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事情，特科绝对饶不了他。并且红队镇压叛徒的利害，他素来是非常清楚的。
白鑫只好乞求他的新主子给予保护。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四日，上海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披露彭湃、杨殷、颜
昌颐、邢士贞四烈士遇难的消息时，同时也发表了一条关于白鑫的报导，称：白鑫
“曾在黄埔军校学习毕业，以前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
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带罪立功，以观后效。”云云。
这是国民党当局故意放出的烟幕，目的在于掩盖白鑫告密的罪行，并造成白鑫
已经离开上海的假象，以保护这个叛徒逃避镇压。
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特科立即着手侦察白鑫的行踪。特科情报科根据在上海特
务机关的内线提供的情报，了解到白鑫根本没有离开上海，就躲在特务头子范争波
的公馆内。
此外，特科还通过一位叫柯麟的地下党员了解白鑫的动向。
当时，柯麟化名柯达文，以医生职业为掩护，在上海威海卫路开设了一家“达
生医院”。这家医院是一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每月要在医院内开一次会。过去白
鑫也经常到柯麟的医院看病，不过由于严格的秘密工作原则，白鑫并不知道这位医
术高明的柯大夫的真实身份，更不知道这家医院的底细。
彭湃被捕后，中共中央立即发出白鑫叛变的警报。事发的第二天一早，柯麟还
在住家的五洲药房楼上，关向应就已经匆匆赶来敲门了。当时关向应是中央委
员，团中央书记。后来关向应担任过红二方面军总政委、八路军一二Ｏ师政委。在
去苏区之前，关向应一直在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关向应让柯麟注意，白鑫最近有可能到他的医院看病，因为白鑫正在患疟疾，
而他一向是相信柯麟的医术的。特科要求柯麟作好准备。
接着，陈赓又来通知柯麟：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
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陈赓临走，还留下了他在新世界饭店的房间号码，让柯
麟无论有无情况，每天晚上都要去饭店汇报。
果然，几天之后白鑫突然来到五洲药房。这个叛徒不敢去医院看病，直接找到
柯麟家中。和白鑫一起来的还有他的老婆和两名保缥。柯麟一边看病，一边考虑如
何设法脱身。开了处方之后，柯麟借口下楼找药，迅速从后门去了联络点，但等他
回来时，白鑫已经人去楼空。就象老鼠一般，叛徒白鑫深藏巢穴之中，偶尔外出，
行动也是相当诡秘。
陈赓听了柯麟汇报，决定让柯麟继续照常营业，同时在医院和五洲药房附近布
置了红队的武装力量，昼夜埋伏，准备捉拿白鑫。
“如果听到枪声，你就马上跑开。”年轻的情报科长对柯麟医生说。
但红队整整等了一周，白鑫也没有露面。陈赓判断，白鑫担心出事不敢外出看
病，但很可能会请柯麟出诊。
两个星期之后，柯麟果然接到白鑫的电话，请他到法租界白官饭店看病。柯麟
去后，发现在场的不仅有白鑫的老婆，保镖，并且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范争波也
在坐。范争波与白鑫是同乡，白鑫叛变就是由他牵线，现在他又充当起这个叛徒的
保护人了。
下一次白鑫再打电话请柯麟出诊，地点又改在范争波的公馆里了。大概白鑫觉
得离开公馆一步都有危险，还是躲在里面最安全。但这样一来，反而使柯麟搞清了
白鑫藏身的准确地址是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合坊四十三号。
特科马上对范争波的公馆严密监规。柯麟按陈赓的指示，在白鑫所在的弄堂的
最后一家租房住下。陈赓自己则在紧靠范争波公馆的一幢楼房租下了三楼的房间。
这里居高临下，可以清楚地俯视四十三号范争波住宅内的动静。
白鑫尽管住在范争波公馆里，昼夜有持枪的警卫保护，仍然深感处境危险，惶
惶不可终日，并且老是躲着不露面也不是办法。于是他请求让他出国，去意大利躲
过风头再回来。
白鑫秘密作好了出国的准备。而特科根据内线提供的情报，已经掌握了白鑫动
身的时间、乘坐的轮船，并且知道范争波将派汽车送他去码头等情况。
中央特科决定在白鑫动身这天将其处决。
十一月初的一个下午，陈赓来到圣彼德教堂。这是一座由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建
造的着名大教堂。在二十年代后期到三十年代初期，这里是中央特科的一处秘密联
络据点。教堂的佣人、花匠都是地下党员，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瞿秋白，李维
