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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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 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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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登上山脊时,已发现山脚下尚有异相,舍不得一眼看全。待放眼鸟瞰一过,此时才敢仔细端详。那分明是一弯清泉,横卧山底。动用哪一个藻饰词汇,都会是对它的亵渎。只觉它来得莽撞,来得怪异,安安静静地躲坐在本不该有它的地方,让人的眼睛看了很久还不大能够适应。再年轻的旅行者,也会像一位年迈慈父责斥自己深深钟爱的女儿一般,道一声:你怎么也跑到这里!
  是的,这无论如何不是它来的地方。要来,该来一道黄浊的激流,但它是这样的清澈和宁谧。或者,干脆来一个大一点的湖泊,但它是这样的纤瘦和婉约。按它的品貌,该落脚在富春江畔,雁荡山间,或是从虎跑到九溪的树荫下。漫天的飞沙,难道从未把它填塞?夜半的飓风,难道从未把它吸干?这里可曾出没过强盗的足迹,借它的甘泉赖以为生?这里可曾蜂聚过匪帮的马队,在它身边留下一片污浊?
  我胡乱想着,随即又愁云满面。怎么走近它呢?我站立峰巅,它委身山底;向着它的峰坡,陡峭如削。此时此刻,刚才的攀登,全化成了悲哀。向往峰巅,向往高度,结果峰巅只是一道刚能立足的狭地。不能横行,不能直走,只享一时俯视之乐,怎可长久驻足安坐?上已无路,下又艰难,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孤独与惶恐。世间真正温煦的美色,都熨帖着大地,潜伏在深谷。君临万物的高度,到头来只构成自我嘲弄。我已看出了它的讥谑,于是急急地来试探下削的陡坡。人生真是艰难,不上高峰发现不了它,上了高峰又不能与它近乎。看来,注定要不断地上坡下坡、上坡下坡。
  咬一咬牙,狠一狠心。总要出点事了,且把脖子缩紧,歪扭着脸上肌肉把脚伸下去。一脚,再一脚,整个骨骼都已准备好了一次重重的摔打。然而,奇了,什么也没有发生。才两脚,已嗤溜下去好几米,又站得十分稳当。不前摔,也不后仰,一时变作了高加索山头上的普罗米修斯。再稍用力,如入慢镜头,跨步着舞蹈,只十来下就到了山底。实在惊呆了:那么艰难地爬了几个时辰,下来只是几步!想想刚才伸脚时的悲壮决心,哑然失笑。康德所说的滑稽,正恰是这种情景。
  来不及多想康德了,急急向泉水奔去。一湾不算太小,长可三四百步,中间最宽处,相当一条中等河道。水面之下,飘动着丛丛水草,使水色绿得更浓。竟有三只玄身水鸭,轻浮其上,带出两翼长长的波纹。真不知它们如何飞越万里关山,找到这儿。水边有树,不少已虬根曲绕,该有数百岁高龄。总之,一切清泉静池所应该有的,这儿都有了。至此,这湾泉水在我眼中又变成了独行侠,在荒漠的天地中,全靠一己之力,张罗出了一个可人的世界。
  树后有一陋屋,正迟疑,步出一位老尼。手持悬项佛珠,满脸皱纹布得细密而宁静。她告诉我,这儿本来有寺,毁于20年前。我不能想象她的生活来源,讷讷动问,她指了指屋后一路,淡淡说:会有人送来。我想问她的事情自然很多,例如为何孤身一人,长守此地?什么年岁,初来这里?终于觉得对于佛家,这种追问过于钝拙,掩口作罢。眼光又转向这脉静池。答案应该都在这里。
  茫茫沙漠,滔滔流水,于世无奇。惟有大漠中如此一湾,风沙中如此一静,荒凉中如此一景,高坡后如此一跌,才深得天地之韵律,造化之机巧、让人神醉情驰。以此推衍、人生、世界、历史,莫不如此。给浮嚣以宁静,给躁急以清冽,给高蹈以平实,给粗犷以明丽。惟其这样,人生才见灵动,世界才显精致,历史才有风韵。然而,人们日常见惯了的,都是各色各样的单向夸张。连自然之神也粗粗糙糙,懒得细加调配,让人世间大受其累。
  因此,老尼的孤守不无道理。当她在陋室里听够了一整夜惊心动魄的风沙呼啸,明晨,即可借明静的水色把耳根洗净。当她看够了泉水的湛绿,抬头,即可望望粲然的沙壁。
  ——山,名为鸣沙山;泉,名为月牙泉。皆在敦煌县境内
  柳侯祠
  客寓柳州,住合离柳侯祠仅一箭之遥。夜半失眠,迷迷顿顿,听风声雨声,床边似长出齐膝荒草,柳宗元跨过千年飘然孑立,青衫灰黯,神色孤伤。第二天一早,我便向祠中走去。
  挡眼有石塑一尊,近似昨夜见到神貌。石塑底座镌《荔子碑》《剑铭碑》,皆先生手迹。石塑背后不远处是罗池,罗池东侧有柑香亭,西侧乃柳侯祠,祠北有衣冠墓。这些名目,只要粗知宗元行迹,皆耳熟能详。
  祠为粉墙灰瓦,回廊构架。中庭植松柏,东厢是碑廊。所立石碑,皆刻后人凭吊纪念文字,但康熙前的碑文,都已漫漶不可辨识。由此想到,宗元离去确已很远,连通向他的祭祀甬道,也已截截枯朽。时值清晨,词中寥无一人,只能静听自己的脚步声,在回廊间回响,从漫漶走向清晰,又从清晰走向漫漶。
