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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医学的定义上讲，同性恋就是指同性个体之间肉体亲昵的行为。
同性恋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心理障碍。
按正常的自然和社会规律来看，同性间的性行为心理上应该有一种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同性恋打破了这种障碍，其行为是一种反常的行为。
有的研究者将同性恋又称之为“性变态”，或又叫“性倒错”。这一类的人通常有三种不同的形态。
第一种是全然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必须永远是同性，异性绝不能成为他们在性方面所渴望的对象。在性的事情上，异性是无关紧要的，或者是惹其嫌恶的，由于这种嫌恶之情，他们便不能进行正常的性交，或者在其中得不到任何兴趣。
第二种是两栖性倒错者。他们的性对象可以是同性，也可以是异性。
第三种人只是偶尔倒错。在某些外在环境里，多半因为正常的性对象遥不可及，或者经由模仿，他们也能够以同性的人为其性对象而获得满足。
这些变异或违反习俗的性行为，不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是遭人唾弃，被社会法律所禁止的。
大约两千年以来，犹太一基督教的传统，一直坚持男女之间的性的接触，只能严格限制在夫妻婚姻关系里，所有其他的性行为绝对被禁止。《旧约全书》中极其明确地指出“如果某一男子和其他男子同居，如同他和另一个女人同居一样，他们两者同样是亵渎神灵的：他们一定要被处死。”
1976年教皇保罗六世就颁布了一个5000字的《关于性道德问题的宣言》。和犹太人新教徒信仰中的一些教规相类似，这个宣言强烈地谴责同性恋、手淫、婚前性行为和通奸等，认为这些行为是人所固有的本质的错误的失调。
世界很多国家都有法律禁止同性恋和许多形式的自愿的异性恋爱行为。从前，美国大多数州里都把同性恋、婚前性行为和类似的性行为规定为轻罪或重罪之列，而且常把同性恋者送进监狱。
后来，性解放风靡当代西方社会，同性恋在许多国家已经不再受到挞伐。美国有的地区，同性恋者为数越来越多，并已形成团体，不仅拥有他们自己的杂志、报纸、圣地、居住地区、生活方式和乐趣，在一些城镇中，还有为同性恋男女设置的酒吧、浴场、俱乐部和社会组织。
这种变异的行为终于造成了艾滋病在人类发生的恶果。
男性同性恋是世界首推的艾滋病高危人群。
美国疾病控制中心在1981年首次发现的5名卡氏肺囊虫肺炎和其后发现的26名卡波济氏肉瘤患者，全都是男性同性恋者。在加利福尼亚，90％的艾滋病患者是男性同性恋者。在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艾滋病的主要传播方式也是男性之间的性交往，他们的某些性行为，为艾滋病病毒的传播提供了传染源。
在中国已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男性同性恋者的比例还很小，这并不能说明这个人群在艾滋病的传播中失去其重要性。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尤其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的影响下，许多同性恋者的活动和交往是不公开的，基本上是处于秘密状态的，这就给艾滋病在这个人群中的发现带来了困难。因为艾滋病的潜伏期可达6个月———7年，有的甚至更长的时间。此外，许多同性恋者都是要结婚，要生孩子的，这就更加增加了他们感染继而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机会。
同性恋在中国是一个极为特殊的人群。
可以这样说，与吸毒、卖淫嫖娼者同处于危险边缘的是鲜为人知的中国的同性恋人群。
据一些研究资料表明，同性恋者的性伴侣一般不固定，随遇随散，性方式杂乱，每个性伴侣接触二三次后即又更换。他们在接触中仅以性行为为目的，并不了解对方的年龄、职业等情况。有的虽然性伴侣仅有一个，但是谁能知道对方的性伴侣又有多少？
1988年5月，上海市发生了一起凶杀案，死者是一名26岁的男性同性恋者，公安人员在破案过程中侦察到的同性恋者竟达一千多人。
上海在一次对96名男性同性恋者的调查中，发现其肛交的发生率为81％，口交的发生率为60％；他们每人平均有7个性伴侣；25％的被调查对象有患性病的经历；31％的人和外国人发生过同性性行为。
在武汉的一所医院，40例男性早期梅毒患者中就有33例同性恋者。
天津某医院，1985年至1989年间，门诊收治的366例性病患者中，有61例同性恋者感染了早期梅毒，在龟头、肛门和口腔等处，发生硬下疳。
艾滋病对于它的受害者，不分性别、年龄、地位、阶级以及国家……
美国著名画家凯斯·哈林在1989年确诊为艾滋病，当时他还筹划举办“艾滋病死前一年派对”。1990年1月，哈林已经无法说话，神志不清。一个月后，他的派对还来不及举行，就结束了三十一岁的短暂生命。
