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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不等等他们，难道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掉队，将他们丢给叛军和土人吗？”
“我有什么办法，大帅军令，谁敢违抗，大帅不让停，我们就只能接着往前走，别忘了我只是个小小的伍长，至于那将军和那些左屯卫军的兄弟，只能自求多福了！”
将士们的议论，甚至有些冷言冷语的嘲讽，杜睿也能听到一些，但是却也不说话，只装成什么都没听见一样，还是纵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冯照虽然知道杜睿的大计划，可是看将士们不满的情绪越来越重，也不禁暗暗担心起来，小声道：“老爷！还是尽快想个法子吧！再这么下去，小人担心将士们会哗变！”
哗变！
杜睿闻言随即就是一笑，要说将士们发发牢骚，这个不可避免，毕竟此番迁延日久，结果连敌军的影子都没看见，将士们要是没有怨言，那才叫奇怪了，可是要说哗变，杜睿却有这个自信，绝对不可能。
对唐军将士的纪律性，杜睿还是有信心的，因为当初杜睿练军之时，在给军士们注入亮剑精神的铁血思想之前，首先灌输的就是纪律性。
可以说，大唐将士绝对是这个世界上，最受规矩的士兵，哗变那种事情绝对不会出现在他们的身上。
“冯教师只管放心，定然不会发生那等事！”
冯照又道：“纵然将士们不会哗变，可是这样下去，将士多生怨言，只怕对军心士气也是不利！”
这个倒是极有可能，可是现在杜睿为了彻底铲除天草四郎在澳洲道暗中发展起来的势力，却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杜睿现在都有些后悔，当初征服了倭国之后，就应该将那些倭人斩尽杀绝的，弄得到了现在，还给他添麻烦。
杜睿前世就是个标准的愤青，一生最大的理想就是炸平了日本四岛，让那个流氓国家彻底消失，只可惜在杜睿的前世，社会上的主流声音，却是见了鬼的中日友好，让杜睿不禁大为遗憾，不过现在好了，杜睿到了这个年代，这个杀人都不怎么算犯法的年代，他的梦想也总算是有了着落。
杜睿痛恨日本，这是毋庸置疑的，纵观中日交往的数千年历史，中国对待日本可以称得上是仁至义尽，但是日本是怎么回报中国的呢，他们用华夏文明，使得自己的国家走出了蒙昧，走出了黑暗，但是当中国衰弱的时候，这个曾经的学生立刻就露出了锋利的爪牙，在中国的躯体之上，拼命的撕咬。
这也是为什么杜睿如此痛恨日本，非要除之而后快的原因，人与人交往当中，时有看错对方的情形，或把恶人误以为本心良善，或将好人疑心成貌忠实奸。要说错误最严重的，莫过于热恋中的情侣，情浓之下，明知是对方的缺点恶习，竟也视而不见，甚至还觉得别具魅力。这种阴差阳错的彼此观感，国家民族之间亦然。看看中日两国交往关系史，就会发现华夏民族被日本这个流氓国家蒙蔽，已经有千余年的历史。
中国看日本，是从大处和表面着眼。首先看到东瀛是海外岛国，蕞尔小邦，其次看到的是日本学习了不少中国文化，受华夏的恩泽日久。这两大印象，可以说在中国人心中已成无意识之传统，同时，根深蒂固的轻视心态也导致中国人总是无法真正理解日本，更难以秉持对日交往中的平和心态。
中国历史典籍极为丰富，但是对于和交流了千余年的邻国日本，记述详尽而准确的实在凤毛麟角，相反，浮光掠影的皮相和道听途说的传闻倒是太多。
两国交往之肇始是公元前108年，倭人部落到汉的乐浪郡献贡。而公元240年，魏国使团首次赴日“访倭王”。魏国与日本建立交往的动机之一，据说是为了牵制吴国，因其误认为日本的地理位置“当在会稽、东冶之东”。
在早期的航海能力限制下，对日本的情况有所误识是自然的。到了南朝的刘宋时期，初步完成政治统一的日本第一次提出了请求领百济、新罗的大将军称号，这是日本对朝鲜半岛表露野心的肇始。刘宋对此的回应是拒绝，但显然并无了解日本形势变化的兴趣。
《梁书》中称：“东夷之国，朝鲜为大。”
这表明在中国的册封体系中，日本的重要性不如朝鲜，而其试图染指朝鲜半岛的企图是不被允许的。此后的几百年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基本上属于停滞状态，史籍中虽保留了《倭人传》的条目，内容却不脱《魏志。倭人传》巢窠。
中日双方的交往，在隋唐时期达到了第一个高。潮，日本派出十八次遣唐使，大唐使臣亦八次渡日。
