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都缺乏信心。等我收放好工具，打足了气，把东西重新装上自行车后，我发现旁观的人已经给我拿来了一盆水和肥皂粉，以便我把双手和臂膀上的机油和路上的尘垢洗干净。
多可爱的人啊！他们的善良深深触动了我。
“谢谢！再见！”我向人群道别，蹬车远去。
仅仅10分钟后，我就懊恼地发现，车胎还在漏气。我怒气冲冲地把这个可怜的自行车拖进暗沟里，把整个内胎卸了下来。
一个小时之后，我又听到了可怕的漏气声，我简直绝望了。在一片荒漠中，我把自行车颠倒过来放在地上，用印度的补丁修补另外一个靠近钢圈的小洞，我心里很明白，现在做的事情是治标不治本，造成问题的原因还不清楚。我不由想起了在希腊的那些可怕的日子，直到最后我才意识到，没有新车胎，人就到不了伊斯坦布尔。当我想到新车胎和胎垫得寄到如此遥远的兰州时，我简直觉得难以置信。
一天之中第四次破胎之后，我咬牙切齿地对我的自行车说：“你简直就是一堆昂贵的废铜烂铁！”要是手边正好有一把大锤的话，我想我不应该为我的行为负责。
这难道是对我的决心的又一次考验吗？我曾经信心百倍，以为在德里换上的崭新的车胎和胎垫就能宣告痛苦的结束。所幸，胶水和补丁还算充足，但是如果这样的情况再这么持续下去，我还能抵御汽车的诱惑多久呢？在我决定到此为止之前，我还得经历多少次破胎呢？一天里四次，肯定是破纪录了，克罗姆佩兹的车胎说是没有我的那么结实耐用，但是整个旅程中也仅仅破了六次而已。
我继续骑往下一个村落，这两英里内车胎没破，已经非常值得庆贺了。我在一家小餐馆要了一份食物。一般情况下，当风转到别处去的时候，我通常会再努力骑上至少一个小时。尽管多骑几英里我并不发怵，但是，我已经没有勇气再补一次车胎了。这里一张床10块钱，我决定接受。
天刚破晓，另外三张床上的五个人还在鼾声雷动，我已经起身出发。风还在犹豫不决，我振作精神，快如闪电地开始了第二天的征程。公路在浅棕色的悬崖峭壁之间陡峭下行，不大一会儿，路就平缓了。告别群山之后，公路沿着铁路线和忧伤的残长城碎片，从一个绿洲奔向另一个绿洲。人们骑着黑色的单速“飞鸽”老爷车，从容不迫地上班去；还有的人早已举着锄头和铲子在附近的田野里挥汗如雨了。这一天，在第一次漏气之前我骑了50多英里。就我现在的心态而言，在我抵达兰州之前，如果每隔50英里只破一次胎的话，我就已经心满意足了。
第二天，在离开北京2683公里的地方，风已经恭候我多时。对我来说，从喀什开始，在中国的每一天都会遇上一些麻烦：刚刚忍受完塔克拉玛干沙漠上的身体不适，就遇上了戈壁滩上的飓风，接着就是河西走廊上让人垂头丧气的自行车漏气问题。
*
沙漠和极度干燥的山峦仍然时隐时现，但是我脚下的土地已经变得越来越肥沃。越往东走，人口似乎也越来越多，要想在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露营看来是越来越不容易了。村庄与村庄相互交错在一起，田野里到处可见骑车、走路和正在干农活的人，那几乎被我熟视无睹的珍贵的自由逐渐被拥挤的交通所剥夺：这条大路再也不属于我一个人了。在空旷无人的喀喇昆仑高地、塔里木盆地和戈壁滩上，那条通往文明的狭窄小路就是安全的象征，是我的救援之手。然而，沙漠最终还是被我抛到了后面，眼前这座大峡谷的每一寸都被用来发展农业了。路上的车辆越来越密集，生命线最终变成了险地。小汽车和火车响着喇叭飞驰而过，马路的表面被来来往往的重击压得支离破碎，使我行进的速度大大减慢，而平和与宁静的丧失让我感到厌恨。
灰蒙蒙的落日中，我背靠在一堵隐蔽的墙上，把另一块补丁粘到刚刚漏了气的备用车胎上，在附近铺开睡袋。让我感到吃惊的是，虽然车胎破了无数次，离开嘉峪关以来，我依然达到了平均每天80英里的速度。最后一次补胎之后，我已经准备认赌服输了，还询问永山一家餐厅的老板去兰州的大巴的情况。当然，他没听懂我的问话。突然间，我对这种语言障碍产生了巨大的感激之情，我立誓，无论我有多泄气，只要每天能完成像样的路程，而且强力胶和补丁还算充足，我就一定要坚决抵御跳上大巴的诱惑。
想把我打倒？没门！
第二十二章 近身理发
我问学生们：“兰州以什么闻名？”
“兰州的污染最有名。”慕勇说，丝毫看不出一点儿讽刺的意思。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难道就没有什么稍微好点儿的——比如说酒或者食品？”
兰州有一个巨型的石化总公司，还有冒着火焰的大烟囱。经过了几英里连绵不绝的工厂和仓库，我终于骑到了市中心。这座城市看起来比实际要大，在这个邻黄河而居的狭窄的山谷中，密集地居住着300万居民。
