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显然，因为我所委托的德国旅行社没能把我授权提供的文件及时电传过来，我非但没能利用这个理所应当的机会好好休息或者观观光，反而在位于北京另一头的宾馆、俄罗斯大使馆和网吧之间来回奔波。俄罗斯大使馆外面的条件简直无法言说。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已经将您的邀请函附在该邮件后面，您可以以此为证出示给俄罗斯大使馆。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再次向我们保证，大使馆的确有一份电传，不过，您也可以以这份邀请函到使馆领您的签证。但愿您明天一切顺利。
第二次在大使馆大门外的骄阳下，和一群同样焦头烂额的人推搡着在汗津津的队伍里待了几个小时之后，传真复印件和再三的恳求同时被拒。我再一次头晕眼花地回到地铁站，耳朵边不断地回响着“nyet”（俄语“没有”）。
亲爱的赛宾：
今天早上我把邀请函打印出来并带去俄罗斯大使馆。但是，电脑上还是没有他们收到电传原件的记录，复印件他们也不接受。不仅如此，这份邀请函也不符合要求，因为商务签证需要一份俄罗斯公司发给我本人的邀请函，函件中必须注明公司的详细情况，包括公司的登记号。我建议您把原件再次电传，并添加必要的辅助文件。或许您的俄罗斯同事可以给大使馆打电话，亲自询问他们究竟要求什么样的文件。如果下周三四之前无法妥善解决，我只得咽下这个苦果，另作计划，放弃俄罗斯之行。当然，倘若情况果真如此，我要求全款退回。
在俄罗斯签证所提出的一系列神秘的要求中，有俄罗斯居民或公司出示的邀请函、一份包括所有宾馆抵达和离开日期在内的行程表（如果你骑车旅行，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还有，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还要一张离境的机票——好像有哪个西方旅行者想非法移民俄罗斯似的。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今天又和俄罗斯同事通了话，他们再次在俄罗斯外事局进行了查阅并且再次确认，电传的确已经发到了北京。对于打印件无法接受的情况，他们感到非常惊奇，因为这是一份正式的邀请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被任何大使馆拒收的情况发生。不过，他们会亲自给北京打电话，找出问题的原因，他们也不希望有什么大问题发生。与此同时，他们会为您准备一份新的邀请函，下周之前应该会抵达北京。真心希望他们的努力能获得成功，我会及时向你通报新的情况。
在我之前，其他人都成功地绕过了这些纠缠不清的繁文缛节，但是在北京的大使馆向来就以强硬而闻名。
赛宾，你好：
新的邀请函会在周二还是周四抵达北京大使馆？在我再次尝试之前，我希望得到你的再次确认，保证文件已经抵达。如果你的俄罗斯同事能得到大使馆通话者的姓名，并且这位通话者也知道我的申请，那会有所帮助。我得说，我现在对此不太乐观。我已经骑行了26500公里，途经11个国家，历经13个月来到这里，俄罗斯是第一个给我制造障碍的国家。他们的签证规则简直不可理喻。你一旦得到新邀请函抵达大使馆的消息，请从速通知我。我无意再多等。
史密斯先生，您好：
文件周二抵达。当然，文件一到，我会立刻向您确认。
我在北京的大街上步行瞎转悠，消磨着时间。必胜客、麦当劳、肯德基、罗宾斯冰淇淋、星巴克，还有很多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西方连锁店像水痘一样弥漫在中国首都这张脸上。我把自己放纵在无穷无尽的咖啡和快餐之中，一面为全球一体化投赞成票，一面开心地告别面条和绿茶。天安门广场大极了，就像一个没有任何遮蔽的水泥停机坪，而故宫里则挤满了无穷无尽的旅游团。这个地方规模宏大，饶有趣味，但要是和南迦帕尔巴特雪峰上的晨曦相比，那就黯然失色了。
亲爱的塞宾：
我是否可以认为电传今天已经到达大使馆，我明天一早（周三）就可以取到呢？
亲爱的史密斯先生：
我们的俄罗斯同事已经向大使馆发出了新的邀请函，而且保证说你现在肯定可以拿到。希望不会再出现其他麻烦。
阿门。我已经筋疲力尽，再也经不起任何麻烦了。
亲爱的塞宾：
今天的俄罗斯大使馆之行再次以失败告终。在他们的电脑记录里还是没有以我的名字登记的电传。我已经浪费了三个早上等在签证处的门口，而且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因此，我只得很不情愿地取消我的海参崴骑车之旅，另作打算。请将全额退回到我的信用卡上，退款后请Email向我确认。
官僚主义冷冰冰的死亡之手顽固地掐着我的脖子，把最后一点儿希望的氧气排除在外，我易碎的梦最终被生生地扼杀了。
亲爱的史密我斯先生：
回复延误，深表歉意。对您在北京使馆遇到的麻烦，我们感到很遗憾。但是，电传的确已经发到了那边，我们的俄罗斯同事也再次进行了查验，电传的确就在大使馆那边。既然我们正确地发了电传，或许是出于其他的理由，导致北京大使馆拒绝施放签证。也许是您选择的交通工具，也许是其他的原因。不管怎样，根据合同，我方已经履行了义务，我们也的确发了电传，因此不能把退款项打回到您的信用卡上。