汉、李立三等都曾在这里开过会。
白鑫临行这天，范争波公馆里人员进进出出，显得非常忙碌。范家的佣人从外
面买回许多水果，迹象表明，内线提供的关于白鑫在十一月十一日离沪的情报是准
确的。
这天晚上，躲藏了几个月的白鑫终于在范公馆门口出现了。在夜幕掩护下，白
鑫由范争彼及其兄弟和几名武装警卫陪同悄悄向汽车走去。送白鑫去码头的汽车就
停在距公馆门口不远的地方。白鑫面无血色，战战兢兢，极度的紧张。恐惧和兴奋
使他几乎无法自持：几个月以来象躲在老鼠洞中一样终日提心吊胆的日子眼看就要
结束了，只要车到码头，船一开就远走高飞，从此摆脱噩梦，逍遥自在。他一看见
汽车立刻就加快了脚步，恨不得一步跨上车去。
车门刚刚拉开，正要俯身上车，突然一声“不许动！”犹如睛天霹雳一般，白
鑫等人浑身一抖，顿时惊呆了。
七八个人影象从地下冒出来的一样，从四周包围上来，黑洞洞的枪口直指白鑫
等人。红队在此已经等候多时了。
不等范争波的保镖掏枪，红队已经开火了。枪口在黑暗中喷射火光，枪声在狭
窄宁静的弄堂内震耳欲聋。一名保镖当即栽倒在地，白鑫等人立即四下逃窜。
白鑫一边向范公馆大门狂奔，一边拔枪企图抵抗。几名红队队员在后面紧追不
舍。复仇的子弹＂嗖嗖”作响，追上了白鑫，钻进了他的身体。白鑫扑倒在地，红
队队员赶上来又是几梭子子弹，叛徒的身上顿时成了筛子，充满腥味的血污流了一
地。
枪战短促而激烈。特务头子范争波和另一名保镖受伤倒地，范争波的兄弟当场
毙命。
红队迅速撤离现场。刚到弄堂口，在那里巡逻的一名巡捕开枪栏截，立刻被迎
面而来的子掸扫倒在地。在距和合坊不远的蒲石路重庆路口，停着一辆引擎早已发
动的汽车，红队队员们跳上车，汽车立刻绝尘而去，消失在十里洋场之中。
第二天，蒙蒙细雨之中，报童们在街头边跑边喊：“看报，看报，看霞飞路特
大血案……”处决白鑫的行动成为上海各报的头号新闻。在几十种中外文报纸上，
白鑫一案被详细报导，描绘得有声有色。
白鑫事件，使红队在上海威名大振，令叛徒和敌特谈虎色变。同时也使租界当
局如临大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都紧急增加巡捕人数，公共租界还从美国高薪聘请
美军高级情报军官罗斯，担任总捕房政治部主任，专门对付共产党。
就这样，在二十年代的末期，国共两党在整体力量的对比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处
于绝对的劣势，但中国共产党人在对自身的政治保卫上，在情报和特工方面却占据
了先机，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正因为有强悍而高效率的特科，尽管中国共产党在二、三十年代历尽艰险，遭
受了一次次重大挫折，但处于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中共中央机关始终安然无恙。
中共中央迁到上海以后，就藏身在租界里。这是一块国民党势力无法直接插手
的“国中之国”。“国中之国”有自己的“殖民政府”，公共租界的“政府”叫做
“工部局”；法租界的“政府”叫做“公董局”。有自己的武装部队——“上海外
侨义勇队”，还有自己的警察。法院和监狱。
虽然国民党当局同租界当局互相勾结，巡捕房和上海的国民党警备司令部。公
安局狼狈为奸，互通消息，共同缉捕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但是，租界“国中之国”
的特殊性，使它同国民党当局之间成了“国与国”的关系。国民党的警察、宪兵和
特务不能进入租界执行“公务”，更不能在租界开枪和捕人。巡捕房捉到的共产党
人，国民党当局只能通过法律程序进行“引渡”，不能随便提走。这就在一定程度
上提高了活动在这里的共产党人的“安全系数”也为党组织营救被捕同志提供了种
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由于上海租界的特殊状况，加之这里是中国产业工人和
进步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所以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上海作为自己根据
地。中国共产党的一大、二大。四大都是在上海举节的。现在，当中国共产党陷入
空前的危险状态时，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又一次选择了上海作为自己的藏身之地。
“茫茫人海一身藏”中共中央隐蔽在大上海的哪－个角落里呢？
二
如今的上海市中心，也就是原来的公共租界中心地带，有一条福州路。这条东
西走向的大街在解放前叫做四马路。四马路与云南路交叉的路口，有一座天蟾舞台
。无论六七十年之前，还是九十年代的今天，天蟾舞台都算得上大上海响当当的大
剧院。当然，今天的天蟾舞台早已翻修一新，非旧日面目了。
当年的天蟾舞台，东面隔壁有一幢那个时代上海常见的广式里弄住宅，住宅门
开在云南路上，门牌是“云南路４４７号”。这幢住宅的主人是谁，现在已不得而
知了，不过，房东的名字倒有记载。此人名叫周赍生，是个开业医生。他租下了这