我们坐在大学校园足球场的草地上，这是一个绿树环抱的巨大的公园，当中有纵横交织的小径，通往简陋的混凝土塔楼。这个城市的某些结构让我想起了法国东南部的城市格勒诺布尔（Grenoble）：多层写字楼和公寓高耸入云，下面是蜘蛛网一般的高架线，供无轨电车来回穿梭，在连绵起伏的高山的衬托下，城市显得很是渺小。除了出了名的污染之外，要说最出名的，那就是牛肉拉面。
我是在一家网吧遇到向慕勇和郭强的。他们来自吉林和乌鲁木齐。他们两人都是研究生，慕勇学习中国历史，郭强学习工程学。慕勇为中国学生写了一本介绍英国人的著作，这本书的确是60年代英国的真实写照：记忆中依稀可见的土地、黑白电视机、蜂巢一样的发型、莫里斯麦那（译注：唱片名）、博比·查尔顿和《天使的喜悦》。“英国警察”和“皮卡迪利马戏团”这样的章节还专门配有黑白照片。如果仅仅作为一本学习语言的指南书，这本书足矣，不过如果说它准确地描绘了新千年之初的英国，那就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中国与前苏联完全不同，它成功地实施了经济改革，但却避免了前苏联那样的政治分裂。中国在千禧年的转折点上看上去充满了竞争力，就像所有的西欧国家一样完全投入到了挣钱的“游戏”中。摩天大楼的顶部和侧面都布满了五颜六色的巨幅广告，似乎在劝说人民大众，把挣来的钱都花掉吧。从便宜的街头小店和小餐厅里，花上两块钱就能买到一盘面条；销售饮料、冰淇淋和酸奶的小贩斜倚在冰柜边的椅子上；蘸了香料的土豆和豆腐块用竹签串成串，在火炭盆上烤着吃。我漫步在让人垂涎欲滴的水果摊边，西瓜、香蕉、草莓、杏儿、荔枝、橙子、苹果、桔子，这些新鲜的东西都是我向往已久的，但是在沙漠里的那几个星期根本就看不见。马路边上摆着一长溜的布，上面堆放着计算器、手表、钱夹、指甲刀、梳子、电动剃须刀，还有各种各样的杂货。擦鞋和修鞋的姑娘小伙们耐心地等待着上门来的顾客。车辆、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都混杂在一起，让人不禁想起了印度的城市，街道两边则排列着一家家的银行、饭店、超市、百货商店，间或夹杂着小店和咖啡厅。无轨电车在宽阔的林荫大道上行驶，然而开车的却是瘦弱的妇女，显得不很协调。
一天下午，我的中国朋友邀请我去他们的宿舍。他们的寝室比我在大学时候住的单人间大不了多少，还得和另外两位室友共处一室。屋里放着两张双层床，墙上贴着一张美国地图，到处散放着书和小东西，这样的凌乱与其说是个人的懒惰和散漫，还不如说是东西太多、地方太小。四个大男人如何在这么一个斗室里共同生存，这一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我猜想他们一定是习惯了。慕勇和郭都是很认真的小伙子。我们一边喝着茶，一边热烈地讨论着英国和中国的政治、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美国英语和英国英语的区别，还有英国从前的殖民地。
*
因为只花了一张床的钱而不是整个房间，这个宿舍里的另外两张床随时可以被人占用。先前是个从德国法兰克福来的背包族，现在换成了西里耳，一个戴着眼镜，敦敦实实的29岁法国理疗医师。他刚刚横跨了敦刻尔克（Dunkirk），从吐鲁番坐火车来到这里，最终的计划是到日本和韩国教英语。两年前，他在一艘中国帆船上当了一年的船员，在南太平洋上绘制珊瑚礁地图，研究海洋生物。
一天晚上，我们俩闲逛着来到一条街道上，这里挤满了小餐厅和卖便宜食品的大排档。我们毫不犹豫地略过那些摆满了猪脚、鸡爪和其他让人心存疑虑的当地美味的摊子，径直来到了麻辣烫前，选了各种各样的长串，有菜花、豆腐、西兰花、海带、土豆和蘑菇。这些菜得从竹签上取下来，煮完了之后放在一个大海碗里，我俩用筷子从这个碗里一起夹着吃，不分彼此地分享着我们的晚餐和细菌。
肚子是满足了，我们来到了市中心的大广场上，融入了人群。这是一个由大石板铺就的长方形的空场，绿草镶边，巨大无比。广场上的大屏幕正在放映一部中国电影，但是我们还是选择了路边的小咖啡厅，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看中国人在这里娱乐。人们漫无目的地在柔和的灯光下散步，街灯、店铺、大型广告牌、周围摩天大楼上闪烁的霓虹灯招牌，各种光线交汇在一起。邻桌是几个男人，大呼小叫地行着酒令，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在学校玩的石头剪子布的游戏。广场上到处是美貌的女子，蹬着时髦的鞋子，穿着迷你短裙。
