撸ㄔ�2640米）的山口，我就有一种醉醺醺的成就感，心里不由得飘飘然起来。
上坡好比在银行里存钱，接下来的自由滑行就像随心所欲的大挥霍，像在尽情享受之前的劳苦换来的果实。一开始我因为不放心路面而使用了刹车，等到后来路面越来越平滑，我就干脆撒开双手，在阳光普照的山坡上尽情滑行，山风呼啸，我感觉自己像鸟儿一般在空中自由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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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不坐飞机呢，克里斯托弗？”
每次想起那个讲求实用主义的朋友略带嘲弄的口吻提出的问题，我就忍不住发笑。坐飞机旅行毫无意义，不仅如此，就连坐大巴和火车的念头于我也最多只是一闪而过，因为你会被一种奢侈麻痹。这个星球的广阔和多样之所以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我面前，是因为我选择了现在的这种方式。在自行车上，视觉、声音和气味那么地生动而直接；我的感官不会被音乐、空调和烟味转移注意力，对于一片美妙天地的想象和记忆也就不再仅仅局限于舷窗中那匆匆的一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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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天气酷热难当，在土耳其东部这片相对保守的土地上，却没一个人穿短裤。在埃尔祖鲁姆（Erzurum）的两天，我一直把两条腿遮得严严实实，这样就不会在人群中太惹眼。后来我发现，要想真的和当地人打成一片，我就应该套上棉质的长裤，穿长袖开领衫（棉的和尼龙的都可以），再披上件背心，外加一顶小圆帽。我最好再拔掉几颗牙，几天不刮胡子。
城市宽阔的大道边绿树成荫，热热闹闹地开满了各种餐厅、商店和小卖铺，人行道上的小摊小贩叫嚷着争抢顾客。在土耳其的城市中，提供同种类型商品和服务的商家总喜欢挤到一起，一条治疗忧郁症的小巷子里就挤满了50位医生和药剂师。这里的女人都裹得严严实实，只露出一双眼睛，还有人包着头巾，穿着长外套。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忍受这里的酷热！
再往北走，铺开在眼前的是东安那托利亚高原，那里土地肥沃，远处是连绵起伏的浅绿色群山（很多山高达三千多米），让人联想起蒙古草原，一眼可以望到几英里之外。阳光洒在远处青翠的山体上，投下一块块深色的影子，与刚刚收割过的金色长方形田地、绿色灰色的牧场和犁过的田野间或交错在一起。
安那托利亚（Anatolia）北部是库尔德人的聚居区，素以贫穷著称。他们的房子通常只有一层，由砌着泥墙的两间茅舍组成，屋顶是凹凸不平的铁板或泥土。牛粪压成的砖头在门口堆成金字塔状，是当地人在痛苦而漫长的冬季里唯一的燃料。这里的冬天气温可以下降到摄氏零下40度。牲畜、鹅群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农庄里大摇大摆地走在土路上。当地的狗体型非常庞大，毛色苍白，极富攻击性。我感觉自己一下子变成了卡通片《亡命之徒》里的人物。我刚甩掉两条狗，转眼就发现另一条又挡在我前面，呼哧呼哧地试探着空气里的味道。眼看实在躲不开，我干脆心一横，伸手到工具袋里寻找驱狗器。这条狗还在死死地盯着我，好像是在努力弄清我的来头。我慢吞吞地向前蹬着车，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还没等我掏出驱狗器，这家伙居然夹着尾巴开溜了。可能我身上的味道没我想象得好。
宽敞的马路偶尔有挂着土耳其、伊朗或保加利亚牌照的大货车器宇轩昂地列队驶过。当我挣扎着爬上土耳其境内又一条漫长的山道时，我听到一辆重型柴油车从后面开上来。司机减缓车速和我并行，一个笑脸盈盈的乘客从车窗里探出身子，递给我一根黄瓜。我对黄瓜不怎么感兴趣，于是婉言谢绝了，但他一再坚持。我伸手一把抓住黄瓜，好像运动员抓过接力棒一样，货车摁了摁喇叭开走了。这样的友善总能激起我新一轮的斗志，给我疲乏的肌肉注入新的力量。在广阔无垠的天穹下，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我感觉自己如此渺小，风依然使劲地刮着，像是在嘲弄着我微不足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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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赶到距离伊朗边境仅20英里的多古贝亚兹（Dogubeyazi）时，摆在我面前的是雄伟庄严的自然景观和蓬头垢面的当地人。残破不堪的街道上挤满了一群一群的人，调皮的孩子像鹦鹉学舌一样大喊“哈喽”。
