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善于顺势而上者，既不惧怕形势恶劣，也不庆幸形势顺利，只是想尽办法利用矛盾冲突的力量，把事物发展引向预期。遇到顺势，常人往往能够加以利用，也因此而踌躇满志，此时做到顺势而上顺理成章。但是遇到逆势，常人往往意志低沉，无所事事、听天由命，此时做到顺势而上则非常不易。逆势中的顺势而上者，所“顺”的势是逆势，他们具有非凡的王者气概，其利用逆势所激发的创造性，常使人叹为观止。此时，“顺势而上”已经不是诸如“战胜逆境”等空洞的精神激励，实在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其灵活应用带来的是绝妙的、出人意料的、充满创造性的效果。
红军长征就是一个十分典型的顺势而上的例子。在遭到第五次围剿时，国民党军开始逼近中央苏区腹地，红军内线作战已十分困难，形势非常不利于红军。但顺应这种形势，红军可以迅速凝聚共识（这在顺利情况下通常很难达到），同时也产生推动力来以更开阔的眼界看待红军进一步发展。事实上，红军由此进行了战略转移，北上抗日，从而开创了崭新的局面。难以想象，如果红军继续局限在井冈山斗争，没有投入到全民关心的抗日斗争中，红军很可能会遭到边缘化的命运。同时，在长征途中，红军利用万里奔波，进行政治宣传，为以后的斗争作了很好的铺垫，变被动为主动。所以毛泽东总结“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播种机”，充分体现了顺势而上的气度。
顺势而上之更戏剧性的事例发生在官渡之战。曹操听从许攸之计，亲率精兵偷袭袁绍粮草重地乌巢。袁绍知曹操亲往攻琼，而不亲自重兵救琼捉操，只是派兵增援乌巢，使曹操有机可趁。袁绍的骑兵迫近，曹操部下要求分兵拒之：“贼骑稍近，请分兵拒之”。曹操知道当前的关键在于迅速攻灭淳于琼，如果听从部下建议分兵阻援，则不但不能阻止袁绍援兵，也没法灭除淳于琼，一旦形成相持，则事去矣。所以马上曹操发怒回应道：“贼在背后，乃白！”。此时，曹操显示了高超的顺势而上的能力，利用危险的形势，并且通过断绝安定后背的期望，造成了更加逼迫的形势，使士兵处之死地，只有奋勇向前才有可能活命。结果个个殊死奋战，终于击破淳于琼。
当然，利用顺利的形势更强烈地影响事物发展的例子更是俯首皆是。无论处于顺势还是逆势，都能将事物发展引向预期，顺势而上是不二法门。
如何有效运用顺势而上这一方法？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观察一下滑冰的诀窍，从中获得一些启发。滑冰是一项最需要顺势而为的运动。在滑翔当中，冰面、冰刀运用、人的重心等等变化万千，它们的配合有时不太和谐有时又很顺利，滑冰者必须顺着这些不同的势，将其引导到合适流畅的轨道。初学滑冰的人，在冰场上往往需要找到依靠，只敢在冰场边缘活动，因为那儿有扶手可以依赖。奇怪的是，扶手的帮助反而使人更容易摔跤，因为脚下是很难抗拒的滑动，对扶手的依赖阻碍了身体重心的随时调整，所以造成不断的摔跤。当终于克服了对扶手的依赖，基本可以保持身体的平衡时，一般都会小心翼翼地滑动，遇到冰面上小的凸凹不平都会带来紧张，以至于产生夸大的身体调整，导致此时的滑冰跌跌撞撞，一点也不流畅。一旦滑冰者敢于忽略冰面上小的凸凹不平、能够随着变化轻松适当地调整身体时，就能够真真体会到滑冰的快感了。所以要想使滑冰能够快感流畅，就要克服依赖心理，敢于忽视小问题。简简单单的滑冰，包含着深刻的道理哩。
顺势而上，其中“势”则如同垫脚之砖，用完即弃：“上”是要达到的目标；而“顺”是如何用“势”达到“上”的方法，是关键。
“顺”者之一：无所依赖，不对所处的势产生执著心理。这里执著不仅仅指不舍得、不愿放弃顺利之势，排斥逆势、对困难的过分关注都是执著。为什么不能执著于势？因为势是冲突双方力量对比的整体反映，是时时变化的。一旦产生执著，就会志满意得地不希望势的变化，或垂头丧气地不相信势可以变化，在此基础上所作的判断和行动，必然不能够实事求是地符合实际情况，最终为势所乘，被动挨打。所以引导事物向预期的方向发展，不为势所乘，而是乘势有所为，前提就是不执著于一时一势。比如，蚊子这种昆虫，带给我们的除了伤害，还有无奈，人人都恨之入骨。这一“恨”就使我们产生了执着，非要赶尽杀绝，杀不了就绝望，甚至有一次我看到有的人任其叮咬而不作为，一问之下才知道他的观点：反正杀不死，不给这个蚊子咬就给那个蚊子咬。这就不能称之为“顺”了。抛掉执着，幻想一下：蚊子咬我们，一定会向我们的血管释放物质，既然杀不干净它，不如改造它，让它们携带上对我们有用的物质，比如防止感冒的药物，去掉让我们感到刺痒的成分，让蚊子免费向大众注射，我们送它一点点血液作为奖赏。那时候，蚊子肯定变成一种人人热爱的昆虫了。这就是“顺”势了。
