案件，研究了他的思想方法。我在日记中记载的案件标题是：《第二块血迹》、《海军协定》和《疲倦的船长》。但其中的第一个案件事关重大，并且牵连到王国许多显贵，以致多年不能公之于众。然而，在福尔摩斯经手的案件中，再没有比该案更能清楚地显出他的分析方法的价值和给合作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的了。我至今还保留着一份几乎一字不差的谈话记录，这是福尔摩斯向巴黎警署的杜布克先生和格但斯克的著名的专家弗里茨·冯沃尔鲍叙述案情真相的谈话。他们两位曾在此案上枉费过许多精力，结果证明他们所搞的都是一些枝节的问题。但恐怕要到下一世纪该案才能发表。因此我现在打算把日记中记的第二个案件发表出来，这件案子在一段时间内也事关国家的重大利益，其中一些案情更突出了它独特的性质。
在学生时代，我同一位名叫珀西·费尔普斯的少年交往甚密。他差不多和我同年，但却比我高两级。他才华出众，获得过学校颁发的一切奖励，由于成绩出色，结业时获得了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继续深造。我记得，他颇有几家贵戚，甚至我们都还在孩提相处时，就听说过他舅舅是霍尔德赫斯特勋爵，一位著名的保守党政客。这些贵戚并未使他在学校捞到好处。相反，我们在运动场上到处捉弄他，用玩具铁环碰他的小腿骨，并引以为乐。不过他走上社会以后，那情形就不同了。我模模糊糊地听说他凭着自己的才能和有权势的亲戚，在外交部谋得一个美差，以后我就完全把他淡忘了，直到接到下面这封信才又想起他来：
沃金布里尔布雷
我亲爱的华生：我毫不怀疑你能回忆起“蝌蚪”费尔普斯来，那时我在五年级，你在三年级。可能你也曾听到我凭借舅父的力量，在外交部弄到一个美差，很受信任和尊敬。但一件可怕的祸事从天而降，它毁了我的前程。
没有必要把这可怕事件的详情写给你。如果你答应我的请求，那么我就可以把这一切口述给你听。我患神经错乱已经九个星期了，现在刚刚恢复，依然十分虚弱。你看是不是能邀请你的朋友福尔摩斯先生前来看我？尽管当局对我说：对此事再也无能为力了，但我仍愿听听福尔摩斯先生对本案的意见。请你邀他前来，尽量快来。我生活在惊恐不安之中，度日如年。请你向他说明，我之所以没有及时向他请教，并非是我不钦佩他的才能，而是因为我大祸临头神志不清。现在我头脑已恢复正常，但怕旧病复发，不敢多想这件事。我至今非常虚弱，你可以看得出来，我只好口述，由人代笔。请务必邀请福尔摩斯先生前来。
你的老校友珀西·费尔普斯
我看到这封信很受震动，他反复呼吁邀请福尔摩斯，令人怜悯。我深受感动，即使这事再困难，我也要设法去办。不过我当然知道福尔摩斯很爱他的技艺，只要他的委托人相信他，他总是随时乐意助人。我的妻子和我的一致意见是：立即把此事告诉福尔摩斯，一分钟也不应耽误。于是，早餐后不到一小时，我就又回到了贝克街的老住处。
福尔摩斯身穿睡衣坐在靠墙的桌旁，聚精会神地做化学试验。一个曲线形大蒸馏瓶，在本生灯红红的火焰上猛烈地沸腾着，蒸馏水滴入一个容积为两升的量具中。我走进来时，我的朋友连头也没抬，我看出他的试验一定很重要，便坐在扶手椅上等着。他看看这个瓶子，查查那个瓶子，用玻璃吸管从每个瓶子里吸出几滴液体，然后拿出一试管溶液放到桌上。他右手拿着一张石蕊试纸。
“你来得正是时候，华生，”福尔摩斯说道，“如果这张纸仍然呈蓝色，就一切正常。如果它变成了红色，那溶液就能致人于死地。”他把纸浸入试管，立即变成了深暗而污浊的红色。“嘿！果然不出我所料！”他高喊道，“华生，我马上就可以听你吩咐了。你可以在波斯拖鞋里拿到烟叶。”他转身走向书桌，潦草地写了几份电报，把它们交给了小听差，然后坐到我对面的椅子上，曲起双膝，双手紧抱住瘦长的小腿。
“一件平淡无奇的凶杀案，”福尔摩斯说道，“我想，你给我带来的案子会有趣得多。华生，你是没有麻烦事不来的，出了什么事呢？”
我把信递给他，他全神贯注地读起来。
“这信没有向我们说明多少情况，对不对？”福尔摩斯把信交还给我时说道。
“几乎没说明什么。”我说道。
“不过笔迹倒很值得注意呢。”
“不过这笔迹不是他的。”
“确实如此，那是女人写的。”
“一定是男人写的，”我大声说道。
“不，是女人写的，而且是一个具有不平常性格的女人。
你看，重要的是，从调查一开始，我们就知道，你的委托人和一个人有密切关系，那个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具有与众不同的性格。这件案子现在已经使我发生了兴趣。如果你乐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动身前往沃金，去看看那位遭遇此种不幸的外交官，和照他的口述代写这封信的女人。”
我们很幸运，正好在滑铁卢车站赶上早班火车，不到一小时，我们已来到了沃金的冷杉和石南树丛中。原来，布里尔布雷是一所大宅邸，孤零零地座落在一片辽阔的土地上，从车站徒步而行，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我们递进了名片，被带到一间摆设雅致的客厅里，过了几分钟，一个相当壮实的人非常殷勤地接待了我们。他的年龄虽已接近四十岁，但双颊红润，目光欢快，仍然给人一种爽直无邪的顽童的印象。
“我十分欢迎你们前来，”他和我们握了握手说道，“珀西整整一早晨都在打听你们的消息。啊，我那可怜的老朋友，他是不放过一根救命稻草的！他的父母要我来迎候你们，因为他们一提到这件事就觉得非常痛苦。”
“我们还不知道案子的详情，”福尔摩斯说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