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那一年。之后，他又花了两年时间周游美国。打那之后，他在路上的时间越来越多，而在工作上的时间则越来越少，这一点让他那白手起家的工作狂父亲深恶痛绝。
他不花一分租金，住在父亲的公寓房里，偶尔在工厂里干点力气活，攒够了去国外下一程的费用就立刻罢手。他曾经骑车去北角（North Cape），开车经波兰去明斯克（Minsk）、莫斯科和彼得堡，然后又经波罗的海国家回到德国。此外，他还先后到东南亚、南美和加勒比海四处游历。要是某天碰巧不工作也不旅游，他就在帕滕森（Pattensen）的家里混日子：睡懒觉、吃东西、看足球杂志、玩电子游戏、看最喜欢看的足球赛。
“我可以一连好几天足不出户。”他拉长调子流利地说道，口音里很不和谐地混合了德国下萨克森（Lower Saxany）和美国中西部的元音声。“时间跑得飞快，可我从没有厌倦过。德国有400万失业人口，其中80％得了抑郁症，因为他们拼命想工作。既然如此，为什么不让他们去工作，放过我这样的懒鬼呢？”
幸运的是，他愿意留在科尔曼，等我的肠胃完全好了再说。设拉子人告诉我，从科尔曼到巴基斯坦边境的那段路很危险，曾经有游客在这个地区惨遭绑架，最近一次大约发生在一年前。而在我看来，只要我守规矩，被绑架的几率比起被车碾过的几率肯定要小得多。
不知道为什么，科斯洛尔似乎很喜欢我。他来到我的宾馆房间，躺到空床上。本来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在外面吃饭，可我的胃抽筋一样的疼，于是我们只好要了一杯茶，他嚼了几块饼干。他说我就像他的兄弟，他还坚信我们前世一定一起生活过。一天晚上，他给了我一串非常漂亮的手工制作的骨质玫瑰珠子。
他说自己也有烦心事，最近在装修房子，手头有点紧。
“你觉得哪样更重要，钱还是健康？”我问。
“当然是健康！”他满脸笑容，蜻蜓点水地在我的额头上留下一个吻。
虽然我很喜欢他，但当他终于起身离开的时候，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实在憋不住了，我只想再拜访一次卫生间，然后一梦不醒。
*
在科尔曼的第三天，我往胃里填了一大块肉和米饭、酸奶和色拉，它没有像往常一样“轰隆隆”地抗议——或许我真的恢复了。在这个城市休息了4天之后，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这个肮脏的屋子、臭气熏天的卫生间、蟑螂，还有我在伊斯法罕遇到的牛津大学高材生托比赠予我的那本《白鲸记》。我告诉罗夫，明天就可以启程了。然后我又从附近水果店买来了苹果、梨和葡萄，为我们接下来的旅行做储备。
我和罗夫约好中午12点在一家餐馆见面，但直到12点半，他还是没到，于是我要了一份午餐，慢悠悠地吃完了饭，但这个叛逆的德国佬还是连影儿都没见着，我开始有些担心，赶忙冲进他的酒店。宾馆前台告诉我说他不在房间，这么说他没病。该死的德国佬！真不靠谱儿！
科斯洛尔和罗夫不同，他准时出现在约会地点。我们搭乘出租车来到他的单层住宅，这是一个新建的郊区。装修工人还在努力地干活，他告诉我说，房子明天就改造完毕。他可爱的一家人还在打打闹闹。他还设法搞到了罗夫宾馆的电话，几秒钟后，电话打通了。
“老天！”他痛快地说道，“我被你传染了——昨晚我又吐又拉得稀里哗啦！”我告诉他，我打电话时，宾馆前台说他不在房间，他很是困惑。“我一天都没离开过房间半步。”他可怜巴巴地说。
“这么说明天无法启程？”
“绝对不行！星期日吧。”
科斯洛尔告诉自己的家人，似乎有一种险恶的力量在阻止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
清晨五点半，我睁开双眼，晨光透过玻璃天窗射进来，我看见一只体型硕大的蟑螂正在天花板上的缝隙里闲逛。在科尔曼，星期五是最休闲的一天，因为大多数商店和公司都关闭，于是我决定找家影院看电影。
结果我看到了我能想象的最刻板的动作电影，动作毫无想象力，对话和评论不痛不痒——看来不懂波斯语也不见得不好。走在通往罗夫宾馆的大街上，烈日炎炎，四周空空荡荡，虽然已近十月，但午后的阳光依然令人难以忍受。
房间的门半开着，一张床上靠着自行车，可见我并没走错门。罗夫懒懒地躺在另外一张床上。我叫了一声，他没动，过了几秒钟，他的潜意识似乎感到了外人的存在，于是一骨碌坐起来。