“顺”者之二：顺大势而不顺小势，大势即主要矛盾。顺大势，其实就是抓重点。抓不住重点，就做不到“上”。《庄子·内篇·逍遥游第一》虚构了一个驼背残疾者捉蝉的故事，形象说明抓重点的重要性。
【仲尼适楚，出于林中，见佝偻者承蜩，犹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坠，则失者锱铢；累三而不坠，则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坠，犹掇之也。吾处身也，若蹶株拘；吾执臂也，若槁木之枝。虽天地之大，万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侧，不以万物易蜩之翼，何为而不得！”孔子顾谓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其佝偻丈人之谓乎！”】全神贯注于蝉，甚至珍珠金银都不足以分散其注意力，这就是一个残疾者能够捉蝉如探囊取物的诀窍。抓重点，就是从事物各种各样复杂的矛盾冲突中，分析出主要矛盾，坚定地将这个主要矛盾放在关注的焦点，而不被各种各样的次要矛盾分散注意力，如同捉蝉佝偻者一般。如此，则有望解决关键问题，拔一个萝卜带出一坑泥，从而以最少的付出（精力和时间），最大程度地主动影响本质上涉及无限联系的事物发展。全神贯注于主要矛盾，是顺势而上的根本之道。运用智慧剃刀，智者就会知道，抓重点存在一个反面，就是系统全面考虑问题，二者一定是相辅相成。没有抓住重点的系统全面叫做不得要领，没有系统全面考虑问题的抓关键叫做失之偏蔽，二者都不能成功，只有围绕关键冲突系统性地考虑发展的方方面面，才是解决问题的保障。
检视历史，有太多的例子说明会抓重点对成败的重大影响，这里不惜多费笔墨，摘录较多的历史事件来着重强调这一点，以望引起特别的注意。
一、 【张良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王曰：“齐欲与赵并灭楚。”项王以此故无西意，而北击齐。】评点：刘邦派韩信暗度陈仓，占领关中，项羽准备乘刘邦没有站稳脚跟起兵讨伐刘邦。张良给项羽写了一封信，说按约定刘邦本来就应该称王关中，不会再向东前进了。同时又把齐、梁的反书送给项王，从而使项羽打消了讨伐刘邦的主意，转而讨伐齐国。其时，范增等众谋士以及当时的态势，已经明白无误地表明项羽的最大敌人是刘邦，项羽应该做的是团结各种力量，始终以打击汉王为重。但是，项羽反而听取刘邦的谋士的意见，没有抓住打击刘邦这个重点，并将齐逼向刘邦一方，其败已明。
二、【充国上书曰：“陛下前幸赐书，欲使人谕罕，以大军当至，汉不诛罕，以解其谋。臣故遣幵豪雕库宣天子至德；罕、幵之属皆闻知明诏。今先零羌杨玉阻石山木，候便为寇，罕羌未有所犯，乃置先零，先击罕，释有罪，诛无辜，起壹难，就两害，诚非陛下本计也。臣闻兵法：”攻不足者守有余。‘又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今罕羌欲为敦煌、酒泉寇，宜饬兵马，练战士，以须其至。坐得致敌之术，以逸击劳，取胜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发之行攻，释致虏之术而从为虏所致之道，臣愚以为不便。先零羌欲为背畔，故与罕、幵解仇结约，然其私心不能无恐汉兵而罕、幵背之也。臣愚以为其计常欲先赴罕、幵之急以坚其约。先击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虏马肥、粮食方饶，击之恐不能伤害，适使先零得施德于罕羌，坚其约，合其党。虏交坚党，合精兵二万余人，迫胁诸小种，附著者稍众，莫须之属不轻得离也。如是，虏兵浸多，诛之用力数倍。臣恐国家忧累，由十年数，不二三岁而已。于臣之计，先诛先零已，则罕、幵之属不烦兵而服矣。先零已诛而罕、幵不服，涉正月击之，得计之理，又其时也。以今进兵，诚不见其利。”】评点：当时青海主要有先零、罕、幵三个羌人部族，经常侵扰汉地，其中先零最强大同时也危害最大。罕、幵即惧怕汉，也惧怕先零。汉兵出征，先零与罕、幵不计前仇而结约，以抵抗汉兵。宣帝听从朝臣的意见，要求赵充国先击灭罕羌。赵充国认为不妥，在给宣帝的信中，他做了以上申述，建议抓住先零这个关键，打破先零、罕、幵的联盟，集中力量致力于关键一点，从而解除羌人对汉的威胁。宣帝听充国之策，击破先零，此后西羌无事达数十年之久。赵充国可谓会抓重点。