  柳宗元到此地,是公元815年夏天。当时这里是远未开化的南荒之地,朝廷贬放罪人的所在,一听地名就叫人惊栗,就像后来俄国的西伯利亚。西伯利亚还有那份开阔和银亮,这里却整个被原始野林笼罩着,潮湿蒸郁,暗无天日,人烟稀少,瘴疫猖獗。去西伯利亚的罪人,还能让雪橇划下两道长长的生命曲线,这里没有,投下多少具文人的躯体,也消蚀得无影无踪。面南而坐的帝王时不时阴惨一笑,御笔一划、笔尖遥指这座宏大无比的天然监狱。
  柳宗元是赶了长路来到这里的。他的被贬,还在10年之前,贬放地是湖南永州。他在永州呆了10年,日子过得孤寂而荒凉。亲族朋友不来理睬,地方官员时时监视。灾难使他十分狼狈,一度蓬头垢面,丧魂落魄。但是,灾难也给了他一份宁静,使他有足够的时间与自然相晤,与自我对话。于是,他进入了最佳写作状态,中国文化史拥有了《永州八记》和其他篇什,华夏文学又一次凝聚出了高峰性的构建。
  照理,他可以心满意足,不再顾虑仕途枯荣。但是,他是中国人,他是中国文人,他是封建时代的中国文人。他已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却又迷惘着自己的价值。永州归还给他一颗比较完整的灵魂,但灵魂的薄壳外还隐伏着无数诱惑。这年年初,一纸诏书命他返回长安,他还是按捺不住,欣喜万状,急急赶去。
  当然会经过汨罗江,屈原的形貌立即与自己交叠起来。他随口吟道:
  南来不做楚臣悲,重入修门自有期。
  为报春风泪罗道,莫将波浪枉明时。
  《汨罗遇凤》
  这样的诗句出自一位文化大师之手,读着总让人不舒服,他提到了屈原,有意无意地写成了“楚臣”,倒也没有大错。同是汨罗江畔;当年悲悲戚戚的屈原与今天喜气洋洋的柳宗元,心境不同,心态相仿。
  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只有王朝宠之贬之的臣吏,只有父亲的儿子或儿子的父亲,只有朋友间亲疏网络中的一点,只有战栗在众口交铄下的疲软肉体,只有上下左右排行第几的坐标,只有社会洪波中的一星波光,只有种种伦理观念的组合和会聚。不应有生命实体,不应有个体灵魂。
  到得长安,兜头一盆冷水,朝廷厉声宣告,他被贬到了更为边远的柳州。
  朝廷像在给他做游戏,在大一统的版图上挪来移去。不能让你在一处滞留太久,以免对应着稳定的山水构建起独立的人格。多让你在长途上颠颠簸簸吧,让你记住:你不是你。
  柳宗元凄楚南回,同路有刘禹锡。刘禹锡被贬到广东连州,不能让这两个文人呆在一起。到衡阳应该分手了,两位文豪牵衣拱手,流了很多眼泪。宗元赠别禹锡的诗句是:“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到柳州时,泪迹未干。
  嘴角也绽出一丝笑容,那是在嘲滤自己:“十年憔悴到秦京,谁料翻为岭外行。”悲剧,上升到滑稽。
  这年他43岁,正当盛年。但他预料,这个陌生的柳州会是他的丧葬之地。他四处打量,终于发现了这个罗池,池边还有一座破损不堪的罗池庙。
  他无法预料的是,这个罗池庙,将成为他的祭饲,被供奉千年。
  不为什么,就为他破旧箱筐里那一札皱巴巴的诗文。
  屈原自没于汨罗江,而柳宗元则走过汨罗江回来了。幸好回来,柳州、永州无所谓,总比在长安强。什么也不怕,就怕文化人格的失落。中国,太寂寞。
  在柳州的柳宗元;宛若一个鲁滨逊。他有一个小小的贬滴官职,利用着,挖了井,办了学,种了树,修了寺庙,放了奴婢。毕竟劳累,在47岁上死去。
  柳宗元晚年所干的这些事,一般被称为政绩。当然也对,但他的政绩有点特别,每件事,都按着一个正直文人的心意,依照所遇所见的实情作出,并不考据何种政治规范;作了,又花笔墨加以阐释,疏浚理义。文采辈然,成了一种文化现象。在这里,他已不是朝廷棋盘中一枚无生命的棋子,而是凭着自己的文化人格,营筑着一个可人的小天地。在当时的中国,这种有着浓郁文化气息的小天地,如果多一些,该多好。
  时间增益了柳宗元的想力。他死后,一代又一代,许多文人带着崇敬和疑问仰望着这位客死南荒的文豪。重蹈他的覆辙的贬官,在南下的路途中,一想到柳宗元,心情就会平适一点。柳州的历代官吏,也会因他而重新检点自己的行止。这些,都可以从柳侯词碑廊中看到。柳宗元成了一个独特的形象,使无数文官或多或少地强化了文人意识,询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如今柑香亭畔还有一石碑,为光绪十八年间柳州府事蒋兆奎立,这位长沙籍官员写了洋洋洒洒一大篇碑文,说他从柳宗元身上看到了学识文章。自然游观与政事的统一。“夫文章政事,不判两途。侯固以文章而能政事者,而又以游观为为政之具,俾乱虑滞志,无所容入,然后理达而事成,故其惠化至今。”为此,他下决心重修柑香亭,没有钱,就想方设法,精打细算,在碑文中报了一笔筹款明细账。亭建成后,他便常来这里思念柳宗元,所谓“每于公退之暇,登斯亭也,江山如是,蕉荔依然,见实间花,宛如当日”。不能不说,这位府事的文化意识和文化人格,因柳宗元而有所上升。
  更多的是疑问。重重石碑发出了重重感叹、重重疑问,柳宗元不断地引发着后人苦苦思索:
  文字由来重李唐,如何万里竟投荒?