*
国航747班机下35000英尺，依稀可辨的是一片平坦辽阔却人迹罕至的森林与湖泊，弯弯曲曲的河流在阳光下闪着银光。
这里是西伯利亚。
眼前的情景似真似幻，我仿佛被催眠了一般。那是一种最让人痛苦的遗憾——我是从空中而不是骑自行车，或者至少是坐火车穿越这片地球上最遥远的土地，这片从童年时代起就让我心驰神往的神秘土地。
为何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因为我渴望感受阳光和风雨抚摸在脸上的感觉，渴望聆听异国他乡的鸟鸣和车辆的声音，渴望品尝那里的食物、畅饮那里的水，渴望闻一闻农场和工厂散发的气息，渴望颠簸在恶劣糟糕的道路上，渴望躺在树林里，去感受那片坚硬起伏的土地和尘土混合着盐分粘在皮肤上时的感觉。最重要的是，我想见一见那里的人民并亲眼目睹——即便只是冰山一隅——一种完全与我迥异的生活。
我曾经如此清晰地想象过最后的几个月：花最后三周穿过满洲里抵达边境，接着用两周的时间从布拉戈维申斯克（Blagovescensk）到海参崴，然后我会把自行车靠在这座城市的中央广场上，让自己尽情地品味这无价的“完美时刻”。从西伯利亚到莫斯科横跨俄罗斯六天的火车将是对过去几个月所经历的艰难险阻的一个最终回报。花一周的时间看西伯利亚的壮丽美景在眼前划过，不费吹灰之力，没有疼痛，没有焦虑。天堂一定是无数个“完美时刻”无穷无尽的延续，我幻想着在火车上所能望见的比这天堂的一瞥更多更多。
正是这个图景的巨大力量使我不遗余力地穿过两片大陆，13个国家。然而，旅行的过程中总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出乎意料——准确地说，这就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旅行很有价值的原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它使我从前的概念一扫而空；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我会如此死心塌地地爱上这个国家和这里的人。
一家当地的旅行社承诺以一定的费用提供整套服务，包括办签证，从北京直达莫斯科、横跨蒙古和满洲里的火车票，预订酒店，最后还有离开俄罗斯的交通工具。为了符合严格的行李超重规定，我得把自行车拆了，然后硬塞进一个狭小的纸箱。对此可行性，我深感怀疑，但是令人伤心的事实是，我连试都不愿意试。俄罗斯的拒签把我的斗志完全砸没了，我受够了这些旅行社和他们承诺。
我曾经考虑过在中国签证上剩下的时间里骑车到越南或老挝去，但是当时的北京已经像一个烤箱了，若是南行，天气只会越来越炎热。我也曾经闪过一个念头，翻翻阿洛伊斯的书，飞到旧金山去，骑车横跨美国，但是最后还是觉得美国就像东南亚一样，实在不值得费那么大的麻烦。再近一点儿的，就是乌兰巴托（Ulan Baator），它很偏远，有点海参崴那种地球尽头的味道，但是我发现自己再也没有精力和飓风搏斗了。旅行的焦点已经丢失，我再也无法找到充足的动力来经受几个星期的汗水和疼痛。海参崴一直以来让我万分着迷，没有了它，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叶无舵的扁舟。
“难道你还没有折腾够？”一个隐蔽的小声音越来越大，竟越来越难以忽略。对大多数人而言，回答肯定是一个毫不含糊的“够了”，但是我不是那种“大多数人”。然而，我还是缴枪投降了：我顺从了这个声音，用500美元买了一张去法兰克福的机票。毫无疑问，我本应该再努力坚持一下，但是横跨中国抵达北京时，我在体力上和情绪上都已经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那么多个月以来熊熊燃烧的激情已经熄灭了，或许是被这段艰难的经历给耗尽了吧。原本，一张俄罗斯签证就足以使我“死灰复燃”，起码还可以让最后那点小火苗再保持五六个星期，直到我抵达海参崴。
当我定了回欧洲的机票后，原本遗留下来的最后一点儿能量也弃我而去了。在中国的最后那几天里，天气闷热异常，偶尔电闪雷鸣，下起倾盆大雨。那时我会在网吧里阅读那些充满同情的电子邮件，夜晚和一群友好的欧洲人以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背包族一起坐在宾馆的露台上，喝着冰凉的中国啤酒。白天，我们七个人分担了一辆小巴士的费用，去往野长城。这段长城断壁残垣，荒草凄凄，在陡峭的山峦中蜿蜒曲折，上下迂回，然而却令人终身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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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洲，我得到了在欧洲通常只有名人才会得到的那种关注，而在德国，除了罗夫，没有人知道我刚刚骑自行车走完了16500英里的路，穿越了两片大陆。在北京飞往法兰克福的飞机上的十个小时中，我从非凡的超人再次回归到一个平凡小人物，我甚至发现自己有种怅然若失的感觉，似乎对那种关注有些怀念，尽管它有的时候又是那么难以对付。我只不过是一个自行车手罢了，每当我停在一个加油站或者在一个超市买东西的时候，周围再也没有围观的人群了，这让我在感觉上有些奇怪。从超人到克拉克肯特的大变身只是几个小时之间发生的事情，需要花一点儿时间来适应。
