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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广阔的东盎格利亚（East Anglia）不一样，这里的风景仍然像一幅由平坦的绿色或黄色的田野组成的拼图，上面随意散落着不规则的树木。在乡村，砖墙、灰泥或泥巴支撑着茅草的屋顶，成群成群的水牛在池塘里尽情地打滚嬉戏，它们的排泄物被晒干，然后整整齐齐地堆成金字塔，准备充当燃料。蹬车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我发现眼前的道路在不知不觉间开始上行——后来我发现我的直觉是正确的：印度北部一望无际的平原的确有点儿倾斜，从德里到孟加拉湾非常缓慢地下降了200米。
我依然被“噢”、“阿罗”和各种叫法招呼着。当骑车的小伙子看见一个长相古怪的外国人骑着时髦的“变速车”在路上飞跑时，都觉得这是一个检验自己“男人气概”的好机会，于是他们便“吱吱呀呀”地使劲踩着单速自行车从我身边超越，两条腿发疯一样地转圈飞舞，但他们这样的速度往往维持不了太久，不大一会儿我就能轻轻松松地掠过他们。
最后终于可以停下来弄点儿吃的了，说是累了渴了，还不如说是为了甩掉路上这两个不依不饶、如影随形的年轻人。我把自行车靠在树上，他俩也停下来在路边盯着我。其中一个人甚至还把车推进来，看看我都点了什么。
“你没事可干吗？”我向他亮着牙齿，好像被占了领地的狗向对手龇牙咧嘴。
领地。空间。就是这个意思。在这个国家待了将近四个月之后，照理我应当对这种情况早已习以为常，但在印度的这几个月里，我的忍耐力也越来越低了。每个人文明的表皮之下，都隐藏着一颗冲动的心，而印度主干道把我这张薄薄的被称为“教养”的表皮撕掉了，冲动的猛兽被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当本能占据上风时，我就像一个私有领地被侵略了的雄性动物，大声咆哮，凶相毕露。
原本希望在印度找到的“内在的平和”算是完了，真正的快乐越来越少，越来越难以寻觅。或许，我在印度的路程太长了——要是我随便跳上一辆驶往德里的大巴或火车，兴许也不会错过什么，而且还能让我平心静气一些。
我的心情越来越郁闷，只有偶尔突发的愤怒能让它稍稍缓解一下。印度有1。66亿人挤在北部各邦，远远超过印度其他省市，总人口是整个英国的三倍。二十年前，我和两百个同学一起挤在一所大学的礼堂里，这样的经历引发了我内心对自由和清净的渴望，直接促使我每年夏天当上背包族，沿着欧洲大陆的公路寻觅清净之地。然而在北印度，就算在公路上，我也避不开人。从来也没遇到过如此穷追不舍的骑车人，他们频频出现，而且个个坚韧不拔，不仅如此，每当我经过乡村小镇时，迎接我的总是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哨声、叫喊声，这也让我感到越来越精疲力竭。每次停下来休息时，我总感觉自己像是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毫无疑问，印度正在以缓慢而稳固的速度将我逼疯。
通往阿格拉（Agra）的道路很颠簸，铺有鹅卵石的街道常常被阻塞。牛车、行人、自行车、人力三轮、拉着满满的砖头、木材和乘客缓缓移动的拖车，还有不停地按着喇叭的摩托、大巴和卡车。小机动三轮和大机动三轮（一种更嘈杂且味道和个头都更大的三轮）常常会出其不意地停下随意上下客；所有车辆的右拐、左拐和掉头事先都没有任何示意；行人看都不看一眼左右就坚定地迈开了脚步，而骑车的人总会走在马路上错误的那一边；车辆频繁地在弥漫的尘土和污染物中紧急刹车。在瓦拉纳西狭窄的街道上，我陷入了人群中，一步都动不了，后面还有人毫无顾忌地推搡我。最后，我只得被迫掉头，不料却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挪动，因为前后都是人，也都停在那里。
疯了！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立刻飞到地广人稀的新疆了！
当我终于站在香提旅社的屋顶上注视着落日余晖掩映下的泰姬陵时，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一场噩梦。我刚刚冲了一个凉，稍稍恢复了一下精神。几只猴子在邻家的屋顶上跳来窜去。泰姬陵是莫卧儿王朝帝王沙·贾汗为纪念他深爱的妻子泰姬所建，其妻在1631年死于难产。这座建筑完美无瑕，具有梦幻般的美丽，简直就是巴赫或莫扎特的乐曲在视觉中的再现。据说国王在爱妃离世后一夜之间青丝变灰发。建筑完成之后，大约有两万名工匠被斩去双手，以保证这座完美的建筑永远独一无二。