拥有“宗教艺术家”美名的美国著名摄影家梅布索普1988年7月曾为辟谣参加了在纽约举办的《罗伯特·梅布索普回顾展》，可第二年的3月，梅布索普就与世长辞，死因就是艾滋病。
洛赫逊是好莱坞的著名演员，他曾经公开承认自己是艾滋病患者，并以积极的态度接受治疗。1985年7月，他到巴黎治疗，可到7月底他便返回美国，仅仅拖到当年的10月，这位影坛巨星便陨落了。
被誉为“时装插画之王”的安乐尼·洛贝斯二十岁时就成为美国的服饰插画超级巨星，并成为了流行服饰界的领导者，但却在1987年3月因艾滋病死于洛杉矶。
……
死亡的恐惧笼罩着每一个艾滋病患者，艾滋病就是死神！
遗憾的是，当他或者是她明白了这一残酷的现实时，后悔已经晚了……
1993年12月1日是第六个“世界艾滋病日”，纽约市为纪念这日子，第四次进行“无光之夜”活动，以哀悼艾滋病死者。
这天晚上，纽约市高达102层的帝国大厦、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大楼及克莱斯勒大楼的装饰灯熄灭15分钟。华盛顿的白宫也熄灭灯光15分钟。
据说，在旧金山，在欧洲的伦敦、维也纳和蒙特利尔等地，夜间都把摩天大楼、著名建筑物及桥梁的灯光暂时熄灭，以示哀悼。
艾滋病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传播，给人类的健康、文化、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家庭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的实际情况纷纷制定对策，旨在保护本国公民的利益。
在美国，发生过这么一桩案子：美国密执根州一个感染上艾滋病病毒的离婚妇女不顾他人的健康，先后与五个男人发生性关系，其中包括一个14岁的男孩。此事后来被揭发，这个艾滋病病毒携带者遭到法庭控告，法官怒判被告不准与任何男人发生性关系，包括她的男朋友在内。
这宗少见的判决是由乌斯克罔市法官尼尔·穆拉里作出的。被告是三十一岁的白莲达·詹逊，她有两个子女。原告指出她和五个男人发生性行为前没有事先告诉对方她自己已经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
法官穆拉里在判案时生气地对被告说：“你的行为危害了几个人的健康，罪责难恕。”
这位法官最先命令白莲达每日24小时都要留在一家管教所中，足不能出户。后来又放宽为在上午八时至晚上九时可以外出，但必须由一名指定的女性监管人陪同，确保她不得与男人接触。
她甚至被禁止与男友的联系，不准男友到管教所探访她，连在电话中多谈和通信都不可以。
白莲达散播艾滋病病毒的行为是由一名14岁的男孩子揭发的，她曾与他发生性关系。事后这个男孩子将事情告诉了他的母亲，他母亲获悉白莲达曾对人说过自己染有艾滋病病毒，大为惊恐，于是向警方报案。
根据密执根州的预防艾滋病法律，一个染有艾滋病的人，在与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之前，必须告诉对方自己染有艾滋病病毒的事实，否则就算犯法。倘若白莲达今后不遵守法官的命令“禁性”，那她将会再被拘控，最高刑罚是入狱五年。
瑞典仅有人口400多万，然而却有6000余人带有艾滋病病毒，为此，瑞典当局正式启用了一座小岛，专门用来隔离艾滋病人。第一批艾滋病患者已被送进一座十六世纪的古老建筑内，未经批准，不准擅自离开此岛。
这座艾滋病隔离所，设在斯德哥尔摩附近的阿狄尔苏岛上，极其偏僻荒凉，几乎与世隔绝。它曾经用来安置精神病患者，后又重新整修。这些隔离病房都是古老的平房，每个艾滋病人在这里都有单独的卧房和浴室，房屋四周均有高墙和戒备森严的警卫。
这些第一批送来的艾滋病患者，都是经过严格审定把关的，其证据确凿，屡教不改，他们明知自身患上艾滋病，却仍然继续胡乱性交和共用注射器注射毒品，故意扩散病毒，构成公害。
为了严防艾滋病传入和传播，中国政府已先后拟定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和政府法规：1984年和1985年，卫生部与有关部门两次联合发出通知，限制进口血液制品，包括因子制剂。
1986年12月，我国公布了凡患有艾滋病、性病等传染病的外国人不准入境，如果发现患有上述疾病的外国人，中国卫生主管机关可以提请公安机关令其提前出境。
1986年，我国卫生部成立了卫生部预防艾滋病工作小组，指导全国工作。
1988年国家七部委共同发布了《艾滋病监测管理中心若干规定》。
1989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传染病防治法》，将艾滋病纳入法定传染病范围进行管理。
没有一个人愿意感染艾滋病。
没有一个人愿意成为艾滋病患者。
因为，那无疑是一份死亡的判决书。
每一个数字的后面曾经是一个鲜活的生灵。
每一个数字的后面可能是一个家庭的毁灭……
在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专家委员会《致医务人员的一封公开信》中有这样两句话：“疾病不应该是对某一个人的惩罚，疾病是全人类共同的敌人。每一个医务人员应该充满爱心，用我们的双手和知识去帮助受艾滋病威胁的同胞。”