“嘿，老兄！”他虚弱地挤出一个笑容。
“你总是这么敞着门睡觉吗？”我问。
“啊，不是。偶尔吧。我猜昨晚是大意了。”
这个房间比我的大，也比我的便宜。天花板上吊着一个电扇，慢慢地搅动着温热的空气。
“你那地方真够烂的！”他说。
“我知道不怎么样，不过房间里有卫生间，我这几天离不开卫生间啊。而且那里的人也不错。”
他咧嘴笑了：“你是说他们不是彻头彻尾的王八蛋？我喜欢你的说法！”虽然已经有所好转，他依然很虚弱，不想吃任何东西。“这是我上路五个月来第五次生病了。”他抱怨道，“四次肠胃病，一次感冒。”
我也是四个月生了三次病，跟他半斤八两。虽然五个星期横跨欧洲足以让我信心倍增，但我的肠胃却没有准备好。上吐下泻的直接后果就是身体虚弱，我还算幸运，没有倒在荒郊野外，还能找一个舒舒服服的地方恢复身体。
罗夫相信，这是因为蹬车把我们的体力消耗到了一定程度，我们身体里已没有足够的能量可以抵御细菌和疾病了。而我则认为，西方人在这里之所以容易得病，是因为我们的身体还没来得及建立更强的免疫能力，抵御这里肆虐的病菌。
虽然赫尔曼·麦尔维尔讲起故事来确实漫不经心，我还是啃完了半本《白鲸记》。我发现，这本书的厚度正适合拍死蟑螂。至于内容嘛，老实说，闷极了。这部沉闷冗长的史诗让我想起了《失乐园》（在学校时这组文学作品差点儿没让我得忧郁症）。这会儿我需要更轻松有趣的东西，于是我夹着罗夫给我的《怪探德克》回到旅馆里，在沉闷的房间里打发了一个下午。
时间过得飞快，有一段时间，我甚至忘记了蟑螂大军和隔壁传来的臭味。当我的小肠完全从最近的瘫痪中恢复之后，房里的卫生间自然就显得不是那么诱人了。
第二天早上夫经过反复思量，罗夫宣布自己已经可以挪到附近的快餐厅去喝一瓶Zam…Zam 汽水了。他脱下短裤，换上宽松的长裤——他的短裤看起来好像被一群狗撕过，或是刚挨了一通枪火。
“这是我最好的裤子了。”他得意洋洋地说，“你真该看看别的！我所有的内裤都有洞。”
“我前任女友一看见我裤子或袜子上有洞，就会马上扔掉。”
“所以她成了你前女友了——连个洞都懒得补，这种女人不能要！”
我开始怀疑这老兄是不是天生有厌恶女人症。我们来到我前几天险些在这里呕吐的餐厅。孩子们一边傻笑着“哈喽”，一边冲我们丢石子。
“要不是你蠢得要命，我就不会那么闷了。”他没好气儿地说，“自从到了这个国家，我就一直在和世界上最愚蠢的人打交道。”
在这里的耽搁让我们都觉得烦闷。每当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感觉无法继续向前时，我就常常会感觉陷于低谷。这种沮丧烦闷的情绪我在希腊某个度假村也曾经历过，当时我为了换新轮胎而苦苦等了一个星期。
罗夫对土耳其没有丝毫好感，因为他曾经在那儿险些遭到绑架。两天前，一个拿着步话机的警察来到了宾馆接待处，刚好碰上他穿着短裤在四处转悠，于是警告他要注意着装。
“你能相信吗？”他义愤填膺地叫道，“这简直就是个大型幼儿园！”他想尽快骑车到拉合尔（Lahore），然后从那里坐飞机直接去澳大利亚。
在雅座里吃完冰淇淋后，他突然宣布，需要立刻躺下。于是我只好离开。
黄昏时分，我看完了《怪探德克》。现在能看的只有《白鲸记》了（到了第243页，还没进入正题）。在马路对面吃了晚餐，又是鸡肉米饭。这是个周六的夜晚，我带着对前方旅程的遐想进入了梦乡。
*
周日早上，我用《白鲸记》又拍死了两只健硕的蟑螂，前台那位慈眉善目的老男人打开一本亮晃晃的体育杂志，把一张印着迈克尔·欧文大幅彩照的折页指给我看。我又支付了两个晚上的房钱，告诉老男人，我得等阿萨第宾馆的朋友完全康复后才能离开。
“阿萨第宾馆？”他惊叫起来，像是在面包里看到被咬掉一半的蟑螂。“很脏！很糟！”
罗夫还是老样子躺着，无精打采地拿着一本书翻来翻去，这已经是第五遍了。他觉得怎么也得等到星期二。
中午，我们在咖啡店吃了一碗羊肉、豆角和土豆炖成的浓汤，外加面包，然后在一间充满情调的地下小茶馆里喝了茶。
“我开始讨厌这帮白痴了。”罗夫恨恨地盯着大街说道。
“如果再待下去的话，你都可以加入伊朗国籍了。”
“这主意不错！我会建议政府，必须销售和消费酒，男人必须天天穿短裤。”
“冬天也是？”
“尤其是在冬天。”
“从5岁到15岁的孩子开始强制执行。”
他兴奋地点着头：“要在每面墙上都贴上贝肯·鲍尔的画像，还要让德国足球队上电视。”