阿勒山（Ararat）据说是诺亚方舟最终的栖息地，因此闻名天下，它海拔5137米，终年积雪，居高临下地傲视着山脚下人类制造的景象。
虽然阿勒山被很多业余旅行者视为禁地，但住在露营地的两名美国人和一名新西兰人仍然坚持要找到那据说埋葬在峰顶附近冰层下的方舟残骸。尽管他们拥有充足的知识和装备，但由于阿勒山是军事敏感地带，所以官方要求必须出示特殊通行证。这三位坚信，宇宙年龄只有6000年，而不是几百万年，人类根本不是进化来的，而是上帝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出来的。只要发现诺亚方舟，便能摧毁达尔文的进化论，证明上帝的存在。他们都是雄辩的演说家，经常引经据典，而且还搜集了许多强有力的科学证据。
55岁的飞行员理查德早在19年前就尝试登上这座山峰，在过去19年里，他每年夏季都会来到这里，试图登上阿勒山顶峰。
另一位名叫戴维拉森的美国人来自帕萨迪那（Pasadena），45岁，是一位气度不凡的教师。他指出，进化论只是一种理论，而不是科学事实，因为这种现象既无法展示又无法重复。他满怀信心、滔滔不绝地举了几个亲身实例，以此来证明上帝确实存在。如此富有激情的人总是能够吸引我，尽管不能全盘接受他的信仰，但我还是非常喜欢和尊敬他。
他问，如果为我做一段小小的祈祷，我是否介意。
“啊……当然，当然不介意。”
他闭上眼睛，双手合十，低下头。他的祈祷没有让我感到窘迫，相反，却十分打动我心。他从自己和上帝的关系中获得了那么多力量和安慰，对此，我只能钦羡不已。
第四章 进入伊朗
如今的土耳其，尽管绝大多数人口是穆斯林，但却是一个标准的民主制国家。它和欧洲一衣带水，不仅是北约常任理事国，而且正在申请加入欧盟，所以西方的旅行者在伊斯坦布尔和卡帕多西亚 （Cappadocia）很受欢迎，而且他们喜欢把地中海和爱琴海的海岸线也打包在他们的度假行程中。
然而，伊朗却全然是另一番情景。尘土飞扬、酷热难耐的伊朗边境小镇巴扎尔甘（Bazargan）成了一个巨型货场，而我则像是刚刚从衣柜后面进入了纳尼亚仙境，进入了一个充满了各种异域风情的气味、颜色、味道和声音的地方。人们的举止和穿着都有些特别，他们的语言散发着神秘感。他们吃着我陌生的食物，房屋的设计也很特别，满街都是外形陌生的轿车和货车。
尽管边境旅游问询处接待我的那个小个子男人非常热情友善，但当我骑车沿山坡直奔镇中心时，我的内心依然夹杂着一些紧张——未知的东西往往既美妙又恐怖。
荒凉的山间一条布满尘土的窄道上，七零八落地散落着一些齐至脚踝的矮树丛，成群的山羊、绵羊和牛群正在啃食着这些坚如皮革的食物。群山在玛库（Maku）会合，将小镇挤入一个狭小的山谷里。这儿的人都很友好，店铺的牌子上尽是一些让人摸不着头脑的点和曲线，像是时刻提醒我身在异域。除了饼干和甜品，我找不到任何东西吃，直到一位店主送来一杯茶。
“你们的外交大臣罗宾·库克，是个帅哥！”他笑着说。
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他帅，看来果然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我驰出玛库，这次偶遇让我变得更踏实了，我暗想，看来伊朗人和土耳其人也没什么不同。
在遇到了来自斯洛文尼亚的车手米罗之后，我发现他的想法跟我不谋而合，他很高兴能有个伴。这个小伙子又高又瘦，金发齐肩，留着一小撮胡子，穿一件灰色T恤，一条牛仔裤用皮带扎着，脚蹬一双拖鞋。他的自行车看起来像是某次大甩卖上淘来的旧车，扎眼的荧光绿车身和紫色的车篮用一根绳子随便连着。据说23岁的他曾经骑车穿越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还去过印度尼西亚、阿根廷和新西兰，真算是老牌旅行家了。他想去澳大利亚，准备在那里找份工作，挣足了钱好继续上路，但是澳大利亚人竟然拒签他。
黄昏时分，我们在一个满地石块的山脊后铺开睡袋，他把使馆的拒签信递给我看。
“这事儿不能怪澳大利亚人，只怪那些签证逾期滞留的东欧人，是他们的不负责任给你带来了麻烦。”我说道。可不管我怎么费尽口舌，他还武断地坚持认为澳大利亚人不讲道理。整个晚上，他喋喋不休地谈着签证和各种花费。他从一个德国人手里买进了一辆捷安特自行车，只花了1200马克，跟他相比，我为这次旅行所支出的费用要多得多。这件事让他乐了半天。
“英国人去阿根廷要签证吗？”他问。
“不知道。我想需要。”
第二天，我们依然沿着沙漠和矮树丛组成的宽阔走廊两边向上爬行。路上偶尔会看到一块绿色，这是经灌溉而成的绿洲。深绿色的油罐车扬着烟尘从我们身边嗡嗡而过。这里最常见的车叫“Paykan”，是一种敦厚朴实的四门车。虽然这个型号英国早在30年前就停产了，但今天的伊朗依然在用。
