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得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我能做什么呢。
唐晶说：“首先，我要替你伪造一份履历表，没有人会聘用一个坐在客厅中的太太。第二，请你记住，只要肯学肯做，你总挨得下去，打工并不需要天才。”
我只觉背后凉飕飕的，说不出彷徨。
唐晶微笑说：“谁生就的劳碌命？这世界像一个大马戏班子，班主名叫‘生活’，拿着皮鞭站在咱们背后使劲地抽打，逼咱们跳火圈、上刀山，你敢不去吗？皮鞭子响了，狠着劲咬紧牙关，也就上了。”
我默默听着。这话虽然滑稽，但血泪交替。
唐晶伸出手，“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行列。”
我忽然开口：“唐晶，就仿佛数天之前，我与你一起午饭，那时候我心中才跟自己说，高薪？一万块一个月又如何？叫我天天早上七点挤到中环，就算拣了钱就可以马上走，我也懒得起床。你说，唐晶，这是不是折堕？”说罢我竟然忍不住，仰面哈哈地笑起来。
轮到唐晶不出声。
我解嘲地说：“唐晶，子群说得对，没有一生一世的事，我的福气满了。”
找工作这一关最难过，我不能事事靠唐晶。摊开南华早报聘请栏，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薪水这么低，堂堂大学生才三千多底薪，虽然说机会好有前景，升得快，但从底层到升职，简直是一篇血泪史，我还没开始，心底已经慌了。
第7章
我的职业有了着落。
叫我去见工，我狂喜。
唐晶赶紧为我做了一封证件，签名人是她：“在雇用期间（六年），持信人工作尽力，信用可嘉……”
她成了我的老板。
我愕然。为我说谎，唐晶太可爱。（我们只爱肯为我们牺牲的人。想要我们牺牲的，我们恨他。）
“穿像样的套装上班，”唐晶说，“第一印象很重要。”
“我有，我有华论天奴的套装”我抢着说。
“疯了，”她说，“穿一万元的洋装去做份月薪四千五的工。”
“什么？四千五？”我的高兴一扫而空。
“你想多少？”
“你的月薪多少？”我反问。
“他妈的，你跟我比？”唐晶撑着腰骂将过来，“你是谁我是谁？我在外头苦干十五年，你在家享福十五年，现在你想与我平身？有四千五再很好了，是我出尽百宝替你争取回来的。”她冷笑连连，“你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帮的，老土得要死。”
我怔怔看住唐晶。
“你会做什么？十多年前的一张老文凭，当厕纸都没人要，若非凭我的关系，这样的工作还找不到，你做梦呢，以后要我帮的地方还不知有多少，先抖起来了？”
我热泪滚滚而下，“唐晶，你这张嘴！”
“骂醒你，早该有人骂醒你，太嚣张。”
我坐下来，“好好，我去做，我去做。”
“我早该知道，你做那么两三个星期。又该休息了，早上七点你起得了床？”
“你何必逼人太甚，唐晶。大凡你能做的，我也会做，”我愤慨地拍案而起，“又不需要天才，你只不过早人行几年，不必气焰太甚。”
唐晶说：“好，这话是你自己说的。”
我喃喃道：“四月一日上工，愚人节。”
“我经过时装店，替你取了那两条裤子。”唐晶忽然说：“我决定拿来穿，你省一点吧。”
“何必这么体贴？”我辛酸地说道。
“我应该怎么办？”唐晶技摊手，“鬼叫我七岁那年认识你——上海妹不会说粤语，没人肯同你做朋友，打那个时候我便教你‘士担’便是邮票，‘白鞋’是运动胶鞋，我们一起跳橡筋、捉迷藏、到后山去找酸味草，你忘记了？”
我怔怔地用手托住头。真的，我们还游荔园，逛工展会，买前座缥看卡通片。
后来进中学，我俩双双到瑞兴公司买迷你群，法国皮鞋，做梦也希望能赴日本一游，电影明星迷亚论狄龙。
我与唐晶并没有念贵族学校，我们两家的家境非常普通，众孩子挤在一堆，不外是有口饭吃，是以我后来嫁史涓生，不少女同学都表示诧异。到底是西医呢，真高攀他。
我们像姐妹般拉扯大。那时子群比我小一截，拖着鼻涕的小孩，我不屑与她交谈，感情反而很差。
考上大学，开心得我俩晕得一阵阵，这个时侯，唐晶开始沉殿下来，而我认识涓生，无心向学。
“——在想什么？”
我柔声说：“唐晶，这些年来，你也吃足苦头吧。”
“柬埔寨还有活人呢，我锦衣美食，岂肯言苦？”
一直还那么滑稽，真了不起。
我终于开始那职业妇女生活。
安排妥当，星期一、三、五一定回去看平儿，周末等他们来探访我。
