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包着缠头或戴着无沿便帽，无一例外地穿着宽松肥大的裤子和长衫，也挤在这个红砖垒成、没有窗子的小茶室里，谈天说地，喝着没完没了的茶。屋子的外面点着明火，上面架着一口大锅，正在煮着米饭。他们邀请我们留下来一起吃饭。然而，我们只能很遗憾地谢绝他们的好意，因为早餐吃得很饱，我还没有消化呢。我们正想动身，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带着一大群随从走进来，恳求我们留下来一起喝个茶。“你们是客人，我是主人。招待你们是我的责任。”他说。
很显然，外国游客在巴基斯坦还很罕见，因此依然得到很大的欣赏和礼遇。昨天的两个货车司机，听说我们从拉合尔一路骑了30英里居然没有筋疲力尽，感到非常吃惊，于是坚持为我们支付饮料的钱。第一次经过巴基斯坦时，也许是疲惫过了头，并且一直在生病，我几乎没工夫注意当地人，然而这次故地重游，我发现这些小小的友好举动如此动人，使我在这个国家的旅行变得非常愉悦。
随着我们的北上，环境变得越来越干燥，湿润而肥沃的平原地带渐渐离我们而去，柔和的绿荫变成了棕、灰、红、黄色，如此景象让我想起了伊朗，表面平滑的公路更加深了我的错觉。双行车道绕着盐岭（Salt Range）迂回起伏前行，绕开杰赫勒姆（Jhelum）之后，这条公路又穿过荒凉的山岭，跨越峡谷，在崎岖不平的高山上蜿蜒前进。当我征服了自比哈尔以来的第一座山梁后，我欣喜若狂，几周以来单调乏味的平坦大道终于有了变化。这里的空气又干又热，地面焦枯而多石，只有最抗旱的灌木和带刺的树木才能生长。半隐在迷雾中的山峰在远处耸立着，深褐色的悬崖在尘土飞扬的平原上隐隐呈现，近旁深深的大峡谷和干枯的河床穿过这些悬崖，就像那上面的刻痕。在这些乡村小镇里，清真寺的圆顶和尖塔是最多见的，公路盛气凌人地将这些地方一分为二。一簇簇平顶的砖石灰泥砌成的小店和住家在阳光下被赤裸裸地炙烤着。五颜六色的广告牌上，四处可见“红白香烟”、“金叶烟草”、 “立顿冰茶”，左边的一些小山包让克罗姆佩兹想起她的家乡哈勒姆附近荷兰海岸线上的沙丘。
路上为数不多的几辆小轿车几乎一律是日产的，就连本地的公交也是丰田和铃木的小巴，它们在拉合尔的大街小巷摁着喇叭，四处穿梭。日野长途车呼啸着掠过，排放出油乎乎的浓烟，一股热空气迎面扑来。最醒目的毫无疑问就是那些大货车了，这些装满了货物的庞然大物闪着明晃晃的金属光芒，车身上的色彩组合大胆而惊人，到处刷着厄尔都语和英语的大幅标语。不仅如此，那上面还覆盖着一串串的彩灯和亮片。这种丰富炫丽、生机勃勃的个人绘画作品的细节中所表现出来的想象力、技艺和非凡的投入，使得一架平庸暗淡的大机器摇身一变，变成了一幅幅精彩纷呈的流动艺术作品。
炽热的空气在耳边呼啸着飞过，自动旋转的飞轮发出微弱的嗡嗡声，我们正沿着一条漫长的山路，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向山下的城市俯冲而去。在我们的眼前，山底下呈现出一片广阔的平原，拉瓦尔品第（Rawalpindi）假日酒店的店员以温暖的笑容和热情的握手欢迎我们的到来。
*
驶往伊斯兰堡的大巴被夹在穆里（Murree）路上拥挤不堪的车流里，以最低的速度缓缓地向前爬行。一路上，大巴频繁地停下，用恳求的喇叭声召集更多的乘客上车，这种奇怪而嘈杂的声音变得有点儿像马的嘶鸣声。在每一站上，售票员大声报出目的地的名字，直到车里的过道上都挤满了站立的乘客，才恋恋不舍地离开。我透过车窗，看见一架绿白相间的巴基斯坦国家航空的喷气式飞机直冲入万里无云的天空，机上的乘客们被飞机从一个世界带起，几个小时之后又被投放到另一个完完全全不同的世界里，而在这两极之间究竟有什么，他们却毫无感觉。
经过了数月的艰辛，我才来到了这片遥远的土地上，然而，如果坐飞机，英国离这里也不过是十小时之遥，想到这里，我更是觉得自己非同寻常。
“的确不是很远！”克罗姆佩兹表示同意，“飞机让整个世界都缩小了。”
半个小时之后，我们散步在炎热、空荡、整洁而平坦的人行道上，路过奢侈的现代化宅邸，这里高墙林立，大门紧闭，有内部通讯系统保护着豪宅的安全。拉瓦尔品第离伊斯坦布尔只有10英里，但是正如飞机上的乘客一样，我们被发射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这里草木葱茏，花团锦簇，红白掩映，被小心守卫的边界上还开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
克罗姆佩兹说，我们可能是在荷兰了，或是阳光下的米尔顿·凯恩斯（Milton Keynes）和佛罗里达。
当然，不是的，这里是巴基斯坦。