三、【初，巨鹿张角奉事黄、老，以妖术教授，号“太平道。”咒符水以疗病，令病者跪拜首过，或时病愈，众共神而信之。角分遣弟子周行四方，转相诳诱，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自青、徐、幽、冀、荆、扬、兗、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或弃卖财产、流移奔赴，填塞道路，未至病死者亦以万数。郡县不解其意，反言角以善道教化，为民所归。
太尉杨赐时为司徒，上书言：“角诳曜百姓，遭赦不悔，稍益滋蔓。今若下州郡捕讨，恐更骚扰，速成其患。宜切敕刺史、二千石，简别流民，各护归本郡，以孤弱其党，然后诛其渠帅，可不劳而定。”会赐去位，事遂留中。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也。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鄴。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谞、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郎中中山张钧上书曰：“窃惟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须师旅而大寇自消。”帝以钧章示诸常侍，皆免冠徒跣顿首，乞自致雒阳诏狱，并出家财以助军费。有诏，皆冠履视事如故。帝怒钧曰：“此真狂子也！十常侍固常有一人善者不！”御史承旨，遂诬奏钧学黄巾道，收掠，死狱中。
朱俊之击黄巾也，其护军司马北地傅燮上疏曰：“臣闻天下之祸不由于外，皆兴于内。是故虞舜先除四凶，然后用十六相，明恶人不去，则善人无由进也。今张角起于赵、魏，黄巾乱于六州，此皆衅发萧墙而祸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辞伐罪，始到颍川，战无不克。黄巾虽盛，不足为庙堂忧也。臣之所惧，在于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弥增其广耳。陛下仁德宽容，多所不忍，故阉竖弄权，忠臣不进。诚使张角枭夷，黄巾变服，臣之所忧，甫益深耳。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国，亦犹冰炭不可同器。彼知正人之功显而危亡之兆见，皆将巧辞饰说，共长虚伪。夫孝子疑于屡至，市虎成于三夫，若不详察真伪，忠臣将复有杜邮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举，速行谗佞之诛，则善人思进，奸凶自息。”赵忠见其疏而恶之。燮击黄巾，功多当封，忠谮诉之。帝识燮言，得不加罪，竟亦不封。】评点：这段摘录集成的历史片段，展示了当时在张角黄巾起事之初，朝廷内部的分析。这些意见反映出天下俊才对如何应对黄巾起义的高见。黄巾起义的人员组成，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信黄巾道的人，这部分是少数但是核心，另一类是流民，因为政治动荡和不满政府强取豪夺，而参加黄巾军，使大多数。杨赐建议采取措施，使各地安抚流民，使之安居乐业，脱离黄巾军，然后派军队镇压黄巾道这个核心。杨赐的计谋，去枝节而突出主干而后伐之，伐干，树始能倒。这是深得抓住重点之三昧，其谋若成，汉当可延喘。然而杨赐之谋是上策，但不是上上策。上上策乃张钧、傅燮之谋，可谓截断源头。因为产生流民原因是政治动荡和政府强取豪夺，究其根源在于十常侍任用亲信、无法无天，皇帝要天下又要舒适的生活，明知十常侍不法，但也不能除去，这才是主要矛盾。
四、【关东诸将议：以朝廷幼冲，逼于董卓，远隔关塞，不知存否，幽州牧刘虞，宗室贤俊，欲共立为主。曹操曰：“吾等所以举兵而远近莫不响应者，以义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非有昌邑亡国之衅，而一旦改易，天下其孰安之！诸君北面，我自西向。”韩馥、袁绍以书与袁术曰：“帝非孝灵子，欲依绛、灌诛废少主、迎立代王故事，奉大司马虞为帝。”术阴有不臣之心，不利国家有长君，乃外托公义以拒之。绍复与术书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卓，安可复信！但当使兵往屯关要，皆自蹙死。东立圣君，太平可冀，如何有疑？又室家见戮，不念子胥可复北面乎？”术答曰：“圣主聪睿，有周成之质。贼卓因危乱之际，威服百寮，此乃汉家小厄之会，乃云今上‘无血脉之属’，岂不诬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