在这个交往的时期，日本从未向大唐皇帝请求过封号，这无疑就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信号，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日本已经不再认为自己是大唐的属国了。
但是，历史上大唐皇帝，无论是太宗，高宗，或者是后来的玄宗皇帝在对日关系上的表现非常令人奇怪。
白江口之役是中日第一次交兵，唐军大败日军。经过此战，日本对朝鲜半岛的窥觑野心，和不甘心纳入中国主导的册封体制的桀骜都已显露无遗，可大唐却并未深入追究。无论是《旧唐网》，对白江口之役均只字不提，只在指挥该役的刘仁轨传内寥寥述及。相反，唐廷还给予交过手的“抗敌之国”的日本使团以很高的尊重。
公元753年，日本与新罗来使在唐廷发生争长事件，因日方不满地位低于新罗使臣。尽管此事件的真实状况有所争议，但日本使臣在仪式上的排序的确位列诸多外国之前。唐玄宗曾称日本为“君子国”，日本在唐人的记述中“人民丰乐，礼义敦行”，其采用“汉制”也多受褒扬。事实上，日本此时已经大体确立了“日本中心论”的翻版“夷夏”观念，在内部文书中，甚至有把“唐国”称为“夷狄”的律令，并以朝鲜为“近藩”，唐为“远藩”。可以想象，这种态度的真相若是被唐廷知悉，必定会勃然大怒。然而，唐廷似乎对此浑然未觉，非但不计前嫌，还一任日本遣唐使自由来去，汲取中土的文化精华壮大自身。
大唐的“宽大”缘由何在？是“天可汗”的虚荣心过剩，导致只求日本来使，营造“四夷宾服”的假象自满呢？还是单纯的马虎粗疏，无暇也无意去了解日本的实际情况？
杜睿觉得两者成分皆有，而不管哪一种，其根本原因都在于大唐对日本的漠视。
大唐曾数度派遣使臣赴日，但这些使臣们看来并未打探到有关日本的真相。在日方史料中，竟然还有唐使离日前向天皇辞别说“臣等多幸，得谒天阙”的有辱国格的记载。
虽然杜睿前世在研读史料的时候，可以怀疑这些描述可能是日方的吹嘘，但大唐使臣没有识破、揭露日本的亡华梦想却是肯定的。
这些使臣为何在回国后隐瞒了所见所闻，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把出使海路遥远的日本当做一个不怎么重要、纯属走形式的差事，所以宁可“入乡随俗”，二是日本方面也采取了一些迷惑性的手段，避免把局面弄僵，直接对唐构成公开挑战。
还有就是中日两国往来的外交文书，提出日本在文书中利用日语的音读训读区别，玩起了文字游戏，有效地做到了不失自尊的保持与大唐的对等，甚至高等地位。
如“网训读法写做“须明乐美御德”，掩盖了“天皇”的真实含义。在直书“日出处天子”容易惹麻烦的形势下，是一个称得上狡猾的主意。他们以中国人的心态出发，只满足于维护形式上的虚荣心，却不知日本的真实信息因误读而被忽视歪曲。
当然交往多了，马脚难免会泄露出来。《旧唐书》就记日本来使“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可是，大唐上下都没有把这个“属国”放在心上。这是中国人的日本观的一个异常不智的开始。事实上，中国人的大意是过于明显了，就在这部完成于五代的《旧唐书》中，居然出现了《倭国传》和《日本传》并列的荒唐现象。两篇文章的篇幅合起来不过数百字，对于倭国与日本究竟是什么关系也描述不清。
后来宇多天皇诏令废止遣唐使，大唐亦久困于内乱外患，中日关系再次进入沉寂阶段。此后，宋代的两国没什么官方正式交往，民间贸易虽比以往有所发展，但单纯追求利润的沿海商贾并不能根本改善中国对日本不甚了了的基本状况。
事实上中国有很多次灭亡日本的机会，只可惜都白白的错过了，有的是因为意外，有的则是因为自大。
比如蒙古帝国，元朝的兴起改变了东亚的政治格局，日本也成为他们的征服目标，可元军两次渡海进攻相继受挫。若是对日本的自然环境、地理特点、国内戒备等情报有更多的认识，元军当不至于一败再败。当然，南宋和高丽的降军、仆从军战意低下，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后来进入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彻底打击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力量的残余，实现一个农业帝国理想中的“长治久安”，很快推出了海禁政策。同时，朱元璋以驱逐胡虏，匡扶华夏自居，也决心重建以中国为轴心的“华夷”国际秩序。这两点，堪称对明代中日关系有决定性影响的基石。