ACB公司位于蓝区的山景大厦，办公室的一个男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给我们俩一人一瓶可乐，然后把装有自行车零部件的包裹取出来。接着他拿出钢笔，把汽车站指给我们看，于是我们坐着有隔离带的丰田小巴回到了巴基斯坦。克罗姆佩兹和其他的妇女不得不挤在前面的驾驶舱里，男人则被紧紧地塞在车的后部，我甚至无法伸手到口袋里掏钱买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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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瓦尔品第和伊斯兰堡不同，人行道非常拥挤不平，水泥路让位于被压得紧紧实实的土路和各种坑洞之间。
天气非常炎热，让人感到萎靡不振，我忐忑不安地想，如果巴基斯坦北部在四月初就那么热，那么，五六月份的塔里木盆地和内蒙古的温度我又该如何对付？还有七月份的中国东北又会是什么情况？
正发愁着，一声尖叫声夹杂着愤怒的荷兰语打断了我的思绪。一个迎面走来的当地色鬼刚刚趁机捏了一把克罗姆佩兹的屁股。有些男人把西方女人日渐增长的自由和独立误认为乱性（互联网上的黄色网站更是恶化了这种误解）。对于女性旅行者来说，这种情况不仅令人难堪，甚至非常危险。我真想立刻追上那个恶棍，拽住他的睾丸，乱摸他的屁股，然后质问他，被一个陌生人性侵犯，是个什么滋味，但是我还是生生地克制了自己的冲动。片刻之后，当我进一步深思这件事情的时候，不由想到，到底是多大程度的愚昧和性压抑才会驱使一个人走到这种地步，我究竟应该感到怜悯还是愤怒？
在一个穆斯林国家和一个女人结伴同行，这的确给了我很多的启示。男女隔离不仅发生在公交上，也发生在很多餐厅和咖啡厅里，在这些地方，我们被单独地隔离开，待在一个叫“家庭区”的地方。
“这个国家有一些非常可爱的人，但是有些规则实在是愚蠢之极。”这是克罗姆佩兹经过观察后得出的结论。此时，在拉瓦尔品第的萨达（Saddar） 集市的一家咖啡厅里，我们正坐在“家庭区”的彩色玻璃后面，吮吸着冰爽的可乐。“在这里，身为女人使你感觉自己有什么问题。”克罗姆佩兹说。
我们从裁缝那里取了她的新罩衫。这是一件又长又宽松的大袍子，其设计专门掩盖了胸部、大腿和臀部这些带有挑逗性的突起部位，以便在科希斯坦（Indus Kohistan） 和巴尔蒂斯坦（Baltistan）这些极端保守的地区穿。她选的颜色是荷兰橙，她说穿上它感觉比穿自己的灰T恤更惹人注目。
“巴基斯坦女人也喜欢穿亮色。”我提醒她。
但是巴基斯坦女人们不骑车。我们越往北走，越是些偏远的部落区，而她在冒一种更大的危险——她将被好奇的眼睛团团围住，甚至还会被嘲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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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1日，周三，我们离开了拉瓦尔品第假日旅馆，胃里很不舒服地塞满了早餐，有酸奶、香蕉块和蜂蜜。除了有两条狗在对面的一小片荒地上交配，这些街道几乎空无一人，这倒是中了我的意。过了城市的边缘，可见奶牛、驴子和山羊正在这片干燥而布满尘土的土地上咀嚼着稀稀疏疏的植物。低矮的悬崖和随处可见的砖窑让人联想起俾路支省。
出了阿特克（Attock），几辆路过的汽车渐渐放慢了速度，缠头或无沿帽下胡须满布的脸开始把我们纳入到他们的巡视之下。我们刚刚穿过印度河（Indus），进入帕坦（Pathans）的土地，这里生活着一群凶猛、顽强、独立、好战的部落，他们的家园从巴基斯坦拥有浪漫名字的 “西北前沿省”一直延伸入俾路支省和阿富汗。他们原始、野蛮的名声一直以来都富有传奇色彩，因为据说印王的士兵们向来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并因此而闻名。他们情愿自取性命，也不愿意作为战俘惨死在征服者的手里。
在距离白沙瓦20英里的一个路边小餐厅里，我痛快地吃了一顿恰帕提（印度薄饼）、豆汤、棕豆、羊肉组成的大餐，外加黄瓜和西红柿组成的沙拉，这要是在去年十月，那是绝对无法想象的，现在的我浑身充满了轻松和自信。一个看起来带着一股子邪气的人试图和我们搭茬，他坐在旁边的吊床上，同样有着浓密的胡子和懒洋洋的眼睛。
“真漂亮。”他赞叹了一声，贪婪地盯着我的自行车。
26寸的小轮子，大而厚实的轮胎——我一直觉得我的自行车非常实用，从来没想过它也算是一架非常雅致的机器。克罗姆佩兹的自行车虽说比不上我的结实，但外形上却优雅得多。