旅馆边一家二手书店的店主克里西那是一位身材魁梧、风度翩翩的白发绅士，他拥有让人羡慕的低低的发线和络腮胡，浑圆的肚子在绷紧的衬衫纽扣下面充满活力地前凸着。他把我当成同胞，而不是一个长了三个脑袋、刚刚从外层空间降落地球的外星人。他用非常流利的英语告诉我说，他本人是泰姬陵设计者的第十一代子孙，一个高级手工艺人，专门负责修缮和维护历史遗迹。如今，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监督工程的进展，并把自己的技艺传授给他人。书店对于他来说只是副业，他名片上的内容令人不可小觑：
阿格拉旅游贸易运动及公益协会副总裁
斯里兰卡康提佛教出版协会理事
色尔瓦斯国际理事会成员
阿格拉地区乒乓球会前总裁
阿格拉青年再就业中心前总裁
Vibhav Nagar青年运动俱乐部创始人
克里西那的妻子去拉贾斯坦邦看亲戚去了，于是他便在充满蚊子的大房子里亲自下厨房做了晚餐。我也买了一瓶印度威士忌作为礼物。他的侄子穆卡西会给人看手相，而且对星相学略知一二，他相信人的命运就像地图一样，早已绘制好了。
对于这样的说法，我是坚决不同意的，我相信，尽管我们完全无法控制命运之手，但究竟以何种方式对待它，决定权却全在我们自身。因此，在我看来，对我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大部分事件都是我过往的作为（或者不作为）而导致的。我之所以现在能坐在这张餐桌前吃饭，一方面是由于我天性喜欢冒险，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在今天早上临时决定取消已经计划好了的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古城（Fatehpur Sikri）之旅，并决定把《动物农场》还给克里西那。
我也坚信，如果我对工作也像我对自行车和写作那么义无反顾地投入，那么我绝对会成为一个独当一面的人物，因此于我而言，失业完全是一种预谋。我从没对工作产生过激情。事实上，我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向老板承认，对于裁员，我的感受要比其他人轻松得多。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人生故事，它是由亿万个决定造就的，即便最微不足道的决定也可能会使生命的轨迹发生翻天覆地的的变化。我在人生中所做的决定完全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什么命运或神灵；在“我的人生”这部独一无二的戏剧中，我就是编剧、导演和男主角。当然，尽管别人在我的人生剧场里也会扮演一定的角色，但真正决定剧情发展的是我自己。如果一个人只把自己看做某种力量手中的傀儡，只是在扮演早已为他们写就的角色，那么他/她又怎能对自己的行为负起责任呢？
克里西那在厨房和餐厅之间来回穿梭，一会儿跟我抬杠，一会儿又放声大笑，一会儿又倒上更多威士忌。他问我是否还要个炒鸡蛋。
“我感觉命运之神刚刚下令，要我今晚再吃个炒蛋！”我回答道。
克里西那哈哈大笑，握了握我的手，又一次消失在厨房里。
当我坐上自动三轮回旅馆时，天色已晚。克里西那的餐厅里放着一个空空的威士忌酒瓶。明天六点我就得起床，然后带着宿醉骑上90英里，因为后天我要和一位荷兰自行车好手在德里会面。
第十五章 完整的圆
37岁的克罗姆佩兹体态修长，来自荷兰西部哈勒姆（Haarlem），当发现我极少清洗自己的自行车时，她感觉大为震惊。她之前当过几年护士，在荷兰邮政局工作了一小段时间，后来辞职做了旅游代理。五月份她和丈夫马丁·万·多恩一起离开荷兰，后来在布达佩斯和伊斯坦布尔又跟艾瑞克与艾玛搭伴同行。
这对荷兰夫妇后来发现两人很不适合一起旅行，于是在巴姆分手。克罗姆佩兹继续和几个瑞士人一起骑车到了加德满都（Kathmandu），休息了六个星期，坐大巴和火车环游印度，然后抵达德里。
两个月前，她发来电子邮件，问我能否结伴同走喀喇昆仑高速路，我小心翼翼地回答说我并不反对有人作伴——当然，前提是我们在德里相处愉快。
她就像电子邮件中表现出来的那样，非常乐观健谈。我向她保证说，自行车看上去越脏，被偷窃的可能性就越小。我一直害怕她是个女版罗夫，让人做噩梦，现在这种恐惧已经被驱散了。不过，她的体力究竟如何，尤其是中断了那么长时间的自行车旅行后，这还有待考察。喀喇昆仑无疑是整个旅程中最折磨人的一段，塔里木盆地在夏天就像个大火炉，我必须在5月1日中国边境开放之前抵达。
我们俩一致地想要尽快离开德里。这座城市的空气很不干净，你甚至可以用嘴巴“尝”出来，我好不容易才克制自己吐痰的冲动，但挥之不去的肠胃病却让我感到虚弱而疲倦，这个时候我还不想立刻上路。
