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就像是一片疑云侵入了不安分的心思。远处袅袅的烟雾透露出平原上工厂和住家的踪影。路边偶尔出现的建筑物显出穆斯林和马克思主义不和谐的混合，用经过烘烤的泥巴建成的传统房屋和一些用白瓷砖砌成的长方形建筑比邻而居。
这时，两只大狗伏击了我们，它们汪汪地咆哮个不住，克罗姆佩兹明智地慢下了车速。我驾着自行车对着其中一只对她穷追不舍的大狗直冲过去，那只狗掉头就跑，但是绕了一个圈子后又发动了第二轮进攻。我把自行车扔到了一边，身边没有一块石头，于是我往空中喷了一团蓝雾，就地抓起一把路边的沙砾向它飞掷过去。等到一个女人听到了混乱声，从附近的泥瓦房赶出来查看的时候，这两只狗已经撤退了。我向它们逃跑的方向使劲地扔了一块石头（终于找到一块），看了那妇女一眼，把自行车从路边的泥土里拽起来，踩了一下脚蹬子扬长而去。贫穷偏远的农村，野蛮的恶狗，当地人明显的突厥体貌特征，空旷豪迈的风光，这一切都让人强烈地联想到东安纳托利亚高原。
又开始爬坡了，道路缓慢却无情地向海拔4000米的苏巴希高原（Subash Plateau）上升，地形再次从牧场回归到岩石和碎石。电线杆子沿着宽阔而乱石丛生的干枯河床向远方延伸。两旁是光秃秃的山丘，奶茶般的颜色弥漫上升，直到和层峦叠嶂的雪峰相遇。山路上的每一道儿弯和每一座山峰都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仿佛即将登临山口，却发现每一次都是对起伏的肺部和疼痛的双腿发出的考验。在跋涉的过程中，我们有规律地停下来休息，喝几口水，吃一点儿马麦酱三明治。被冰峰撕裂的浮云拖着长长的尾羽，海拔7546米的慕士塔格峰（Muztagh Ata，突厥语的意思是“冰山之父”）如同一个巨大的冰柱，高高地耸立在右边乱石散布的山坡之上。
我们终于到达了山口，眼前所见令人惊叹不已。在我们的前方，青灰色的天空倚靠在连绵不绝的雪峰之上，其中的主峰是7719米的公格尔峰（Mount Kongur）。从这里我们断断续续地可以看见又小又远的山路顺着山势蜿蜒而下，坠入空旷而遥远的低谷，踏入远方辽阔的草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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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喀拉库耳湖（Lake Karakul）的圆顶帐篷里挨过了零下几度的寒夜，我们在万里晴空下再次出发，此时身上的干粮袋里只剩下最后一点儿混着湿奶粉的玉米片了。这又冷又湿的糊糊，实在让人提不起精神来，只有加上一点儿“古老的”伊朗葡萄干，才稍稍获得了一点儿生气。我们顺着山谷蜿蜒而下，在重力的帮助下，这样的骑行真是畅快淋漓。两个小时之后，克罗姆佩兹厚着脸皮停在一个孤零零的土坯屋子外面，向人讨一杯茶喝。
令我大为吃惊的是，我们居然被邀请入内了。这是一个巨大的开间，就像传统的圆顶帐篷一样，有客厅、卧房和厨房，里面至少挤着十二个年龄不等的人，一边吃喝一边闲聊。我挨着一个放着小山羊的箱子边席地而坐，小山羊从裹着身子的夹克里好奇地探出脑袋。有人给我们上了一大碗咸奶茶，上面浮着几片面包。他们究竟在逗笑些什么，我们是听不懂的，但是当我们环顾四周时，会和几双眼睛的视线碰巧对上，每一张脸都会立刻露出微笑。
在这个广袤无垠的高原以及帕米尔高原中开阔而高远的山谷中，身处广阔空间的感觉真让人如痴如醉。这里的道路比巴基斯坦境内要宁静多了，骑行在巴基斯坦的路上，你经常会被高墙挡住去路，或者常常被垂直的地形所迫而走回头路。当我们来到了大峡谷（Ghez Canyon）时，峭壁再次陡然耸立，融化的雪水冲刷着乱石遍布的河床。这里的空气暖和多了，我估计刚才两个小时的飞驰使得我们下降了大约1000米高度。在过去的几周内，当测算我们的进度时，高度的重要性有时甚至超过了距离，而我则第N次后悔没有把高度计放进我的装备中。
乌帕尔 （Upal）离喀什仅仅30英里，这是自塔什库尔干以来第一个稍微像样的栖身之地，也是帕米尔高原的丘陵最终沉入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临界点。自六世纪以来，突厥人就不断地从位于中亚的这些地区西迁，虽然一些村民颧骨很高，表现出蒙古人后代的显著特征，但很多人的模样即使到了伊斯坦布尔也不显独特。在我看来，他们的装束太老派了，显得古里古怪的，很多男人穿着长裤和长袖衬衫，外面罩着随意的西服，头上戴个平顶帽——这身打扮让我想起三十年代在英格兰北部的足球迷们。穆斯林信仰在这个地区比起伊朗和巴基斯坦来，要温和很多，这里的妇女并不害怕以自己的美貌为傲，迎接陌生人时，也显得落落大方。她们穿着不同长度的裙子，色彩和图案常常令人匪夷所思，有的裙子是由薄而透明的纱或尼龙做的，她们甚至还获准骑自行车。吃完了一碗拉面后，一个女士兴高采烈地把我们带到了清真寺旁一个苦行僧式的带有五张床的宿舍。这里没有洗漱的地方，卫生间就是后头的一块荒地，不过一张床才10块钱，还能怎么样呢？