发展中国家的道路或许非常混乱、危险，但是却有一种畅游于天地之间的自由和豪迈。没有什么老大哥告诉你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或者什么地方可以去什么地方不能去。你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而人们也通常就是这么做的。在城市拥堵中自由地游走进出，为占据空路上的一个小缝隙你争我夺，斗志昂扬，我已经开始兴致勃勃地加入当地人的这种游戏并享受胜利的喜悦了。然而在德国，这样的即兴发挥是严格禁止的，只有老天爷无法预测，这会儿还是阳光万里，一会儿就阴云密布了，时不时再来个雷雨交加。我把露营帐篷支在了密林深处，有巨大的橙色鼻涕虫和我相伴。在树林的喃喃细语和远处教堂的钟声中，我在睡袋里昏昏睡去。
罗夫是这群拥戴规则的因循守旧者中的自由精灵。我拨通他的电话，他却没有接，邻居告诉我，他和母亲正在奥地利度假。我不知道他何时才会回来，因此只好转而西行，向荷兰走去。我当真是不顾一切地要离开德国，仅仅在一天之内就从弗洛托（Vlotho）骑到了恩斯赫德（Enschede），整整111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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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欢荷兰吧？”在赞德沃特（Zandvoort）海滩和一大群寻找阳光的人们晒了一天的日光浴后，克罗姆佩兹向我发出了挑战。
从荷兰的东部到西部仅仅花了我一天半的时间——去完了亚洲之后，欧洲国家真的都变成了“小人国”。卸下了篮筐之后，自行车显得格外的轻便，我们飞驶在自行车道上，穿越树林、运河和牧场。我知道她做梦都希望我说“是”，但是我却不愿意就这么轻易让步。“我觉得在荷兰骑车就有点儿像在喀喇昆仑高速路上，只不过是没有山罢了。指一座山给我看看，然后再问我。”我逗她。荷兰是很让人心情舒畅，不像德国那么叫人气恼，但是眼前这么一片整齐划一的景色中，却似乎少了一点儿精彩，少了一点儿戏剧性或是让人灵感喷发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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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哈勒姆（Haarlem）一天半后，我骑到了一个平平常常的德国小镇韦塞尔（Wesel），比预计时间整整提前了三个小时。在火车站边的一家咖啡店里，我一边吃着三明治、喝着咖啡，一边研究着《图片报》打发时间。
“嗨，花花公子！”在德国高速公路上排了半天的队之后，罗夫迟到了一个小时，就像他典型的做派一样。罗夫懊悔地对我说，要不是他违反法规，很不道德地沿着紧急停车道走完那最后二十公里，他会到得更晚，我从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刻地体会到，他真的生错了国家——也许根本就是生错了星球。
我们把自行车放在他的小敞篷车后面，沿着高速公路网向德国的工业中心驰去，波鸿足球俱乐部队和卡尔斯鲁厄即将在这里展开一场激战。
在拥挤的现代体育馆外面砸吧了两瓶啤酒和鲁尔斯球场的德国香肠之后，我们挤进了最后排，这里已经被最能大呼小叫的波鸿队的支持者所占据。德国的足球迷和英国足球迷很像，胜利的欢歌声像波浪般此起彼伏，我感觉自己就像是站在纽伦堡的集会上。
晚上在罗夫的公寓里，我们观看了电视上播出的当天的足球精彩片段。周围又脏又乱，不由让人想起几个更糟糕的亚洲旅馆。我们漫无目的地回忆起结伴穿越伊朗和俾路支的那几个星期。
“我们俩的搭档还真不赖！”罗夫说，“要不是你，我还在俾路支的某个角落里逍遥自在哪；要不是我，现在你早就绕了地球两圈了。”
要不是罗夫，我也许根本就无法骑车穿越俾路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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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始至终沉默寡言、独来独往的哈摩尼卡最终燃起了对美丽、富裕的年轻寡妇的爱慕之情，他和之后被杀身亡的兄弟一起报复了女人的丈夫。在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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