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他这样长时间地高淡阔论，用一天时间来演绎他的思想，展现他的宏伟蓝图，显然是摆出了一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姿态。这就不仅仅是发挥余热的问题了，他那庞大的身躯，简直就是一‘个大火球。只是这火球被他那米色的中山装所包裹。他那拥有厚厚的嘴唇的大嘴有如火山口那样喷薄而出的不是语言，而是灼热的岩浆。就像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显然A省出版业再现辉煌的希望就寄托在他的身上。这会儿汗滴从假发的发稍下淌到脸上，假发覆盖的头颅上，肯定蒸发着热气，像是一只烤熟了的山芋。
他轻轻地呷了一口杯中的茶水，以中气很足的A省省城的土话，土腔土调地说：“我们实施跨世纪的出版战略，其中‘人才战略’至为关键，没有人才再好的设想也只会是纸上淡兵。然而，为了A省出版事业的振兴，我们要继续执行引进人才的战略。有人说‘家花不如野花香’，家花再好看不香也只能是假花、纸花，而不能给我省出版事业锦上添花。野花再野只要香，就要‘不拘一格选人才’。对人才就是要有政策倾斜，比如住房、奖金、出国、职务、职称就要优先，不要不服气，什么规章制度，制度是人定的，也是人执行的，领导者要脑中有谱、心中有数，不要怕群众议论。邬历是个人才，很有开拓精神嘛，为什么高评委老是通不过他的高级职称申报，那是有人忌贤妒能嘛。我是厅长又是总社社长，我就以高级职称聘他，聘用期间工资、津贴全照正编审对待。总之，要给人才一个有利的成长环境。能干的媳妇打碗多，聪明的婆婆就不应该老是指责，只有那些不干事的，才不会犯错误。”
他用那双暴凸的金鱼眼睛，目光凌厉地扫视了一下前排就座的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们，继续说：“编委会要有主见，不能被群众的意见牵着鼻子走，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该买的房子就是要舍得花钱买。有人不是给纪委写信告状，说扬子江出版社的《南方名人》杂志挪用公款，用群众捐赠的28万元为主编买了一套房子吗？邬历当年处理得就很好，有什么了不起的，给一位新调来的副总编辑解决一下住房问题，是吸引人才的政策倾斜，补一下买房手续，我签字同意，挪用公款不就变成了组织批准的吗？省纪委来查，我就拍着胸脯说：‘是我批准的，也是党组同意的。’有些人自己不干事，专门挑刺泼冷水。对这样的人不能重用，该撤的撤，该换的换。要采取组织措施，你捣乱，我可以不用你，养着你，把你挂起来。”
说完，意味深长地用眼角的余光瞄了一下他所熟悉的坐在后排的几双眼睛，其中就有郑东的那双眼睛，又迅速地移开目光，以一种虚怀若谷的大人不计小人过的神态，笑着说：“当然，我们还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包括反对过自己，被实践证明犯了错误的同志。”
他结束了自己关于“人才战略”的演讲，将话题转入了“发展战略”。最后以响亮的口吻总结了他的战略方针是“到21世纪初，要使A省出版业形成编、印、发、供、管的集团优势向外出击，不仅要走在全国的前列，而且要走在世界的前列。”
他终于结束了自己长达7个小时的演说，台下响起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他如释重负地掏出手绢，习惯性地像是推开帽子那样推了推假发，似乎想打扫一下腑门上的汗珠。但是随即反应过来，头上不是帽子而是假发，他那不长毛的智慧脑袋的真相是不便暴薅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他是那样不失风度地微笑点头，自己也加入了鼓掌的行例，陶醉于自己描绘的美好前景之中，享受着部下们长时间的捧场，心中不禁有点飘飘然。
谭冠先生外表看上去给人富富态态、严严肃肃、彬彬有礼、道貌岸然的样子。他不仅表情严肃，给人以一种含威不露的感觉，而且瞳仁蕴光，眼底有神，给人一种高深莫测的样子。他喜怒不形于色，却喜欢见人先带三分笑，然后点头示意。用他的话说“大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对一些凡夫俗子所赠的烟、酒、猪腿、甲鱼、螃蟹等土产，一概退办公室或赠食堂、幼儿园，以示清廉。以至于信息研究室魏铭利主任对其道德人品感动得五体投地，不仅公开宣示厅长的为政清廉，而且还摇动生花妙笔总结出了谭厅长为政清廉的先进事迹上报纪委，拟在省级机关广为传播。