“一般情况下我并不这样。”西里耳带着歉意说，突出的眼珠子一动不动地瞪视着又一个穿着暴露，体态修长，从我们桌边飘然而过的女郎。“只不过是在伊朗、巴基斯坦和印度待得太久了，那里的女人都把自己盖得严严实实。”
我自己也产生了危险的怀疑。迷你裙和松糕鞋这会儿正流行，夜晚的暖风也在鼓励人暴露肌肤，要是在任何一个伊斯兰教国家，这种暴露都算是丑闻了。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中国的女人特别有魅力。
第二天早上，在等车去吃早餐的当儿，我俩玩起了自己编造的中国式行酒令，这里面包含着断断续续的叫喊并伴随着谜一样的手势，结果把前台的姑娘逗得忍俊不禁。
一位身着红色和金色制服的年轻姑娘把我们领到了酒店餐厅里的一张餐桌边。
“美丽！”西里耳笑容绽放，色迷迷地望着她。他的眼镜片很厚，使得那双眼睛更是比正常情况下放大了一倍，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儿像一只受了惊吓的猫头鹰。显然，他是“单刀直入”的拥护者，和异性打起交道来毫不含糊，信心百倍。
她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我觉得她似乎不太喜欢我说这样的话。”西里耳有点儿自讨没趣，恹恹地说道。
“当然喜欢，那还用说！所有的女人都喜欢别人说他们美丽。她只不过是有点儿害羞罢了，没别的。要是来个陌生女人，告诉你说，你真棒，你也会是一样的。”
“不知道——这样的事情倒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餐厅里只有我们两个在吃饭。在这个岩洞一样的餐厅里，至少有六七个服务员，他们直挺挺地站在旁边，看上去很乏味。令人惊奇的是，那个姑娘居然又折回来，交给西里耳一个纸条。
“We are good friends。 You teach me English；I teach you Chinese。（我们是好朋友，你教我英语，我教你中文。）”他读了一遍，露出胜利的笑容。他对付女人显然比对付手里的筷子顺当多了。
*
西里耳离开兰州后，我的心情就像乌云密布。从嘉峪关出发后的六天里，我的车胎破了不下10个洞，不用说，如果新轮胎、新补丁和圈带再不到的话，我根本就走不了多远了。在这些包裹被延误的日子里，那个又无礼又好笑的法国人简直就是我对付沮丧情绪的开心丸。经过了一周的等待之后，我感觉陷入了困境。我大致计算过，要抵达北京，骑车大约还得花上17天，外加两个休息日，那就是三周，这个时间与从北京骑车到俄罗斯黑河边境线的时间差不多。虽然我已经从当地的公安局得到了第二次签证延期，但是如果再有逆风、身体问题或者机械故障的话，那就耽误不起了。
一天晚上，房间里的另外两张床被两个美国学生租住了。他们是两个好小伙，只是我没时间和他们深交，他们两个一大早就离开了，坐大巴前往了炳灵寺，这是一个佛教的石窟，据此50英里。人们来来往往，只有我一直按兵不动：兰州于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监狱。每天清晨，把我从睡梦中唤醒的并不是互道早安的知更鸟，而是繁乱的大街上压低了的喇叭声组成的交响乐，就在五楼窗户的正下方。要是这还不奏效，那么从上午九点钟开始，到处都会响起中国的流行歌曲，大概都是从附近的舞厅传出来的。
我再也忍耐不了旅馆房间的禁闭了，于是我突破重围，到外面找吃的东西去。平凉路旅馆的拐角处有两三家发廊，里面的姑娘似乎显得出奇地友好，我经过的时候，她们用英语和汉语大声向我打招呼。西里耳曾经告诉过我，在中国，很多这样的地方兼做妓院，尽管无法亲自证实，但是这两个美国人听到的传言是一样的。离开兰州前我怎么也得剃个头，既然时间充裕，我便突发奇想，准备亲自试探一下。
发廊里唯一的姑娘穿着一件紧身的黑色套头衫和褪色的斜纹牛仔裤，毫无疑问，她一句英语都不会。我费了半天劲向她解释说，我要剃头，然后问她价钱。既然听不懂她的回答，我只得比划着向她示意，请她在柜台上用食指划数字。她笑嘻嘻地抓起我的手腕，在我的掌心里写了一个“10”。
很显然，她正在卖弄风骚。我从前怎么就没发现过，我的手掌居然还是个性感地带，不过眼前这个妙龄女子可真够性感的。我谢绝了她想提供的按摩服务，于是她开始工作了，一边很没必要地用左手抚摸着我的头皮，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