我们穿过集市，到处是香料、石榴、葡萄、蜜瓜、鸡肉、牛肉、坚果、豆子、西红柿、肥皂、洗发水、牙膏、润肤露、手表、首饰、皮带、钱包、T恤、长裤、缝纫机、刀叉、成套的餐具、水壶、茶壶、地毯、衣服、音像制品，还有高保真的音响。
穿越马路是件极其危险的事，还没走到对面我们最喜欢的冰淇淋店，我们便已经历了三次生死劫——伊朗司机都是些“杀人狂”，一看见你从路边迈步，就加速冲过来。
“我已经在这个国家待了六个星期零一天了……”罗夫绝望地说道，我们正坐在桌子边，埋头吃着冰淇淋。
第七章 品味当下
10月3日，星期二，清晨。
我们试着从阿萨弟宾馆出发，沿着伊曼霍梅尼街直走，在环道上左拐，上了沙哈布街。在郊区一家加油站给我的炉子加满油之后，我们便开始奔向沙漠。
或许是因为在科尔曼被困太久了，沿途风光散发出前所未有的魅力，我感觉好极了。前方崎岖不平的高山、若隐若现的黄褐色和远处高耸入云的灰色，从尘土飞扬的沙漠表面浮出，在清晨透亮的阳光中呈现出对比分明的光影变换。眼前这一切，仿佛变成了世界上最美丽的风景画。
在伊朗东南部西斯坦…俾路支省（Sistan va Baluchist），劫匪并不是唯一潜在的威胁；在设拉子的时候，《伊朗新闻》上就有一篇关于西斯坦的报导吸引了我——“野猪制造大恐慌”。由于旱情熬人，当地的野猪被逼得饥渴难耐，疯狂地冲到镇上，不顾一切地找水喝，恐怖情绪在居民中迅速蔓延。因此，我们不仅得保护好钱袋，还得捍卫好我们的水壶。
“唱首歌吧？”罗夫大喊道。
“你点吧。”
“英国国歌怎么样？”
“好吧，你起调。”
“我不知道歌词呀。”
“那好，我唱，你跟着哼哼。”
我们引吭高歌“上帝拯救我们的女王”，然后我建议，本着平等的精神，我们也应该唱首德国国歌。
“这歌词我也忘了……”
于是，我们一路哼着德国国歌向前进发。我们都是欧洲好公民，所以还得唱唱《马赛曲》（Marseillaise）。但不大一会儿开始爬坡，我们也就不得不开始节省气力了。爬到山顶，我们在路边的停车带上稍作休息，两位友好的货车司机和我们分享了他们的好茶。接着我们来到一处检查站，之后便是畅快淋漓的大俯冲。浅灰色的天穹下，高山与沙漠毫无遮拦地舒展在我们眼前。我仿佛成了《指环王》中的甘道夫（Gandalf），骑着那匹天下无双的骏马在仙界奔腾。
来到山脚，我们停在路边咖啡店里稍作休息，吃东西提提神，一个男人问罗夫是不是日本人。
罗夫肤色偏黄，6英尺高，穿12号的运动鞋，身上还若隐若现地粘着一点儿干燥的斑点——在科尔曼拉稀时留下的。
“大多数人都以为我是日本人或牙买加人。”他不动声色地回应道。
等我们再次跳上自行车时，天已经暗了下来，突然刮起了逆风。大颗大颗的雨滴越来越密集，很快变成一场倾盆大雨，我们不得不穿上防水服。大雨过后，青灰色天空中架起一道美丽的彩虹。
我喜欢在开阔地带睡觉，而罗夫却对诸如荒弃建筑物或者马路暗沟之类的地方情有独钟。虽然我曾发誓，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在马路暗沟里睡觉，但这回我却找了一个混凝土地堡铺开睡袋。这个封闭的空间很宽敞，风雨都被挡在外面，不仅如此，它还出奇地寂静，混凝土层和沥青层隔断了头顶汽车偶然路过的声音。
我架起炉灶，罗夫令人毛骨悚然的男中音在水泥墙和天花板上回荡：“深夜中的陌生人！两名孤独者……”远方的车前灯偶尔鬼鬼祟祟地从沙漠上掠过，鬼火一样。是走私犯？穷凶极恶的不法分子很可能把这些地方当成上好的藏身之地。或者是巡警？不管怎样，当他们走向另一个方向并消失在夜空时，我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
来到巴姆（Bam）之后，我们遇到了两个46岁的单身汉，一个是奥地利人阿洛伊斯，一个是瑞士人厄尔斯。他们各自从不同的地方出发，在土耳其大会师。厄尔斯的目标是骑车穿越印度和东南亚，再到新西兰，他几乎从不开口，想要了解他的故事真是难上加难，但阿洛伊斯的经历却使我们几个成了小儿科。
这位非同寻常的人物15岁就开始独自旅行，陆陆续续去过150多个国家。他曾经骑车环游南美，还曾和哥伦比亚全副武装的强盗奋战了一百多天。40岁时，他以2小时27分的成绩跑完了维也纳马拉松全程。他还是位卓有成就的登山运动员，曾经从开伯尔山口一路走到大吉岭，还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