艾滋病所涉及的范围早已不限于医疗卫生，它超越了医学，成为了一个影响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
同样，艾滋病人需要全社会人们的同情和帮助。
对艾滋病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恐惧、歧视不仅在我们国家有，几乎在世界上所有发现艾滋病的国家都有。
第三次国际艾滋病防治会议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时，警察都戴上了非常显眼的黄色塑料手套，并逮捕在会场外面示威的同性恋者。
佛罗里达州有一个家庭中三个儿子都因血友病感染上艾滋病。为此，他们的房屋被人用火烧了，小孩也不准上学。
田纳西州的一个孩子因输血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而被赶出了校门。他的母亲偷偷地把孩子送进学校，但没几天他的母亲就彻底放弃了让孩子上学的念头，因为有一些人开车经过他家时，车上就写着“杀死他”的标语。
许多艾滋病人和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面对的不是医学问题，而是周围的人们的恐惧和歧视。
艾滋病人和其它病人一样，是不应该受到歧视的。
这个问题多年来已经引起了国际预防艾滋病组织的重视。
在第一个世界艾滋病日制订的十个宣传要点中指出：“艾滋病和我们所有的人都有关系，没有理由对艾滋病患者产生恐惧感，他们不应该受到歧视。他们面对着肉体和精神的巨大挫折，他们需要来自我们大家的关心和帮助。”
我国的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期规划特别提到：“大多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的体格及精神都适合于从事日常活动，并无经任何社会活动接触而传染的危险。为此，国家的政策是：如果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临床情况允许，他们应该参加正常的工作学习而不受歧视。”
规划中还提到：“为消除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不必要的担心和歧视，需要对人们进行卫生宣传教育，使他们知道一般社会接触不会引起艾滋病病毒的传染，要以同情的态度对待那些感染者。”
同是地球的生灵，我们有什么权利为保护自己的生而剥夺艾滋病人活的权利？！
目前，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的传播途径大部分是通过静脉吸毒的感染，但随着近年来禁毒禁吸的各项措施坚决有力，因静脉吸毒而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比例已在逐渐下降。但可以相信，不要多久就会以性接触成为最主要的传播方式。最大的隐患———无法消除和控制的色情行业，将要导致艾滋病的快速蔓延，最终达到失控的地步。
针对这个问题，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职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专家十分自信而又十分无奈地说，五十年代，中国就以“无毒国”而著称于世，毒害终有一天会在中国大地上再度清除。同样，同性恋这种变态的性行为历来被中华民族所厌恶，最终也会在这块有着三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土上销声匿迹。然而，我们束手无策的将是卖淫嫖娼这股越来越大的黄色暗流，将避孕套视为“安全性行为的工具”而进行推广的宣传纯属误导，必将重复美国人十年前就犯过的错误，从而导致性病和艾滋病在中国的爆发和快速蔓延，以及青少年的性自由、少女早孕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他说，在中国除了提倡性道德和洁身自爱的宣传教育外，唯一的办法只有采取疏导，这样才可能有效地控制传播性病和艾滋病的传染源。
难道就别无选择？
但愿这仅是一种偏见。
据有关报道，中国目前的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已超过30万。如果现有控制艾滋病的能力得不到明显加强，到2000年，中国艾滋病的实际感染人数有可能达到1000万。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
尽管迄今为止，世界上还尚无任何一种预防艾滋病的疫苗或治愈艾滋病的药物发明出来，但是可以相信，生物医学的奇迹不久将会给艾滋病患者带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