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一不是悲戚哀伤、需要被拯救的，从来就没有一丝一毫的模棱两可：即便她们已经身为人妻，这场婚姻也必然违背她们的意志，使她们被迫嫁给了虐待狂似的禽兽。这些禽兽会饿着她们，残酷地鞭打她们，直到我挥舞着金光闪闪的剑把这些人送到万劫不复的地狱。但是虐待狂似的禽兽不会给你啤酒，高的这位谦恭有礼的丈夫最大的罪恶就在于满不在乎，而我认为这有的时候比打人还残酷。最终，就像在兰州一样，虽然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但原则还是站出来干涉了我的行为。原则就像是最乏味、最让人疲惫不堪的负担，无论我走到哪里，它都跟到哪里。我真应该在离开家的时候把它们彻底扔下。
在俾路支省沙漠的时候，罗夫有一回显得感慨万分，他说：“有的人（包括他本人和我）压根儿就不是那种说着‘甜心儿，我回家啦！’这种话的人。”然而，尽管我最近差点儿不幸栽在一个完全不合适的女人手里，但其实我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做那类男人。罗夫可算是地地道道的玩世不恭者，而我却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我依然坚信，爱可以征服一切，它会在最不期然的时候，在最不平常的地方，突然伏击你。
从很多方面而言，克罗姆佩兹应该算是一个理想的伴侣。她喜欢的理由都很正当，而且她也没有什么丈夫或者伴侣把事情弄得很复杂。她充满了冒险和乐观的精神，甜蜜幽默、充满魅力，而且以女性独有的方式来接近我理解我。
两个月的朝夕相处，我们互相满足着对方爱与被爱的需要，虽然这种关系很有意思，情意绵绵，让人心满意足，但是这种关系从来没有逾越界限，转化为相互的激情。有点儿可笑的是，一个我几乎无法交流的已婚女人却能给予克罗姆佩兹所无法给予的东西：她能仅仅凭着一颦一笑就让我心跳加速。
我现在正在写我这个最糟糕的的结尾，不过甜蜜蜜的结尾恐怕更容易出现在小说里吧。
第二十四章 无名的男人
靠着路人的指点一路寻来，我终于来到了这个大宾馆的前台。这个宾馆围绕着褐色的水泥庭院而建。清涧县的大街上人来人往，大约有四十个无事可干的人跟着我进了宾馆。经过了漫长而炎热的路途，我大汗淋漓，这些身体的挤压着实让我有些懊恼，我转过身去，对着人群恼火地说：“你们都想定房间吗？”
话里的讥嘲对他们而言自然是不起作用的，让我吃惊甚至难受的是，前台的接待员居然也准备忍受这样的“入侵”。当我提起笔在登记薄上写下我的个人细节的时候，这四十个人从我的肩上探过头来，屏着呼吸看我写字，不过他们的热情帮助很快就使我的恼怒烟消云散了。他们七手八脚地把我满载了东西的自行车抬上很陡的楼梯，于是，我发现自己正和我的自行车以及大约20个看客一起分享着这个宽敞舒适的四床寝室。
我迫不及待地想好好洗个澡、刮刮胡子、写写日记，然后把脚翘得高高的，可是我的房间里却人来人往，其中好些是当地中学里十几岁的小女孩，热切地想好好练练英语。他们怎么知道我待在这个宾馆里的，而且还知道我住哪个房间？我实在想不出来。他们个个都很可爱善良，就是有点儿让人头脑发晕。不过，实话实说，他们的英语很蹩脚。
其中三个人兴高采烈地宣布，明天我会和他们一起去学校。
不行，我没法去。我真不想让他们失望，但是我实在不想耽误去柳林镇的行程，真的。我很礼貌，但也非常坚决。沙尘暴、雷雨、暴风雪、飓风、高山还有炎热我都能对付，但是就像一个战利品一样傻站在一群好奇、兴奋的女孩子面前我可受不了。更重要的是，学校的老师会不会欢迎我这样的不速之客呢？显然我对他们的课堂也会是一个扰乱。我只能拿我的老借口“签证时间有限”来抵挡，不知道他们是否明白我的意思，不过他们不再坚持，我就这样心安理得地撒了一个谎。
*
在绥德东边的一个小村子里，我停下来喝水，主人从屋里为我拿出来一张椅子，我坐在马路边，一边吃着冰淇淋，一边喝着橘子汽水和矿泉水，以补充体内的水分。孩子们朗朗的声音从对面的学校里传出来，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在喊革命口号。和往常一样，我的观众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我所在的这一小块地方立刻挤满了人。我伸展着四肢靠在椅子上，平静地吃着东西，周围聚集着二三十个人，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都在议论我、盯着我看。学校的大门边站着一个迷人的年轻女子，卖我饮料的妇女向她招手，示意她走过来，但她显得很羞涩。
“英语老师！”人群中发出一个声音。