  池枯犹滴投荒泪,邈古难传去国神……
  自昔才名天所扼,文章公独耀南荒……
  旧泽尚能传柳郡,新亭谁为续柑香?
  这些感叹和疑问,始终也没有一个澄明的归结。旧石碑模糊了,新石碑又续上去。最新的石碑树在衣冠墓前,郭沫若题,时间是1974年12月。当时,柳宗元变成了“法家”,衣冠基修得很漂亮。
  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他说:“这两年柳州的开放和崛起,还得感谢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他们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这位副市长年岁尚轻,大学毕业,也是个文人。
  我在排排石碑间踽踽独行。中国文人的命运,在这里裸裎。
  但是,日近中天了,这里还是那样宁静。游人看是一个祠堂,不大愿意进来。几个少年抬起头看了一会石碑,他们读不懂那些碑文。石碑固执地枪然肃立,少年们放轻脚步,离它们而去。
  静一点也好,从柳宗元开始,这里历来宁静。京都太嘈杂了,面壁十年的九州学子,都曾向往过这种嘈杂。结果,满腹经纶被车轮马蹄捣碎,脆亮的吆喝填满了疏朗的胸襟。唯有在这里,文采华章才从朝报奏摺中抽出,重新凝入心灵,并蔚成方圆、它们突然变得清醒,浑然构成张力,生气勃勃,与殿阙对峙,与史官争辩,为普天皇土留下一脉异音。世代文人,由此而增添一成傲气,三分自信。华复文明,才不至全然黯暗。朝廷万万未曾想到,正是发配南荒的御批,点化了民族的精灵。
  好吧,你们就这么固执地肃立着吧。明天。或许后天,会有一些游人,一些少年,指指点点,来破读这些碑文。
  白莲洞
  写完《柳侯祠》,南去20里,去看白莲洞。
  先我30余年,两位古人类学家到这里作野外考察。他们拿着小耙东掘掘、西挖挖。突然,他们的手停住了,在长时间的静默中,3万年光阴悄悄回归,人们终于知道,这个普通的溶洞,曾孕育过远古人类的一个重要系脉。
  今天,至少亚洲的许多人类学家都在研究他们的种族与“白莲洞人”的血缘关系。更浪漫的学者甚至把联系的长线拉上了南美洲的地图。
  在我看来,诸般学问中,要数考古学最有诗意。难怪不少中外大诗人兼通此道。白莲洞要末不进,进去便是半个诗人。
  我走进洞口。
  不知是哪一天,哪一个部落,也偶然走进了洞口。一声长啸,一片欢腾。他们惊惧地打量过洞内黑森森的深处,野兽的鸣叫隐隐传出。他们疑虑地仰望过洞顶的钟乳石,不知它们会带来什么灾祸。但是,不管了,握起尖利的石块朝前走,这里是该我们的家。
  洞内的猛兽早已成群结队,与人类争夺这个天地。一场恶斗,一片死寂。一个部落被吞没了,什么也没有留下。又不知过了多少年月,又一个部落发现了这个洞穴,仍然是一场恶斗,一片死寂。终于,有一次,在血肉堆中第一个晃晃悠悠站起来的,是人而不是兽。人类,就此完成了一次占有。
  我跌跌撞撞往里走。
  有声响了。头顶有“吱吱”的叫声,那是蝙蝠,盘旋在洞顶;脚下有“喇喇”的水声,那是盲鱼,窜游在伏流。洞里太黑,它们都失去了眼睛,瞎撞了多少万年。洞边有火坑遗迹,人在这里点燃了火炬,成了唯一光明的动物。深深的黑洞在火光下映入瞳孔,这一人种也就有了乌黑的眼珠。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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