一路上我们骑得很愉快，但伊朗国土面积是法国的三倍，所以这里村镇与村镇之间、从一个配给站到另一个配给站之间的距离常常显得遥不可及。路边摊上有各种各样的水果——葡萄、西瓜、苹果、西红柿、梨——偶尔能救救我们，但其他一些东西，比如牛奶、巧克力、蛋糕之类在土耳其司空见惯的东西就显得非常罕见了。
路上我们在一个村子里寻找面包、新鲜蔬菜和水果，不守规矩的小孩子在我们周围越聚越多。其中一个小孩一直在玩我的变速杆，我让他别乱碰，结果他的手一挪开，自行车就栽倒了。
“天哪，能不能别动我的东西？”我的耐心已经达到极限，终于发出一声怒吼。
“不用那么紧张！”一个大胡子警告我。
“谁紧张啦？”我怒目圆睁，然后立刻扶起自行车出发了。
夜幕降临，我缩进睡袋，今晚的露营地是一个僻静无人的小山沟。夜色越来越浓重，我想仰望星空，好好思考一下，但米罗显然着急地想打破沉默。
“你知道伊朗人差不多去任何一个国家都要办签证吗？”
“嗯。”
“你坐卡车到南斯拉夫时需要签证吗？”他丝毫没察觉到我在敷衍他。
“不记得。就算有，也是在边境上买的。”我还清楚记得当时那段经历，就像……唉，大概已经有12年了。
我们昨天碰上了一个只穿短裤的瑞士车手，米罗说，从明天开始，他也只穿短裤。我觉得这种做法很不明智，旅行时我尽量入乡随俗，一方面可以避免得罪人，另一方面也可以躲开不必要的关注。所以我在埃尔祖鲁姆一家店铺买了两件恐怖的直条长袖化纤衬衫——在热的地方穿极不舒服。不仅如此，我还开始留胡子了，这样不仅仅可以节省宝贵的水和痛苦的刮胡过程，还可以帮我冒充伊朗人——似乎没有一个伊朗人有时间或有兴致刮胡子。
“你见过有多少伊朗人穿短裤的，米罗？”我问。
他还是初衷不改。我觉得他纯粹是在自找麻烦，不过就像他说的，这是他自己的决定。我们几乎在每件事上都话不投机，谈话很快走进死胡同，最后只好结束交流。他毫无幽默感，又不懂得聆听，告诉他八百遍还是记不住我的名字。
“好像我遇到的英国人都很沉默。”他终于发现气氛有些不对劲了。
“真的？”我打了个呵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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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油价猛涨，伊朗暴富之后，在伊朗国王的统治下，这个国家的汽车数量激增，从1970年到1978年之间私家车的数量翻了两番。因为买汽油可以从政府那里领补助，伊朗成了世界上开车最便宜的地方。大布里士（Tabriz）的大街由低矮的砖头、水泥和灰泥块凌乱地砌成，热气腾腾，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喇叭声。这里的环岛是个谜，谁也闹不清楚到底该从那边绕。这里司机的驾驶技术都很恐怖，这种情况下交通事故还那么少，真的很让人惊叹。人行道上忙忙碌碌地走着没刮胡子的男人，他们穿着松松垮垮的长裤和棉质长袖衫或尼龙衬衫，脖子前面敞着扣——在这儿扎领带会被人耻笑；女人则披着一袭宽大的黑色长袍，看着就像修女。
旅行指南上说整个大布里士唯一能兑换旅行支票的地方是梅利银行分行。我一边走一边看地图，顶着车流在一个单行道上骑了一会儿之后，终于找到了这家银行。还有半个小时就要关门了，也许是因为职员都着急回家，换钱很迅速，一眨眼的功夫就完成了。
米罗就没有那么好运了。电子邮件比打电话便宜省事得多，但这老兄拒绝碰计算机，所以我们只好在恼人的酷热中，在混乱不堪的交通里噩梦一般地流窜了三个小时，希望能找地方买张电话卡。每次当我们汗流浃背地停下来问路时，总有一大群人围观，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但米罗——此时他已经如愿以偿地穿上了短裤——却如入无人之境，甚至很享受这种感觉。每次问路得到的回答都不一样，围观的人好像都不记得附近有卖电话卡的，最后我终于说服他放弃努力，干脆找个旅馆打个电话。
他的短裤终于发挥了作用，我们先后找了两家旅馆，老板都拒绝让他进入——在伊朗这个国家，米罗的做法就等于穿着三角裤在大庭广众招摇过市。对于伊朗人而言，他就是个无礼或滑稽的冒失鬼。但对于我来说，地缝才是最好的庇护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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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罗还在呼呼大睡，散落四处的大鹅卵石在清晨的阳光中投下长长的阴影。我必须得叫醒他了，我已经忍无可忍。我需要目标、动力和截止时间。为了好好利用清晨的凉爽，我甚至会用闹钟。我喜欢一切都有计划。对我而言，自由只是意味着我可以自己设定截止日期，而不用听从别人，但不是随心所欲，一切都得按照时间表运行，没有时间表我就感觉像没穿衣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