店主人示意我应该走过去做一下自我介绍，但是这会儿我正坐在自己的“宝座”上，周围挤满了“随从”，于是我傲慢地挥了挥胳膊，示意那年轻女子走到跟前来。她终于被说动了，愉快地走上前来，但是她太害羞了，只问出一个问题：我是否是英国人。或许她还不习惯当着三十个旁观者的面和我交谈，也或许她害怕会暴露出她英语上的不足。总之，太遗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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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路在宋家川横跨黄河，进入山西。山西的钢铁和煤矿持有量占到了中国总量的三分之一，陕西和甘肃东部黄土高坡上的尘土已经被煤灰替代了。通往柳林的道路两旁，排列着肮脏的村庄，灰黑的砖房和瓦房簇拥在一起。人行道上堆着煤，铁路边的晒场上堆着煤，卡车上也堆满了煤。
从柳林向东的头四个半小时我都在爬山，道路在山谷中盘旋而上，过了一个陡峭的山坡后进入吕梁山。煤矿的开采催生出一个烟囱组成的森林，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煤渣堆。厚厚的煤灰沉积在边缘，悬浮在空中，给所有的东西都披上了一层污浊。公路表面四处都有裂缝和凸起，蓝灰色的卡车驮着沉重的煤堆颤颤巍巍地经过，不仅碾碎了路面，自己也差不多散了架。有两辆卡车在路上相撞，像是被遗弃了，还有几辆车也停在路边，发动机有气无力地鸣响着。其他的车则受到了更大的影响，一声不响地立在那里，发动机盖张着大口。等我超过了一辆费劲爬坡的卡车，停在离石小镇外面吃饭时，我已经变成了一个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扫烟囱的人”，浑身上下覆盖着煤灰，布满老朽的柴油发动机喷出来的尾气的味道。
我在汾阳的一个旅馆入住，房间里有彩电、空调、热水、浴室套间，还有袋泡绿茶，总共才50元。我泡了一个奢侈的热水澡，然后在马路对面的餐厅里晒太阳。一个会说英语的老师主动告诉我说，今天是今年以来最热的一天，气温已经升到了38摄氏度。
“我们觉得您很了不起！”他郑重地说。
我也报之以同样的情感，我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如此慷慨而坦率的仰慕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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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早已成了我朝思暮想的地方。现在，每一个把我与最终的目标分隔的日子都很可能转化为一个个必须克服的危险障碍，而不再是回味无穷的探险经历。汾阳和太原之间的公路终于脱离了山区，深入一望无际的平原。天空灰蒙蒙的，弥漫着一层烟雾，能见度很低。地里的残茬燃烧过后，冒着青烟；蓝色的运煤车来来往往，发出巨大的噪音，司机使劲儿地摁着喇叭，燃烧不充分的柴油喷射到空气中。我皮肤上暴露的部分被煤灰和油烟熏得黑黑的，眼睛布满红血丝而且火辣辣地疼，好在我还经常能在餐厅里的水盆里洗洗脸，洗洗胳膊。这里天气太热了，我吃面条和喝绿茶时流的汗比蹬车的时候还多。
语言依然是我的障碍。我用自以为是的最佳汉语点了面条和鸡蛋，但是路边餐馆的女服务员却冲着我一个劲儿地傻笑。于是我干脆径直走进厨房，指指生面条和几个鸡蛋壳，上来的这碗西红柿打卤面加荷包蛋恰恰就是我想要的。一个半天摸不着头脑的小餐厅老板终于弄明白我是一路骑车从英国来到的这里，光是出太原就花了有一个小时，因为一路上的那些路标对我来说都没有意义。问路永远是一件让人灰心丧气的事情；一个双音节的简单的字，比如“大同”，就这么几种发音，我大概是把各种念法都试了一个遍。每次面对着一脸茫然的瞪视，我都得走一遍繁琐的程序：先从背包里掏出旅游指南，找到大同地区，然后指着上面的中国方块字。除了变幻莫测的字母拼音，最大的障碍我想就是交流了，比如说，几个字的拼写可以完全一样，但仅仅是声调不同，意思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样的文字简直就得拿来唱。这么一来，一个字就凭空生出很多种发音上的变化，于是无论你想表达什么，被误解的几率也成倍增加。每个音节都有四种变化：平调、升调、先降后升、降调。就算是一个不痛不痒的单音节“ma”，就可以有无数种意思“妈”、“马”、“骂”、“麻木”、“大麻”。于是乎，“DATONG”突然就变得错综复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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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一个废弃的采石场大块大块的岩石中间找了一个地方，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这时候，我发现后座的行李架断裂了，毫无疑问，这是G108公路那个漫长且糟糕路面的杰作。