四月一日，我居然能够准时起床，因为一夜失眠，百感交集。
搭船过海去上班，渡轮上男女大部分皆睡眼惺松，面孔苍白，都低头阅报，也有化妆鲜明的女人，紫色的胭脂在清晨的光线中尤其悲怆，打扮好了应出席大宴会大场合，不应挤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再鲜艳的花也糟踏了。
也有当众抓痒、挖鼻孔、擤鼻涕、剪指甲的人，我低下头，不敢看下去。
嫁史涓生太久，与现实脱节，根本没有机会与社会上其他人接触，如今走出来，成为他们一分子，我倒可以习惯，只不知过他们会不会接受我。
我的老板叫布朗先生，英国人。伊的英语带着乡下口音，他块头大，而且近四十岁，已开始发胖，一套三件头深蓝色西装紧紧绷在身上，大概是七八年前缝的，已经少了三个号码，但他仍依希望可以再穿三年，背心包着胃，裤腰包着肚腩，袖子已磨得起镜面。
我进他房报到的时候他正在除外套。转过身来欢迎我，伸手与我握的时候，我注意到他衬衫腋下一块黄色的汗渍，不知有多少天没洗了。
我忽然想到涓生的朗凡凯丝咪西装与乳白威也拉衬衫。
我从没见过这么寒酸的男人，一刹那呆怔怔的。
他为我介绍同事完毕，交给我一篇中文，指一指角落的一张小写字台，叫我过去坐着翻译。
一个后生模样的孩子把纸与笔放在我桌上。
其他的同本低着头默默地抄写、工作，也没与我说话。
我坐下来。
生命中仿佛失去十三年，我在做二十一岁时放下的工作。
我努力逼退心中的凄酸。
午饭时分大家凑钱买饭盒，我也付出一份。有同事递一只纸杯子给我，我倒了茶，喝一口，觉得只有茶的颜色，没有茶的味道，一阵涩味，这叫做茶？我默不作声。
一个胖胖的男同事自我介绍，“我叫陈总达。”
“叫我子君。”我与他握手。
陈总达似乎格外的和蔼可亲，“欢迎加入我们部门，慢慢你就惯了。”
一个女孩子说：“陈先生又不是我们的行列，他是电脑部主管。
布朗也是主管，那么陈也是老板级，上司还这么寒酸，咱们这些伙计更加无地位可言。
饭盒子送来，大家围在一起吃。
我略略吃几口，想到家中阿萍煮的三菜一场，老被我嫌——“阿萍，又是鸡汤？弟弟不爱喝鸡汤。”“阿萍，先生最恨药芹，你跟官不知官姓啥！”
想到自己的嚣张，我忍不住微笑。
同事看样子都很斯文，当然，一两日间难以清楚底蕴。
工作乏味而繁忙，一星期后我略有眉目。布朗叫人做事如舞女做旗袍，非改不可，他自己挥舞红笔，将下属大作改得面目全非，等于重新写过，但是他自己又不肯动笔，如果由他一手写就，未免太寂寞，改人文章，自己存着一股威风。
可怜的小男人。
每天下班，我如打完仗一般，出生入死，各色人等都要放软声音服侍，实是很劳累的一件事。
露丝职位虽比我更低。气焰比我高张，一把尖喉咙，因是熟手，趁着告诉我女厕在什么地方，后生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呱掭瓜掭，唯恐天下不知新同事的无能。
我因为过度震惊，故此目无反应，任人鱼肉，凡是谁不高兴的琐碎工夫，都住我头上推。
我无所谓，我还争什么呢？要争我不会跟辜玲玲争？
那个胖胖的陈总达特别和蔼，看出我是生手，事事指点我。
光是翻译也很噜苏，许多专门名词要到各部门查询，一等便一个上午，下午通常出去开会，做跟班查货看货，有时六点也走不掉。
下班仍可去看平儿与安儿。
安儿为出国的事忙，我讶异，才十二岁多一点的女孩子，一切井井有条。
涓生陪安儿去加拿大领事馆办妥手续，在温哥华选中了一个寄宿中学。
安儿告诉我：“波姬小丝走红的时候，也不过只有十二岁。”
但是我们家有一只旧闹钟已经十五年了，是我念初中时用的，十二岁的小女孩怎么可以独立呢？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为了送安儿到飞机场，我告一个上午的假。
安儿没有带太多的行李，她说父亲给她许多现款，她不愁没有衣服穿。
她太懂事，我反而觉得凄凉，鼻子又酸又涩，声音浊在喉咙中。
如果她已经十七八岁，我会心安理得，到底还小．我终于用手帕掩上面孔。
安儿答应暑假回来看我。
涓生在飞机场见到我，迟疑一下，走向前来与我说话。
“如何？生活还习惯吗？”他问道。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回答，想了很久，我中肯地说：“刚开始，还不知道。”
“听说你找到一份工作？”
“是的。”
“记住，别人做得来的事，你也做得来。”
我说：“唐晶也这么说。”