帕哈岗吉（Pahar Ganj，新德里火车站对面的大集市，背包客的聚集区）有一条条又窄又挤的通道，行人和奶牛交织在一起。小摩托、自行车、人力三轮、机动三轮一边疯狂地响着喇叭和车铃，一边鲁莽地杀开一条通道。商贩、咖啡店店主、机动三轮车车夫和乞丐从四面八方向你扑来。几头奶牛看来和我一样患上了肠胃病，因此走路的时候得千万小心。我们对面的阿贾尔旅社有家德国面包房，里面有各种各样让人垂涎欲滴的西方美食，比如说苹果脆、薄皮苹果卷、柠檬巧克力蛋糕、奶酪糕、羊角面包和百吉饼。
护士出身的克罗姆佩兹根据经验，为我规划了严格的食谱：干吐司面包和土豆泥。于是吃饭成了一件异常乏味的事，我甚至有花250卢比巨款买一小罐马麦酱的冲动。当我费力地咀嚼着堆成小山样的淡而无味的的土豆泥时，她却心安理得地享受一大盘看起来让人直流口水的意大利烤卷子。
“别前功尽弃！”发现我有一丝动摇，她严厉地警告我。
*
3月25日是个星期天，早上七点，在德里待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我们终于骑车出发了。
我们离开过去几周中渐渐熟悉的杂乱无章的长方形小店、商铺、住家和垃圾堆，开始奔向广阔而平坦的平原，颠簸的城市公路被抛到身后，迎接我们的是平坦的双行道。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甚至感觉已经离开印度了。但是，当经过在公共草地上酣然入睡的人群和在村庄边缘若无其事地方便的人时，我们才幡然醒悟——我们还在印度。
肠胃的恢复比预想的要慢得多，我们又被迫延长了一周时间，等待从英国邮寄来的内胎和车圈，因为车圈又出了几个新洞，两次阻止了我的启程。尽管装上了崭新的车胎、内胎和车圈，我还是感觉惴惴不安，没准儿下一刻就会听到那该死的漏气声。
*
尽管哈里亚纳（Haryana）的私家车在数量上依然比不上自行车、小摩托和小型助动车，但从比例上而言，这座城市所拥有的私家车数量却是最多的。大多数私家车都是日本和韩国车，小镇郊区双行道的两边排列着一尘不染的陈列室，里面有闪闪发亮的现代、丰田和塔塔。我停下来看了看看地图，然后例行公事地检查行李，看看钱包是否仍然用拉锁固定在雨衣的口袋里。
让我安心的鼓包不见了！雨衣口袋的拉锁已经被拉开了！我顿时感觉一阵晕眩。我告诉克罗姆佩兹说：“钱包没了！”
“什么？！”
“我钱包不见了！！！”
我隐隐约约痛苦地意识到，我恐怕得骑上12英里几乎徒劳无功的路，回到刚才停下来吃东西的那个街边小店，看看我的钱包是否掉在那里。可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那个黑色塑料袋正趴在旅行箱上，而旅行箱则晃晃悠悠地挂在后架上。我们刚刚骑了将近一个小时，我的钱包就暴露在大风和重力之中（更别提小偷啦），它竟然还在那儿待着！
当我最初踏上行程时，我坚信不疑地相信，终极的成败几乎可以说完全仰赖一些人为因素，比如说意志上的坚定、身体上的健康、准备上的充分和计划上的周密，然而，当我和戴维·拉尔森说起诺尔多斯克（Nordausques）的这段插曲时，他深信不疑，一定是神安排了这一切。
我的钱包栖息在旅行箱上，我骑行了一个小时，它竟然没有滑落，这个事实已经违背了一切自然的因果关系——当一个事件完全有悖常理时，我们很容易把它归因于超自然力。我已经两次在灾难的边缘上得到拯救，第一次是一位法国酒吧侍者，还有一次是土耳其那两位诚实而贫穷的农民。然而，此时此刻究竟是谁，是什么东西介入了呢？命运？安拉？奎师那？我的幸运之星？当我在印度“杀人公路”上死里逃生时，也是同样的力量在保护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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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飞速驶入阿姆利则，一面时不时地回头查看克罗姆佩兹是否跟上来，一面在车流中左冲右突，准确无误地寻找阻力最小的地方。要想一直保持前进的势头，就要有一定的诀窍：一步不离地跟在卡车或巴士的侧面或后面，就像领航鱼紧紧贴近鲨鱼，尤其是在主要的交叉路口和环岛上，因为这些道路上的“大老爷”专门喜欢恐吓其他车辆，好让自己先占得先机。体内的肾上腺激素和眼前的横冲直撞激起了我的一些记忆，比如巴黎和米兰的环形公路，还有莫斯科那条恐怖的环形道路，而最重要的原则从古至今都没变过：果断决策，迅速行动，除非万不得已，绝不退让，只要一犹豫，就会迷失，被海浪完全吞没。
结束一上午的骑行后，我们在设拉子（Shiraz）城堡宾馆洒满阳光的后院里用了午餐。我刚刚给这个巨大的环形路封上口，这段印度之旅终于要结束了。我用克罗姆佩兹的荧光笔在印度次大陆地图上标出穿越巴基斯坦并环绕印度的路线。望着这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