媛媛连忙到医院做检查，医生又将她转到保健院，她到这家医院的门诊检查后，这里的医生又叫她到另一个皮肤专科医院再作检查。
媛媛自小身体很好，她很少到医院去打针吃药。她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出现这些症状，更不明白这些医生怎么将她这里转到那里，一直都查不出结果。
她找来一些医学书籍，躲在卧室里悄悄看，越看心里越发毛。
这天，当皮肤专科医院又让她到另外一个医疗单位去检查时，她终于忍不住，壮着胆子问那个门诊女医生：“医生，我这到底是什么病？”
“你自己不知道？”
女医生板着副面孔，抬起头瞄了媛媛一眼，冷冰冰地回答。
这位女医生很年轻，看来才二十七八岁的样子，戴着厚厚的口罩，连写病历的时候手上都戴塑料手套。
“医生，我怎么会知道自己是什么病。”媛媛陪着笑脸。
“哼！装模作样。你应该知道自己会得些什么病。好了，你可以走了。下一个。”女医生的话凉得像冰块一样砸过来。
这句话气得媛媛泪水都流出来了，她转过身，走了出来。
走到窗户口时，她听见诊室里面两个医生的对话：“怎么，又是性病？”
“我看八成是艾滋病……”
啊！
媛媛的眼前一黑，差点摔倒了。她竭力抓住墙边的凳子，不让自己摇摇晃晃的身子倒下去。
媛媛不知道是怎样挣扎着回到家，一进门，她就扑倒在沙发上，站也站不起来。
大伟从外面回来，一眼看到媛媛仿佛死人一般，脸色苍白如纸，闭着眼一动也不动，吓得他心胆俱裂，冲上去一把抱住媛媛，大声呼喊：媛媛哭了半天才慢慢平静下来，她抽抽泣泣地说：“医院……医生，说……说……怀疑我患了艾滋病……”
“啊———”
大伟惨叫一声，双手松开了媛媛，身子犹如遭受了重击，一下子就瘫了。
两个人哭成了一团。
安静温馨的医院，此刻在媛媛和大伟的眼中犹如主宰人生死命运的法庭。
他们忐忑不安地守在走廊上，等待着医生出来，却又希望医生永远不要出来。
医生出来了，手中拿着一张单子，默默地看着他们。
大伟的手在发抖，两只脚沉重得提也提不起来。
媛媛的身子也在发颤。她咬了咬牙，走过去从医生手中拿过单子。
她迅速地看了一眼检查结论，脸色刷地变得苍白。她身子摇晃几下，坐到旁边的凳子上。她竭力强振起精神，举起检验单，定睛再看一遍。
突然，她像被捅了一刀似的，尖叫一声，昏了过去。
战战兢兢守在她身边的大伟慌忙将她抱起来，一边呼喊着她的名字，一边痛哭着咒骂自己。
“是我害了你呀……媛媛，是我害了你……天哪，杀了我吧……救救我的媛媛……”
媛媛做梦也没想到像她这样一个出身于书香之家，一贯自尊自爱，贤慧善良，正直纯洁的人竟然会患上艾滋病。更让她想不到的是，将这个死亡症传染给她的会是她爱得那样真挚，那样热烈的丈夫大伟。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媛媛和大伟结婚那年的秋天，媛媛陪着父母到外地旅游疗养，大伟因工作走不开，就留下守家。
一日，大伟的朋友来玩，饭后闲聊中拿出一包香烟，说从边疆搞来的，里面掺有海洛因。大伟对朋友所吹的吸烟后即产生欲醉欲仙的感觉不大相信，当时借着一股酒劲，晕乎乎地在朋友的怂恿下吸了一支，随后又吸了第二支。隔了两天，他就主动去找这个朋友要烟抽。
等到媛媛随父母旅游归来，大伟已经上了瘾。而且他是和那伙朋友经常在一起用注射器注射海洛因。
大伟不敢让媛媛知道自己吸毒，他悄悄找了药物来戒毒，但是那痛苦的难于忍受的戒断症状使他一次次戒毒，又一次次复吸。
媛媛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从来不会怀疑大伟瞒着自己去干什么事。当大伟用静脉吸毒感染上艾滋病病毒，身体日益消瘦、虚弱，媛媛还以为是丈夫劳累过度。她跑到大伟的单位去请假，陪他上医院，每天购买营养食品，不断更换饮食花样，让大伟好好保养身体。
大伟悄悄去医院抽血作了检查，当他得知自己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时，他的心都要碎了。他害怕将病毒传染给媛媛，但又不敢将实情告诉媛媛。于是就谎称要静心写论文和自己的身体不佳，独自住在书房里。他认为，只要和媛媛分开不接触就不会传染。殊不知，他在没有发现自己感染上艾滋病之前已经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媛媛了。
医生告诉他们，艾滋病的潜伏期很长，大伟又属于那种在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后长期没有出现艾滋病症状的人，这就成了“健康带病毒者”。由于他受到感染而自己不知道，就在不知不觉中将病毒传染给了媛媛。