尼龙绳已经试过了，不管用，我只得在涞源下了车。对面的建筑工地上有个男人，正在焊接一辆独轮车，他看见我，立刻叫上了两个同事帮忙，一起对行李架用劲，但是断裂的两头还是合不上，他们的努力反而让事情变得更糟了。他们丝毫没有泄气，干脆把手里的活放到一边，即兴想出一个临时的修补办法。他们切割了一段钢筋条，尽量平行地贴着断裂的地方，然后用铜丝绕起来加固。我递给他们50元作为回报，但是他们拒绝了。当我骑车离去时，我的行李架好得就像新的一样，而心里头也因再次遇到慷慨的中国人而充满了感动。
一个小时之后，道路分叉了，路标上用汉字标注着，左边是北京，右边是天津。一百多里之后，我终于第一次遇到了良好的路面，因此当发现“修路工”莫名其妙地从路中挖出了很多石块时，我既吃惊又恼火，不得不慢下来，像蜗牛一样穿过一个又一个石堆。大部分时间，我一边较劲，一边却在嘴里嘟嘟囔囔地诅咒来诅咒去，心里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有人付钱把一条好好的路折腾得乱七八糟。我最终的结论是：把一条好好的路挖得七零八落的原因是为了鼓励车辆从另外一条道路去北京——那为什么还要立上标志牌呢？
如果真是为了打击过往的车辆，那他们的目的真的是达到了，这条公路经过了无数个几乎直上直下的坡道，越过了无数个参差不齐的绿色山峰，几乎像是被遗弃了。中途，我停下来缓解一下疼痛的后背，坐在一个水泥护栏上，静静地聆听小雨淅淅沥沥的拍打声，昆虫的鸣叫声和鸟儿的啭鸣声。眼前的绿色看起来几乎让人错以为在亚热带，郁郁葱葱的山野把我带回到死海海岸线那些疲惫不堪的日子。羊群在远方的山坡上吃草，看起来就像蠕动的小虫子。
骑过了一个山口，我在一个陡峭而曲折的下坡路旁看到一家孤零零的小餐馆。这地方好像是两个姑娘开的，一个18一个20。父亲带着年幼的儿子和两个年轻人无所事事地在边上遛达。这位父亲骨瘦如柴，个头矮小，心理上和身体上看起来都有点儿不堪一击，他也是我在中国看到过的为数不多让我厌烦的人，不住地用英语向我叫喊。他仅有的两个英语词是“Hello”和“Bye…bye”，因此我们之间的对话立刻就变得单调乏味了。他用手比画着向我暗示，我在北京能找个很好的小妞泡泡。天晓得，他怎么会知道——我简直无法想象，哪个女人会乐于和他上床。
其中一个年轻男子告诉我说，他28岁，失业在家。他以前是开那种喷黑烟的小三轮货车的，直到有一天晚上灌了八瓶啤酒翻了车才算是彻底不干了。那次车祸导致他的胳膊断了，他觉得现在用左手依旧很不自在。他笑嘻嘻地透露给我，那个大点儿的姑娘是“他的财产”。然后，他又指指给我上菜的那个年轻点儿的姑娘，似乎在给我建议，然后在我手心里用圆珠笔写下“I love you（我爱你）”。这种幼稚的举动让我极为尴尬，那个可爱却天真的小姑娘则更为难堪，对他懊恼不已。
晚饭之后，我们在夜幕下的山林中漫步。我们坐在路上，注视着山谷中的村庄亮起的万家灯火。东边的山峰处，一片一片的闪电照亮了天际。
*
我在晨曦中醒来，薄雾就像轻纱，笼着山巅。这里距北京仅130英里之遥，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上路了。
当然，其他人也一一出现了。
“哈喽！”那小个子尖着嗓门叫道。
“我想你的意思是‘good…bye’（再见！）是吧？”我没好气地回了一句，跨上了我的“小马驹”。
“哈喽！”
“拜拜！”
我已经变成一个无名的男人，一个骑着自行车闯进人们生活却又永远在赶路的神秘陌生人——就像 《西部往事》里面的查尔斯布朗森，我所需要的只是颜尼欧·莫里康制作的配乐而已。布朗森扮演的“哈摩尼卡”沉迷于复仇情结，甚至近乎疯狂。看来与眼前这么一个想只身骑车穿越亚洲的家伙持有同样想法的大有人在。
第二十五章 归途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很荣幸地通知您，您的邀请函电传号已经抵达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以您的名字存储，您可以在那里领取了。
在马可波罗的时代，商旅们必须冒着被土匪和军阀伏击的危险，然而，对于一个现代的旅行者而言，最大的障碍却是官僚作风。
亲爱的赛宾：
今天我在北京俄罗斯大使馆外的酷暑中排队苦候了一个上午，得到的回答却是他们根本没有接收到电传！那个女人查看了两遍电脑，用我的护照号和出生日期检索了两遍，但没有任何记录。请您马上再传一次，以便我明天（在周末之前）继续推进。传出后，请务必以电子邮件向我确认，我明天去拿。
很显然，因为我所委托的德国旅行社没能把我授权提供的文件及时电传过来，我非但没能利用这个理所应当的机会好好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