他仿佛尚有活要说，我却转身离开，他也没有叫住我。
回到公司，同事们已吃过午饭，我吃一个苹果充饥。
陈总达走过来说：“当心胃痛。”
我抬起头，牵一幸嘴角，算是打招呼，不言语。
“咦，你哭过了？”他毫不忌讳地表示关心。
我还是不出声。
他把脸趋近来，陈总达并不是美男子，我连忙退开一步，还是与男同事维持一点距离的好。
事实上他的外型很可笑，有点头大身小，一张脸上布着幼时长青春痘时留下的斑痕，架一副老式玳瑁边的眼镜。
陈总达外型非常老实，也非常勤力，自中学毕业，近二十年间便在这所大机构里做，升得不比人快，但总算顺利，所以他也有一股自信。
他对我的关心我不是不感激，但是我不认为他可以帮我。
“哭了？”陈总达锲而不舍地追究下去。
我奇怪，平日他也是一个很懂得礼貌的人，不应问这么多的问题。
我只点点头。
“不要为泼泻的牛奶而哭。”他说。
忽然之间运用一句似是而非的成语，我只好笑了。
他说：“不好的男人因他去，你自己坚强起来才是正经事。”
我怔住，随即吃惊。我看错陈总达了，老实的表皮下原来是一个精密的、喜欢刺听旁人秘密的汉子。我来这里才一个月，他怎么知道我的事？从刚才的两句话听来，他对我的过去仿佛再详尽没有。
我有点失措，随即继续保持沉默。
说话太多是我的毛病，总得把这个吃亏的缺点改过来才是。
他肥脸上充满诚意，轻轻说：“离婚在这年头也是很普通前事，不必挂在心头。”
我非常好奇，想问：“你到底还知道多少？”
送别安儿的悲怆一下子减半。
“你不要误会，同事之间应该互相关怀。你的家事一下子就传开了，大机构里传言与谣言最多，每个工作人员的嘴巴都喳喳喳不停，”他微笑，“但我分得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
“是吗？”我温和地敷衍他，“好本事。”
那个下午布朗先生把我写的报告全数扔出来，评语是：“不合格式”，我莫名其妙，正在这个时候，薪水单发出来了，找看一看纸上打的数目：四三二零，不知怎地，手发起抖来。
这不是血汗钱是什么？这跟祥子拉洋车所得来的报酬有什么分别？我万念俱灰，不禁伏在办公桌上。
同事见我如此难过，也不问什么情由，只装看不见，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毕现，今天总算叫我看到，也不没有什么伤心，路是一定要走下去的，悲愁又有什么用？”
我把报告的格式先往看一次，然后依足了条文，原封不动地抄了给布郎。
女秘书提醒我，“他不喜欢人告假，这次是给你下马威，你要当心。”这样的警告已算难能可贵。
我默然。
从一个西医的夫人贬为小职员，不是人人有这样的机会，我神经质地笑。。
下班时分，陈总达跟我说，“要不要去喝一杯东西？松弛一下神经？”
我也闻说过，放工后可以到一些酒吧去享受一下所谓“欢乐时光”。那时的酒特别便宜，气氛特别好，是打工仔的好去处。不知怎地，我有种乐得去见识见识的感觉，于是点点头。
陈总达有种形容不出的欢喜，他对我很好，我看得出来，希望他不是时下那种急色儿，他是那种循规蹈矩的小人物，闲时略为东家长西家短是有的，真要他做些什么惊天动地的事，除非喂他吃豹子胆。
对这样的中性人物，我是放心的——我又什么不放心？我已是两子之母，离婚妇人。
人们对我怎么想呢？
我唯一知道的混合酒是“蚱蜢”，那时涓生喜其颜色悦目，时常调来吃。
陈总达的开场白很奇特，他说：“发了薪水了。”
我居然很有共鸣，“是，发了薪水。”
“你自己一个人花吧？”他试探问。
“是。”我点点头。
“这就是做女人的好处。”他说。我呷一口酒，洗耳恭听他的下文。
“我那份薪水一家开销呢。”他感叹。
“呵，多少个孩子？太太没有做事？”
“两个孩子，一男一女，正在念小学，太太即使出去做，也不过赚千儿几百，干脆在家充老妈子算了。”
我点点头，“现在一万元的月薪也不是那么好花的了。”
他像是遇到知己，“可不是，你以前的先生是干哪一行的？”
我很辛酸，答道：“做些小生意。”
他狐疑，“他们说是西医。”
明知故问，我也变得会耍花招了，我问，“你信他们还是信我？”
“可是传得好厉害呵，说跟女明星辜玲玲走的，便是你的前夫。”
我的酒意涌上来．便说，“辜玲玲？没听说过。”
这时候有人在我背后拍一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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