媛媛检查的结论是，由于大伟静脉吸毒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又经性接触将病毒传染给了媛媛。
第五章 撑起爱的绿荫
目前，人们习惯地将艾滋病患者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无辜的受害者”，如输入带有艾滋病病毒血液和血制品的患者；接触了被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使用过的刮脸刀、电动剃须刀、针头、牙刷等物品的人；在没有防护的情况下处理了艾滋病患者的医务人员……第二类是“罪魁祸首”，即因吸毒感染艾滋病病毒或者是因性乱（包括同性和异性）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患者。人们往往是对第一类给予同情和帮助，而对第二类却采取歧视和憎恨的态度。
第九届国际艾滋病大会在柏林召开的时候，德国总统魏茨克尔在开幕式上发言说：“我们应该保护自己免受艾滋病感染，但不应该为了保护自己而对身患重病的同胞弃之不理。”
1991年10月25日，被称之为“魔术师”的美国篮球巨星约翰逊确诊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时，曾在世界体坛上引起了很大的慌乱。1996年1月30日，约翰逊以依然健壮、潇洒的神态在洛杉矶的赛场上出现，这又在世界体坛上引起了另一种轰动。
约翰逊的复出更重要的是给艾滋病患者带来一种生存的希望。
艾滋病人面对着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挫折，他们最需要来自家庭、社会的关心和帮助。
只有爱，才能使他们接受命运的挑战，勇敢地面对病魔。
只有爱，才能使他们生命的火花继续燃烧下去。
繁忙的咨询热线
由于急等一篇第二天送到印刷厂替换的稿子，我只好在傍晚又来到报社。
办公楼里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正是修改稿子的理想环境。
谁知，坐下不到三分钟，值班室里的电话就急促地响了起来。
我们人少，经费更少，那个时候整个单位就是仅有那么一部电话。
现在都快到七点钟了，谁还会将电话打到单位来？也许是拨错了号码。
我忙于翻阅稿件，懒得去理它。
铃声响一阵，终于停了下来。可是没过半分钟，它又响了起来。我依旧没有理会。它停了。大约两分钟后，它又响了。
看来，这不会是错拨号码。说不定，这电话就是找我的。
我连忙放下手中的稿子，快步走进值班室。
“卫生报。请问找谁？”这是我的习惯用语。
“8181788吗？”
话筒里是个年轻人的声音。
“什么？”我一下子懵了，愣了一会才想起来，8181788是这个电话的号码。这电话不是找我的。“你找谁？这里其他的人已经下班了。”
“我就找8181788值班的人。听说每天都是下午六点以后上班的。”话筒里的人说。
我恍然大悟。原来他要找的是“艾滋病咨询热线”。
“艾滋病热线”是健康教育系统自1992年4月以后专门为人们提供艾滋病有关咨询服务而开通的电话热线，主要的目的是通过咨询人员和求助者，或者是艾滋病人之间的相互交谈，宣传艾滋病对人的危害，讲授艾滋病的预防措施，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以及他们的亲属提供社会支持。
目前，全国已在北京、昆明、上海、石家庄还有沈阳等地开设了这个工作热线。
云南的热线就开设在我们单位，专门由几位曾经做过医生的同事每天下班之后，从下午六点到十点，轮流值班，8181788就是这个热线的号码。我由于是女同志，家离单位远，领导上就没有安排我这份工作。
“值班的医生有点事，不在这里。请问你有什么事？”我热情地问道。
其实，我并不知道今天是谁值班。估计值班的同事是到外面去吃饭了。唉，既然我已经接了电话，总要回答得圆满一些。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手表。
此刻是六点四十五分。
“这……”话筒里的那个声音犹豫了片刻，又问道：“您也是值班的医生吗？”
我也犹豫了一会，回答说：“我是医生，今天不是我值班。如果你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助，可以告诉我。”
“医生您好！”年轻人很客气。“我是为一个朋友打听的。……为朋友的……可是……他……”
他的语气一下子变得很不自然，再三地强调他的目的。
“没关系的，你可以把你朋友的要求讲一下。”
“那……那就谢谢您啦。是不是与歌舞厅里的那些小姐有了关系就会得艾滋病？”
我一下子明白了。“关系？关系这个词的内容是很复杂的。你能不能把意思说得清楚一点，这样我就可以回答得更准确一些。”