然而，谭厅长本人是知识分子，对于文化价值是清楚的，而对于文人雅士们所赠送的高档画册、珍贵书籍、名人字画一概慨然笑纳，来者不拒。这叫雅好，与肮脏的贪污受贿是挂不上边的。那怕这些玩意儿来自国库，也是一种“清赏”也，即清廉的赏玩。对于谭厅长追求之高雅，有文化的吏爷们是心领神会的。比如眼下，那位邬历就曾在调出版界之前，利用其市文化艺术指导委员会主任的优势帮谭厅长从古都古旧书店及古籍刻印处弄过不少的明清字画和孤本、善本图书。于是谭厅长作为回报自然大笔一一挥，从出版留存利润中批出大批资金去抢救祖国濒临绝灭的文化遗产，进行硕果仅存的古都木刻版图书印刷。这是谁也非议不了的善举。
魏主任不失时机地加以宣传，这善举竟也上了省报的《内参》。名人字画相赠，既附庸风雅，又不失名节，其博大的文化内涵如果用金钱来计算，这就俗了。类似像壮士赠宝刀、将军赠宝马似的君子之交，向名士赠书画，是再雅不过的文人雅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然而发展市场经济的今天，这些属文化遗产的孤本书、善本书及明清字画是无论用多少金钱也难以计算其价值的。
不过，在谭厅长看来，这体现最珍贵的感情价值。本人也有识宝刀、宝马的非凡的眼力，不是同道之人，岂能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于是引为知己，视为同志的部下则是应该大力栽培的人才，是后备干部加厅长接替人的人选。比如，眼下这位邬历同志在出版社岗位上锻炼了一段时间，再到扬子图贸公司去锻炼一下，不是出版、经营的经验都有了吗，是有利于人才全面发展的，对于邬某人今后进入厅领导班子是极有好处的。想到这儿，他嘴角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这谭冠的着装打扮，也是中国传统式样加当今正统特色的。
在冬天必为中装棉袄，自从装备了假发套后，以假发添美遮寒，以前则一律戴鸭舌帽。这中装其实是旧时马褂的变种，加上一双两片瓦老棉鞋则有如戏台上官员的白底皂靴。这样就是老夫子似的传统道学装束了。春秋两季一般着夹克衫，重要场合则着毛料中山装，外加薄呢长风衣，老圆口布鞋或三节头老式皮鞋，显得极为正统，不辱国威。挺拔的腰杆，高昂的头颅顶着新式假发，整个一个中西合璧，传统与现代的融合。再加上挺出的肚腹，口若悬河的长篇大论，具有战略高度的工作总结，是足以让上下左右刮目相看，不得不信服的。
其实这一切气势和信心的表象，是建立在国家对图书出版资源垄断基础上的经济优势所营造的泡沫现象，有了泡沫经济就有了泡沫人、泡沫文章、泡沫总结等，一切膨胀的泡沫在阳光照射下，发出五颜六色的眩目光彩。尤其是中、4、学课本专营所带来的丰厚垄断利润，一俊遮百丑，使其他一切可能导致经济衰退的不良因素，诸如当权者的贪污腐败，挥霍浪费，巧取豪夺等，都因为不影响干部职工本身的丰厚收入，谁还会没事找事地去告状揭发呢？眩目的银色祥光，笼罩着那片风水宝地。这风水宝地上孕育出来的全是顶天立地、智慧超群的战略家和经营人才。
立足于这样的基础上所诞生的报告、汇报材料自然全是无后顾之虑、无忧患悲情的豪言壮语。再不失时机地请一二上峰，不失礼仪、不动声色地热情接待，授意部下层层接风，级级馈赠。反正均为公款，丰厚利润中的九牛一毛而已，花公家钱，买自家名声。尚可鼓动一二记者许之以厚利，假之以词色为自己总结经验，宣扬成绩，于是俨然一个光辉形象从上到下塑立起来。于是良好的口碑，显赫的业绩由此等高级枪手出面，再在省内、中央高层领导面前美言、捧场，自然也就有锦上添花之效果了。这是不用提示的微言大意，深文周纳尽在谦恭的谀笑和慷慨的报告之中，久而久之那高大完美的形象自会在领导人的心目中塑造起来，那么官位、权势就可以继续倾倒一方，自然也就格外令人迷恋，也就必须变着法子稳占着这锦绣窝子不肯挪动了。于是也就到处响起“老九不能走”的呼声。这有点类似于陈胜、吴广为谋江山而刻意安排的“鱼帛狐嗥”一类神话，全是指挥者的刻意安排，那有半点民心天意呢？
考察这舆论自然不是空穴来风，追踪风源实际上还是自己鼓吹出来的，不过借助于民间传媒的管道扩散出去，留声机的针是自己安装的，唱片是自己录制的，借助他人之口得以传播，也就不算钓名沽誉般的自吹自擂了，也不失自己谦谦君子般的风度和名节。这唱片之中当然是没有杂音的，一律颂歌雅曲，其实这余音绕梁的阳春白雪是在沙滩上建立起来的玲珑塔，也是海市蜃楼般的美妙幻景。
而真实的情况的反映却往往是那些不愿意署名的“人民来信”，组织、纪检部门可查可不查，一般是躺在组织、纪检部门那些不得见人的机密保险柜中，有的落尽尘埃，最终付之一炬。其实这是官场弃除蒙蔽、了解真情的管道，却囿于定规、秩序、纪律，自然不能公开，也不便公开，也就缺少了透明度，局外人何能看透本质，看不透也就无法实施有效的监督制约。于是银钱和银印的诱惑就导致人性堕落，官场也就在这花园锦簇般的表象中日见糜烂。只要单位经济条件尚好，小康水平尚稳，就无好事之徒，吃饱了饭撑的去写人民来信，自找麻烦，没准不但无法彻查，自己还落得难以立足。