幢楼，在一楼开了一家私人诊所，招牌是“生黎医院”。开私人诊所用不了多少房
间，周赍生便将二楼的三间屋子转租出去，当上了二房东。
租下二楼屋子的，是一位四十出头的湖南人。他在这里开了一家经营家乡湖南
土布土纱的商号，招牌上写着“福兴字庄”。这位“老板”看起来似乎有些钱，因
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却娶了一位年仅二十上下的“老板娘”。老夫少妻，在那个
时代是有钱的象征。
然而，就连楼下的二房东周大夫也不知道，每当夜深人静，这对白天看起来恩
爱和睦的老夫少妻却分床而眠……
这一老一少夫妻俩是一对“怨偶”吗？不是。他们其实是一对假夫妻，是两个
以夫妻名义在一起“坐机关”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
“福兴字庄”的“老板”，真名叫熊瑾玎，又名熊楚雄，湖南长沙人。早在一
九一八年，他就在长沙参加了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一九二七年十月，他在大革
命失败白色恐怖笼罩全国的时刻，毅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这一点上，他同毛泽
东的老师徐特立很相似。
“老板娘”叫朱端绥，是熊瑾玎的小同乡，也是湖南长沙人。她虽然比“丈夫
”小了二十二岁，但是党龄却比他长两年——一九二五年就入党了。
这对假夫妻开的“夫妻店”，就是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大脑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所在地，实际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藏身之地。
所谓中央政治局机关，就是政治局常委们经常碰头和处理日常事务，以及政治
局成员开会的地方。那么，“福兴字庄”刚开张的时候，经常“光顾”这里的是些
什么人？换句话说，中共中央刚刚迁到上海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是由
哪些人组成的呢？
一九二六年，是中国现代上一个大动荡的年头，整个中国都在激烈地动荡，中
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也不例外。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频繁地改选着，变动着。
五月九日中国共产党五大闭幕时，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了由九人组成的中央政
治局，他们是：陈独秀、蔡和森、周恩来、李立三、李维汉、瞿秋白、谭平山、张
国焘、苏兆征。
在九个政治局委员中，又选出三人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
这三个人组成的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层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就被一个新的班
子代替了。
六月十二日，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改组，成立了临时中
央常务委员会，从一大以来一直担任总书记的陈独秀因仍然坚持右倾错误，被停职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任领袖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新成立的临时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五人组成，除了五大选出的李维汉和张国焘以
外，又增加了三个人。他们是：张太雷、李立三、周恩来。
十天以后的七月二十一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召开临时中央常委会，
他在会上宣布增加一名政治局常委，并指定这位新的常委主持中共中央工作。这位
后来居上的常委就是瞿秋白。这位年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
任领袖。
“七一五”政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关头。在风云突变的局
势面前，中共中央在汉口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今鄱阳街一三九号）的一幢西式
公寓里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这场会议只开了一天，史称“八六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