晨曦微露，商店、咖啡店和各种各样的生意就已经按照北京时间开张了，人人都起得很早。村庄以外，一阵狂风卷起了来自沙漠的飞沙，猛地向公路投来，刺痛了人脸，我们只得闭上眼睛。这是否就是来自塔克拉玛干的待客之道呢？飞沙在柏油马路上堆成了路障，我们被迫下车，推着车向前走，想来这也预示着在接下来的几周内我们将遭遇到的危险。然而不出几分钟后，沙漠里的沙子变成了圆形的石头，此时，道路也体贴地转了方向，风改从背后袭来了。
在村子里的一家小咖啡馆里，我要了一瓶可乐。无论是可口、百事还是当地生产的“未来可乐”，我都能接受，但是他们却一脸茫然。可口可乐肯定是世界上最家喻户晓的品牌，中国肯定也有，但是他们为什么不明白呢？显然，我的发音不太对劲。同样的问题也发生在印度，当我要凝乳的时候，印度人会理解成英语中的酸奶。反反复复，无论我用什么方式发出这个简单却调皮的小小的单音节，人们仍然无法理解我的意思。在中国经历了几周的灰心丧气之后，我才发现Cola（扣拉）在这里的发音是Colour（可乐），而且重音是放在第二个音节而不是第一个音节上。但是，一开始对此一无所知的我们只得不得已地接受绿茶。在别的餐桌上，人们一边喝着茶，一边大口大口地吞咽着饺子，还有几个好奇的当地人聚成一堆，正在查看我们的自行车。驴子和马匹一路小跑着向着喀什的方向而去。它们拖着单轴的木轮车，车上堆着沉重的树干。当地的出租车都是双轴马车或者驴车，有的车上装着一个小小的顶篷，赶车人会不时地用树枝敲打着它们的背或者屁股。
我们渐渐地接近了喀什，路两旁种着白杨树，灌溉渠提供了维持庄稼和牧场所需的必要湿度。在城市的郊区地带，公路已经被拓宽到六车道，中间完全没有隔离带——这就好比在飞机跑道上骑车。两旁的大楼由穿着绿军装的士兵或警察守卫，一群汉族警察正沿着对面的人行道轻松地慢跑。很显然，中国人非常注意养生，这是件好事。对于大腹便便的警察，我一直不以为然——如果他们如此肥胖不健康，那还怎么可能追捕恶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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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什的丝绸之路在两千年的商业贸易中一直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如今，现代的喀什规规矩矩、对称划一：一律宽阔平坦的林荫大道和人行道、空旷的广场、被交通灯所管制的交叉路口。多层水泥办公大楼和百货大楼前竖着写有汉字的牌子，外墙是整齐划一的瓷砖面。铺有图案的人行道上每隔一定的距离就有一个公用电话亭，甚至还有垃圾桶。所有的一切都是宽阔、平滑和笔直的。在人民公园里还高高地树立了毛主席的大幅雕像。
维吾尔族、乌孜别克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人或许在宽敞的人行道上和汉族人难分彼此，然而，他们的文化、语言和宗教却完全不同。仅仅两个街区之外，宽阔的林荫大道又回归了狭窄蜿蜒的小巷，人行道高低不平，或者干脆就不存在，那些建筑以泥土而不是水泥所造，规模不怎么大，结构不对称，但是看起来让人赏心悦目——这就是以清真寺和集动为中心的生活。21世纪的公用电话亭和垃圾桶消失了，人们在人行道上支了台球桌，在那里举行台球比赛。铁匠、修车匠、裁缝、鞋匠和木匠这些随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应运而生的古老行当今天依然满足着人们的需求，虽经几个世纪却依然变动不大。出租车和花枝招展的粉色小巴被驴车所替代，而自行车的数量则远远超过了汽车。动物的粪便发出的微臭混合着路边的烤肉摊里散发的炭火味，炖羊头和山羊肉也在散发出香味。
这个地区的商业历史今天依然散发着勃勃生机，这一点可以在世界闻名的赶集大会中略见一斑，这一天是喀什最传统的节日。我们坐着驴车穿过小镇，加入了牲畜市场上拥挤的人群，和他们一样走走看看，讨价还价。很显然，物美价廉的要求深深地根植在喀什人的灵魂深处。成百上千头撅着肥臀的绵羊，还有奶牛、马匹和驴子都聚在一起，等待着买主。热气腾腾的大铁锅架在围好的柴火堆上，长着大胡子的当地人飞快地招待着客人，一旁的桌子旁早就坐满了吃饭的人。