“明哲保身”哲学的盛行，在对腐败的监督、制约查处机制不健全，大面积的腐败彻查的概率极低的情况下，腐败分子更是有恃无恐，而真正疾恶如仇的人士则退避三舍。一方面是权力运作的神秘性使大量事实真相掩盖在华而不实的外表之中，一方面窃窃私语的酒桌之流言、耳鬓斯磨的床第之蜚语大行其道，使真情在假语中流窜，从而使政府“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流为形式，起不到鼓舞人心的作用。
一年一度的“民主生活会”早已演变为“表扬与自我表扬”般的自我吹嘘会或互相吹捧会，又有谁敢去冒天下之大不韪去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呢？否则就不能维持班子表面的团结和稳定，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人情面子就要被打破。“一夫为刚，万夫为柔”的现实，使某些权势熏天的一把手们，自我感觉良好，自以为地位等同于才智，位愈尊则智慧愈强，因此少有自知之明，于是再荒谬的决策，也在这种体制下变得英明起来，等到烂污拆起来，再以“报喜不报忧”的手段加以掩盖，以“集体决策”的名义加以推卸，于是形象继续高大下去，业绩继续辉煌下去，金身不朽，光照人间。
这是决策缺少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导致的必然结果。于是官场游戏规则不存，权术阴谋层出，谋人成风，而谋事乏人。说到底是“人治”式传统在作祟，自然是急不得的。凭心而论，谭厅长肥壮的肩膀也是扛不动由体制所导致的弊端的。
在谭厅长的办公室里的醒目位置悬挂着一幅香木壁挂。这壁挂几乎用火络下两行焦黑的大字“不为谀喜，不为谤忧”，自然是显示他以平和的心态对待舆论的褒贬，初衷不变，一意孤行地沿自己的既定目标前进。这当然是某种毁誉不计般的豁达，孑然独行式的清高，卓尔不群样的孤傲。其实，从人的本能来讲是极喜人们吹捧的，再丑的姑娘也爱听人夸奖为“漂亮”，这是“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的自然流露。而脱离实际的吹捧无异于讽刺，是非混淆的吹捧只能是流于弄臣竖宦、奸佞小人一类的下流作派。大部分人的胡乱吹捧只是出于某种随大流的心态，不愿作得罪人的出头椽子式的明哲保身之举罢了，这是不能苛求的。然而对于那种别有用心的吹捧和随大流似的胡乱表态，不是所有人都反感而能够轻易拒绝的。
像眼下，人们讨论谭厅长的7个小时长篇报告时，绝大部分的弟兄们或言不由衷地吹捧，或深文周纳地阐释，或别有用心地发挥，总之一片叫好。谭厅长在听取汇报时，面露得意之声地总结说：“看来大部分同志的观念，在这次会议上有了根本的转变，思想得到了升华，认识得到了统一，为‘九五规划’的实施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言下之意，对于极少数类似郑东这样个别人的“杂音”，自然是干扰不了他的雄图大略的。因而按其处世的原则“不为谤忧”，只要把不同的意见都看成是诽谤，自可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正确的，既然正确就要坚定地“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只要上级领导没有异议就好。至于上级领导，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对于这属于文化小类的“出版”是既不精通，也无暇顾及的。哪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出版经济学”这门包括“政治、经济、文化”一切在内的“小麻雀”之堂奥呢？自然是汇报什么是什么，只要上有中央文件大帽子，中有本行本业好例子，下有自说自话好点子，再加上北京领导部门的某些人不失时机的肯定，只要逻辑形式合理，自圆其说，自然也是认可的。
谭厅长这位久经仕途、精通官场权谋之术的知识分子，就有了魔术师般的资本，于是点石成金，撤豆成兵，使他能够把建36层大偻的决策失误，由渎职化成了省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有r“精神文明”这杆旗帜，就是那怕高出几倍成本的投资都是值得的。尽管这高出成本几倍的投入，也许已零零星星切割进了层层贪官污吏的腰包，然而只要有精神文明这杆旗，就意味着其价值不是能够用金钱多少来计算的。
这一精神文明的丰碑一经物质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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