和过去一样，朱元璋为首的明廷在关于日本的知识方面，几乎没有多大进展。朱元璋很草率地把日本列入了“不征之国”的第二位，而非需要谨慎戒备的潜在对手。尤其费解的是，因为日本涉嫌卷入胡惟庸谋反案，朱元璋“怒日本特甚”，而且在《祖训》中亦指出日本“虽朝实诈”，但他并未有任何伐罪施威的意思，只是“决意绝之”，即断绝与日本的往来。
诏书称：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古人有言，地广非久安之计，民劳乃易乱之源。如隋炀帝妄兴师旅，征讨琉球，杀害夷人，焚其宫室，俘虏男女数千人。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徒慕虚名，自弊中土，载诸史册为后世讥。朕以诸蛮夷小国，阻山越海，僻在一隅，彼不为中国患者，朕决不伐之。惟西北胡戎，世为中国患，不可不谨备之耳。
诏书表明，朱元璋无疑不具备海权意识，对外向扩张的帝国政策持否定态度，其战略思想是防御性的“谨备”为主，而重点在西北内陆。基于这种立场，即使对已经祸乱沿海的倭寇，他的对策也仅仅是“专以防海为务”。
洪武朝的中日关系断绝二十余年后，在明成祖时期实现恢复。巧合的是，在热衷于展示海上力量的永乐帝执政期间，日本的南北朝局面出现变化，喜慕中国文化的足利义满将军当政，对明帝国怀有罕见的恭敬，主动称臣纳贡。他还应成祖要求消灭本国的海盗，其使臣将献给明帝国的二十名海盗头目悉数蒸杀于宁波。
不过，足利义满的“亲华”是个人性的特例，为期也非常短暂，他在永乐六年去世后，其子足利义持政权在永乐六年便停止了朝贡。而对于此际日本政局的变幻，从南北朝到室町幕府再到后来的战国争雄，明帝国可谓一无所知。
宣德七年，足利义教恢复朝贡，但日本使团访华引起的麻烦不断，成为明朝外国来使中最特殊的现象，而明朝的对应，竟然尤甚于大唐，其无原则的莫名其妙的宽疏纵容，甚至迹近怯懦。
明朝对日本贡使的人数、货物数量以及不得携带武器等均有规定，但日方多不遵守。景泰四年，日本使团在临清抢。劫，殴伤地方官员，景泰帝却以“失远人心”为由放过了他们。
成化四年，日本使团成员在北京杀人，成化帝仍拒绝了官员的逮捕凶手要求，只勒令日方赔偿白银十两，以显示天朝上国的宽宏大量。
弘治九年，日本使团成员又在济宁持刀杀人，明朝的处理办法是将其上京人数削减到五十人。
在此期间，日本使团还经常以漫天要价、以次充好等伎俩试图占尽明朝的便宜，有时还以“失我国主之心”公开勒索、恫吓。
就性质而言，这一时期的日本使团入贡动机完全是为了牟取暴利，而且不同的藩都力图涉足，终于导致了宁波争贡的恶性。事件的发生。
嘉靖二年，宁波争贡事件之后，给事中张翀上疏称日本“窥伺中土，得间则张其戎器，以劫杀为事；不得间则陈其方物，以朝贡为辞。劫杀则利民财，朝贡则利国赐，兼有得不得，而利无不在，此倭奴之大情也。”
应该说，张翀这里所说的正是日本所谓“朝贡”的真实面貌，并且也指出了日本自隋唐以来始终秉持的对华政策基本特点，那就是“不以实对”兼“叛服不常”，特点背后的原则则是利用中方的弱点尽各种手段攫取利益。遗憾的是，张翀尽管看破了日本的假面，他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不过是“绝约闭关，永断其朝贡之途”。
像张翀这样的官员应算作明眼人，可无疑人寥声微。明朝对日本的形势仍旧没有求知的兴趣，但张翀所说的日本“窥伺中土”野心很快变成了现实。
万历援朝战争是中日再一次交手，而明廷对日本的无知完全曝光了。兵部尚书石星不知两国的既往关系，也不清楚“关白”为何物，竟然幻想日本兴师侵略是为了获得中国册封。最贻笑天下的是，石星起用吹牛曾游历日本，认识丰臣秀吉的江湖骗子沈惟敬，结果此人“支吾中国，奉承日本”，闹出了自购珍玩假冒丰臣秀吉致明廷国礼的丑剧。堂堂大明帝国，以口若悬河的骗子从事外交折冲，堪称奇耻。
万历年间，明帝国实力已衰，“三大征”虽然都艰难获胜，但消耗国力糜巨。在挫败日军侵朝之后，明朝认为日本“图逞之志未尝一日忘”，“与其过而信之，不如过而防之”。然而，明朝没有穷追猛打，犁庭扫穴的雄心，一方面是援朝战争“费饷六七百万”，负担沉重，另一方面，最主要的是这种进攻性战略根本不符中华帝国的性格。明帝国此际对日本的态度不过是通过使者带话：“传与家康，务要专心学好，不可阳与朝鲜讲和，阴怀异图”，天朝有水陆劲卒百余万，“以待你国动静”。
这般言语警告的作用当然是有限的，因为日本当时对华政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简单的文化学习或经济获利，它开始试图挑战以大明为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