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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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苦旅- 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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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了一篇作品《野古马》,写成吉思汗留下的一个马群始终活着,奔驰游观,直至如今。蝙蝠和盲鱼也该是先民留下的伙伴吧?那末,我是在探寻祖宅。要与蝙蝠和盲鱼对话,实在显得矫情;但是,我直盯盯地看着它们,确也心事沉沉。
  论安逸,是它们。躲在这么个洞子里,连风暴雨雪也没挨到一次,一代又一代,繁衍至今。人类自从与它们揖别,闯出洞口,真无一日安宁。凶猛的野兽被一个个征服了,不少伙伴却成了野兽,千万年来征战不息。在这个洞中已经能够燃起火炬,在洞外却常有人把火炬踩灭,把寥廓的天地变成一个黑洞,长年累月无路可寻。无数的奇迹被创造出来,机巧的罪恶也骇人听闻。宏大的世界常常变成一个孤岛,喧腾的人生有时比洞中还要冷清。
  洞中有一石幔,上嵌珊瑚、贝壳、海螺化石无数,据测定,几亿年前,这儿曾是海底。对这堵石幔来说,人类的来到、离去、重返,确实只是一瞬而已。
  温软的手指触摸着坚硬的化石,易逝的生命叩问着无穷的历史。理所当然,几万年前的祖先也触摸过它,发出过疑问。我的疑问,与他们相差无几:我们从何处来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向何处?
  也许是对洞穴的早期占有,使人类与洞穴有了怪异的缘分。据1987年世界民意测验研究所对800万美国人的调查,许多濒死复生的人追述,临近死亡时,人的朦胧意识也就是进入一个黑洞:
  它们觉得自已被一股旋风吸到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口,并且在黑魆魆的洞里飞速向前冲去。而且觉得自己的身体被牵拉、挤压,洞里不时出现嘈杂的音响。这时,他们的心情更加平静。
  ……黑洞尽头隐隐约约闪烁着一束光线,当他们接近这束光线时,觉得它给予自己一种纯洁的爱情。
  可见,人类最后还得回到洞穴中的老家。我们的远祖辛辛苦苦找到了这个家,流血流汗经营了这个家,总得回去,也算叶落归根。据天文学家说,茫茫宇宙间也有一个深不可测的黑洞,神奇地吸纳着万物,裹卷着万物,吞噬着万物。地球和人类,难保哪一天不投入它的怀抱。
  依我看,神秘的太极图,就像一个涡卷万物的洞口。一阴一阳呈旋转形,什么都旋得进去。太极图是无文字的先民的隆重遗留,人类有文字才数千年,而在无文字的天地里却摸索了数十万年。再笨,再傻,数十万年的捉摸也够凝结成至高的智慧。
  不管怎么说,走向文明的人类,深层意识中也会埋藏着一个洞穴的图腾。
  “芝麻,开门!”一个巨大的宝库就在洞穴之中。几乎是各民族的民间传说,都把自己物欲乃至精神的理想,指向一个神秘的洞穴。无数修道者在洞穴中度过一生,在那里构造着人生与宇宙的平衡。嫉世愤俗的基度山伯爵,会聚着新兴资产者的理想,向一个洞穴进发,然后又在那里,指挥若定,挥洒着人性的伟力。
  别有洞天,是中国人创造的一个成语。中国人重义轻利,较少痴想洞中财宝,更想以洞穴为门径,走进一个栖息精神的天地。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轰传百代,就在于它开凿了这样一个洞口。
  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便舍船从口入。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这个武陵人终于来到一个理想国。从此,哪一个中国人的心底,都埋下了一个桃花源。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桃花源和水帘洞,气氛不同,性质相仿,都是群众意志的会聚。桃花源中人惘然于时间,也惘然于空间,融洽怡和,不见个体冲撞。孙悟空有点个性,却也只是某种整体意向的象征,水帘洞里的秩序,倒是宁谧无波。
  这是白莲洞人气质的遗留,先民生态的重温。白莲洞人与野兽征战,与自然搏斗,只回荡着一个观念:为着我们这种种类的动物。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沉思,那么,他沉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是什么?历史终于逼迫人们回答。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前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此时我已走出白莲洞口,面对着一片绿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脚,极目鸟瞰。
  我想起了张晓风的《武陵人》。晓风袭用了陶渊明的题材,却把那个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为一个单个人细细磨研。他享尽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还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国,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会想起天国,但在这里,我只会遗忘。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身家,忘记了天国,这里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权利。
  于是他苦苦寻找,钻出了那个洞口。
  赖声川博士的《暗恋桃花源》异曲同工,让这位进桃花源而复返的武陵人与现代生活相交杂,在甜酸苦辣中品尝一个人切实的情感价值。
  台湾作家不谋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倾诉了现代中国人对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艺术家写的《山祭》。愚公的家属,在一个别有洞天的王国辛勤挖山,这个王国里有棕褐色的和谐,和无可指摘的纪律。没想到,一个现代色彩的姑娘飘然而至,诱人的风姿和一连串傻兮兮的疑问,竟使愚公的后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义,结果,庄严的洞天发生了纷乱。
  还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个大学生误入一个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一迸发出真实的自我。这个山洞应和白莲洞相仿,人类走了几万年,终于会在山洞里吐露个性的哲学。纵然死了吧,也没把这几万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华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们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这一段。演完,这群青年挥汗微笑,像是获得了一种摆脱。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们总缠着山洞死死不放呢?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隧洞,其间奔逐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都江堰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承续,命令自己的儿子作3个石人,镇于江间,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及3米的“三神石人”测量水位。这“三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流泻出了一个独持的精神世界。
  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锸。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没淤泥而蔼然含笑,断颈项而长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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