“这个……这个……”对方又犹豫了一会，“就是……就是和那个陪舞的小姐有了……有了两次……男……男女关系。”
从接起这个电话，我就听出打电话的人还很年轻，而且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他说的是为朋友咨询，而实际上他所说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我真有点为他惋惜。但是他既然能够打电话来，证明他已经悔悟，他在为自己担心。
“那他现在有什么症状？”我问。
“症状？我……不，他以前身体很好，但是最近却常常感冒，咳嗽，精神萎靡，而且不思饮食……”他说话时的语调显得很忧郁。
“根据你说的症状，是不能判断他是不是患上了艾滋病的。因为其它的病症也会出现这些症状的。”
“但是，有人说……说那个舞厅里有艾滋病。”他惶惶不安地说。
“你能肯定就是那个陪舞女吗？”我问。
“不。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他说。
我微微思索了一下，用一种温和的口吻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但是，你刚才提的问题我不能作明确的答复。因为，我不知道与你那个朋友发生关系的陪舞小姐是不是艾滋病患者，或者是艾滋病病毒携带者。你虽然听说在那个环境里有艾滋病患者，但你又不能确定是不是那个舞女，这样凭空来判断你的那个朋友是不是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是没有依据的。”
“那怎么办呢？”他有些惊慌。
“我是否可以提两点意见供你的朋友考虑呢？”我平静地问。
“医生您请讲！”他赶快说。
“首先要弄清楚那个陪舞的小姐是不是卖淫的妓女，对不起，我是实话直说。”我停顿了一下。
“没关系，您请讲！”他急速地说。
“这事至关紧要。因为，如今在舞厅里陪舞的少女大部分还比较规矩的。有的是为生活所迫的，有的是为了好奇，有的完全是为了到那些地方去寻找剌激，但的确也有一些人是为了到那些地方去寻找出卖肉体的对象。所以说，只有后面的这一种才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高危人群，你懂这个词的意思吗？”我问道。
“我懂。我懂。就是感染率高的群体。”他快速地回答。
看来此人的文化水平确实不低。
“如果你的朋友与这个陪舞女还有一点交情的话，他应该去找这个人好好谈谈，我想，人与人之间通过推心置腹的交流，相互就会更加了解，那个陪舞女的情况就清楚了。”
“要是她不愿意说呢？”
“如果对她确实怀疑，而且她本人又不愿说，那么就只有做她的工作，让她去做个血清检查，这样对你的朋友，以及对那个陪舞女都有好处。”
“怎么做检查？到什么地方？”
“到省卫生防疫站，或者是市卫生防疫站，那里专门设有艾滋病监测中心，医生会经过采血后，从试管凝结出血清，通过酶标法来进行初筛诊断，对初筛呈阳性的血清，再采用印迹法进一步确认，这样才能最终判定检查者是否感染上艾滋病病毒。”我讲解得比较详细。
“谢谢！谢谢！”他的话音没有轻松。
“第二点，就是要对你的那个朋友谈一谈情感价值的问题，今后应该如何……”
“对！对！我……我一定对他说。谢谢您，医生。”
我的话没说完，他就激动地打断了我的话。我想，凭着此人悟性，后面的语言就可以省略了。
放下话筒的时候，我看了一下手表，七点零五分。
七点十四分。
电话响了。
我接到电话。
从接到第一个电话，我的思绪就离开了正在翻阅的稿件。
我作为该报“艾滋病咨询栏目”的责任编辑，曾经采访接触过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我完全理解一个患上了这种绝症的人的心情，也同情那些被这个恐怖之症困扰着的人们。所以，当电话铃又响起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拿起了话筒。
“王医生吗？”话筒里传来了一个沙哑的男子的声音。听那声音大约三十多岁。
“王医生不在。您找他有事吗？”我温和地回答。
“他今天值不值班？”那人焦急地又问。
“这我就不知道了。对不起！如果有事我可以明天上午转告他。”我很客气地说。
“这……这……”那人犹豫了一会说。“也没什么急事，我是要向他请教一个问题。”
“我可以帮助你吗？”
“你？女的，不……唉———算了，我改天再找他吧。谢谢！”
“那好吧。”
七点二十二分。
电话响了。
“医生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