离开白沙瓦6英里，面前的车辆突然紧急刹车。亚洲国家的车流就像水一样，总是找阻力最小的地方流动。如果前面的道路被堵，义无反顾的摩托车手就会在堵车地方的周边寻找一个突破口：他们或贴着路边驾驶，或开到邻近的田野里，或顺着马路中央的隔离带，迎着反方向而来的车辆逆流而上。结果不用说，就是一片彻彻底底无法想象的混乱。一群又一群的行人在纹丝不动的车辆周围的缝隙里乱转，让我马上想起足球赛结束之后托特纳姆（Tottenham）高速公路上的情景。其中几辆车亮出了黑白横条纹的的旗子，人们开始成堆地涌入车里，甚至爬到车顶上，其他的人则紧紧地抓着车沿和车身，“挂”在上面。装着至少三十人的皮卡（敞开式后厢）危险地晃动着，当车突然横穿过中央分隔带，掉头而来的时候，车弹簧贴到了地面上，发出刺耳的嘎扎声。我以为必翻车无疑，没想到车身却奇迹般地保持着稳定。从西方来的这两个自行车手被迫从车上下来，颇有自知之明地推着他们的自行车，穿越这片被蓄意破坏的“作案现场”。足足两英里之后，车辆终于再一次缓缓地移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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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沙瓦的老城简直就是一个巨型的露天大集市，这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香味：烤肉串、炸肝子、茶、香料。在奎塔这个地方，我可以感觉到阿富汗的临近，因为就在最近几年，随着几百万阿富汗难民的涌入，这个城市的人口急剧膨胀，其中还有许多隐藏在黑袍中的妇女。再往回骑一点儿，到富有传奇色彩的开伯尔山口，就可以穿过边境线，瞥见另外一片土地，这真令人神往。其实这一切要不了一天就可以完成，但是出于对我们的安全保障的担忧，这里的官员拒绝给我们签署任何必要的通行证。于是，我们和这条主干道漫长而反复无常的耳鬓厮磨终于告一段落，从加尔各答到白沙瓦哈迪亚特宾馆，我们全程共骑行了1562英里（约2499公里）。
后来据《政治家》的报道，我才知道我们在城市的西部遭遇到的那场大混乱是在当地举行的为期三天的国际迪奥宾派（编注：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大会结束后的情景。我还没回过神来，于是继续往下读：
参会者齐呼支持塔利班的口号，愤然谴责美国和其他反伊斯兰势力对待塔利班的态度。一千多万民众参加了闭幕式，为伊斯兰穆斯林社会的团结一致共同祈祷。
在拥挤的人群里，不见了一位妇女，克罗姆佩兹承认说，这样的经历让她感觉非常不自在。“那些男人都是虎视眈眈的！我感觉自己就像《太阳帝国》里那个和母亲失散了的小男孩。要是我和你走散了，我肯定得吓坏了。”尽管我们碰上的这次活动特别散发着对西方社会的反对气息，但是当我们在人群中挣扎前行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任何的敌意，但是我也不能说很开心和舒畅。
第十七章 克罗姆佩兹、罗斯和喀喇昆仑公路
尚拉（Shangla）山口长2134米，在滂沱大雨中，我们在崎岖而湿滑的道路上一路颠簸着穿过偏远的小山村，一路躲避着一群群试图拽住我们的自行车和向我们扔石头的小顽童。终于，我们来到了贝沙姆（Besham）的喀喇昆仑高地。在旅馆里，我发现其中一个小兔崽子偷了我一瓶马麦饮料——横跨在后边载货架上的吊带的拉锁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断开了，正好允许他的小手伸进去探东西。
第二天一大早，一位长着白胡子的老者用结结巴巴的英语告诉我们说，昨天他从大巴上看见过我们。“下雨的时候，你们应该到旅店里面躲雨！”他警告我们。
要是有旅店可去就好了。我们礼貌地谢绝了他和我们共进一杯茶的邀请，然后小心翼翼地沿着一条灌满了泥浆的土路骑出了贝沙姆，开始走上曾经被描述为世界工程史上第八奇迹的道路——喀喇昆仑公路，然而这样的开始却让人觉得前途渺茫。在过去的20年间，15000名中国劳工与山崩、落石、洪水和严酷恶劣的环境展开了斗争，在这个地球上最为险峻的地域开凿了一条通道。每铺一英里都差不多有一个生命在事故中消失，而这条道路的维护一直是一个巨大无比的工程，在这样的一个强地震地带显得无穷无尽。1974年，帕坦的地震使7000人丧生，40英里的路被埋没在成吨成吨的碎石之下。尽管大自然费尽了心机，连接拉瓦尔品第和喀什的这条长达800英里疤痕累累、不堪一击的柏油线依然是标志着人类意志和工程智慧的里程碑。
吸饱了雨水的天空就像一顶随意搭建起来的帆布大帐篷，在雨水的重量下摇摇欲坠，要不是附近的山峰将它高高地支起，它一定会砸在我们头上。道路上有标志提醒车辆注意，这片地方很容易发生山体滑坡。道路紧贴着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