我们在老城密密麻麻的小餐馆中选了一家，坐在餐馆外面桌子旁，用一瓶又一瓶上好的中国啤酒庆祝我们走完了喀喇昆仑公路。要适应一个全新国家的文化、语言、货币、食物和餐具（这一次尤其如此），的确需要一定的时间。然而，当侍者给我们端上来烤馕、肉、羊肉串、黄瓜酱，再加上街头流动小食摊上买来的面条时，我第一次感觉到——中国，我来了，我甚至开始找到了一点儿用筷子吃饭的感觉。
第十九章 沙子和面条
当我们离开喀什时，六车道的水泥高速路突然变为皱皱巴巴的两车道柏油路。汽车和出租车让位于拖拉机和驴车，铺得整整齐齐的人行道已经被一排排的白杨树和土坯墙替代了。玉米地和麦田最终不见了影踪，代之以一片片的矮树丛。公路平稳地登上了一系列饼干色的低山然后开始下降，当我们的速度越来越快，眼前的景致也空旷了很多。我们的左边是天山，右边是沙漠，散布着乱石和灰沙的无边无际的平地向南不断延伸，最后融入薄雾弥漫的奶白色天际。
喀什的丝绸之路其实从来都不是一条唯一的道路，而是几支条理分明的商旅路线，主要由沿路的自然障碍决定走向。为了绕开干旱无水的沙地以及有法国版图那么大、被称为世界条件最恶劣的一大片沙漠，这条丝绸之路分了几个叉。尽管我天性喜欢挑战更偏远荒凉的南线，即穿越和田、格尔木、西宁抵达兰州，但是由于对中国签证延期的次数不好把握，我只得被迫选择更加平稳快捷的路线。北部的这条线是一条以良好的路况闻名的线路，它跟随喀什和乌鲁木齐之间的铁路，沿塔克拉玛干北部的边缘到达库尔勒和吐鲁番，最终通过戈壁沙漠的一角和河西走廊进入兰州。
在进入闷热的吐鲁番绿洲城市之前，必须经过800英里沙石遍布的荒漠。塔克拉玛干的维吾尔语意是“有去无回的地方”，这片凶险的沙漠一直恶名远扬。根据当地的传说，这些荒漠中居住着恶灵，他们会呼唤旅行者，诱惑他们离开带有标记的路线，转而迈向死亡之路，就好像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会引诱航海者撞上礁石。如果拒绝他们的呼唤，这些妖魔就会释放黑风暴，这是一种强沙尘暴，沙子刮到皮肤上像针扎一样疼，让人目不视物，迷失方向。塔里木盆地的气温令人无法忍受，这里夏季的温度会到达50摄氏度，而冬天则有零下40摄氏度。
东倒西歪的小餐馆、换轮胎的地方、机动车修理铺和现代版的旅社时不时地会现身一下，给奔走的人一个脱离了空旷的暂时栖息地。我们从维吾尔绿洲的居民那里接受了面条、香辣肉丁、蔬菜、面饼、大碗绿茶还有和蔼可亲却又困惑不解的神情。语言的障碍绝对无法跨越，这再一次证明了这个地方的与世隔绝，甚至一些举世皆知的常用词语，如“WC”（厕所）， “toilet”（卫生间）， “hotel”（旅馆）， “Kilometre”（公里），他们也是一无所知。然而，他们却非常高兴地留我们食宿。维吾尔妇女对我们的年龄很感兴趣，还想知道我们是否结婚、有孩子，男人则像其他所有国家的人那样，对我们的设备更感兴趣。他们试探着戳了戳我的车，用手挤挤车胎，然后又试着拉动我的变速控制杆，很自然，他们还想知道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每当我们想方设法让人明白我们是从巴基斯坦骑车过来，正打算去吐鲁番的时，总有很多人友好地点头赞叹，而我的中国地图总是不断地被解开，铺在桌面上。有一次在一个茶馆，有个男人拽住我的脚想研究一下我穿的靴子，接着，他又一把抓过我的手腕来看我的腕表；还有一个老太太，每次我们视线相碰，她就咯咯地笑个不住。有好几个夜晚，我们藏身在马路下面的暗沟里过夜，这对克罗姆佩兹来说是一种非常不舒服的新体验，狂风裹挟着沙子，刮进我们的头发、鼻孔、耳朵和睡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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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了，除了焦枯的沙漠和荒凉的山脉，我们还没有找到什么值得考察一番的东西。空荡荡的公路随着铁路进入了炎热而单调的地带，¨/w/é/n/ /r/é/n/ /s/h/ū/ /w/ū/¨在北行的天山山麓和南行的沙漠之间制造了一条道路。平坦的沙漠上，四顾都是烟灰色，远远地在南边没入朦朦胧胧的地平线。时不时地，大堆大堆的碎石块或当地人竖立的指向牌会挡住去路，我们的车辆只能被迫绕道进入泥地和碎石地里。只有偶尔显现的绿洲能让人舒一口气，公路两边整齐的白杨树、土坯墙和灌溉渠将周边的绿荫划分成果园、牧场和庄稼地。如今，财富都来自地底下，在这段丝绸之路上来来回回的现代商队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