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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20多年内战，忽必烈牢牢地控制了蒙古政权后，才重新发起了对宋战争。钓鱼城再度成为梗在蒙古军队喉咙中的硬骨头。当陆秀夫背着年幼的大宋皇帝在山蹈海身亡后，钓鱼城上的“宋”字大旗依然高高飘扬了3年之久，真正“独钓中原”。
1279年，大旱之年，钓鱼城出现粮荒，同时，重庆失守，犄角顿失，钓鱼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城。在鏖战200场、历经36年后，守将王立决定投降，这是一次附带着苛刻条件的体面投降：不降旗、不收兵器、不改县志。
忽必烈居然同意了，并且信守了承诺，而将蒙哥屠城的遗嘱抛诸脑后。蒙古军队以和平的方式，扫平了最后一丝抵抗。
崖山之后无中国，如果要从民族的亮剑精神和阳刚来说，崖山之前其实早就无中国了。文天祥与钓鱼城，实在是另类中的另类、异数中的异数，无怪乎连蒙哥都感觉惊奇，激起了好胜之心。
得知钓鱼城陷落的消息，正在大都监狱中的文天祥，集杜甫诗句哀悼宁死不降的张珏、王安节：气敌万人将，独在天一隅。向使国不亡，功业竟何如。
不久之后，文天祥也慷慨就义，他在监狱中撰写的《正气歌》开始在全中国传播，并漂洋过海传到了日本。
再去通观整个明朝的历史，可以发现它在许多方面继承，甚至是发展了两宋的文化制度。程朱理学在明代得到了充足地发展，皇帝不关心边防的战事，而更注重臣下的效忠和皇权的巩固。将军们作战时毫无主动性可言，居然要受到皇帝委派的太监来监军制约。
整个明代外战已不复当年汉唐时期的辉煌，尽管有对沿海倭寇和支援朝鲜的胜利，但也仅比赵宋王朝强一点。
为什么会如此呢？
盖因明朝皇帝不愿百姓有尚武之风，他们会拿汉唐两代来引以为戒，尚武之风浓烈的汉唐不也造就了汉末的“黄巾匪乱”、豪强割据和唐末的黄巢起义、“藩镇割据”吗？
在皇帝们看来，攘外必先安内，防民尤甚于防夷，内患永远是大于外患的。
再看看熊庭弼、袁崇焕这些屈死的统兵大员们，正直的军人怎能不寒心呢？卢象升这样不计较个人得失，一心报效国家的忠臣与其说是战死沙场，到莫如说是死于皇帝的猜忌和小人的谗言之手。
整个大明帝国有这样阴暗的政治氛围，怎能让军人安心报国呢？
民风也已不似当年彪悍，想当年，战国时期李牧兵破匈奴数十万；秦朝，蒙恬军夺河套于匈奴，北驱匈奴上千里；汉代，李陵区区步军五千却迫使单于穷举国之力来抗；唐代，李靖孤军三千深入敌后大破突厥。
到了明代这些已成为了遥远的回忆，每遇满洲骑兵，虽数倍于敌依然难免一败再败。明朝的将军们见了文官们与宋朝时颇为相似，似乎总是矮了半截。
在社会高压的政策下，百姓们也已被改造成了顺民，国民大都被程朱理学改造得没有什么棱角了，哪里还谈什么尚武之风。
结果趁着中原内乱，满清捡了个大便宜，顺势入关得了大明的江山。出于防汉恐汉心理，清朝大兴“文字狱”迫害汉族的反抗精神，一步步地有系统有计划地磨去汉族的最后一点尚武精神。
同时，满清强令汉人留辫子，在风俗习惯上改变汉族，模糊汉族的自我意识，这种精神上的侮辱深深地挫伤了汉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
从此以后，汉人被满洲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大加改造了一番。满洲人比蒙古人更“文明”一些，他们知道单靠**上的杀戮无法持久地入主中原，只有在文化上培养奴才才能维持自己的统治。
因此，注重文化侵略麻痹汉族精神的清王朝其统治也就比蒙元更长久，正因为时间更长，其精神上的毒害也就更深。
满清也精通“以汉制汉”之道，注重发扬儒家理学这一脉来培养忠于朝廷的走狗。他们惟恐汉人因爱习武而强大，极其注意扼杀汉族的尚武精神，他们只要汉族人像理学中所标榜的楷模那样做满清的奴才，而满洲人自己却时时不忘狩猎、射箭、勤习武艺。
看看康熙、乾隆等满清皇帝都以身作则，表率部下，希望满洲人时刻不忘祖宗根本，准备随时镇压汉族人的反抗。
总之，自宋代以来，由于汉族皇权集团忌惮尚武国风的强大有可能危及自身统治，因此刻意加以限制。这时期理学的诞生和发展并不是偶然的，它完全是以维护君权，加强思想禁锢为主。它保存了所谓“天理”，却真正地灭绝了“人性”。使得“中庸之道”大盛于世，炎黄子孙已没有了棱角和血性，因此也就更谈不上什么“尚武精神”了，因为它不是统治者乐见的。
随着蒙元和满清的相继入主中原，出于不难理解的原因，防汉思想必然是异族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因此他们或是强调从**上施刑来恐吓汉族的反抗或是从文化思想上大兴“文字狱”迫害欺骗读书人，让汉人在他们划定的圈子内做顺民，以此达到他们江山的稳固。
所以，自宋太祖以来的这一千多年来，华夏民风已被自己或被异族改造得乱七八糟，已经不再是先秦、汉唐时代的国人了。开始在外来异族的侵略面前不自信了，西晋后虽有“五胡乱华”，但那时炎黄子孙还是自信的，还是有尚武底蕴的，至少还有冉闵的杀胡令。
可是宋以后，汉奸与“汉奸文化”书写进了华夏文明的历史，小小的异族竟然让亿万的炎黄子孙多次受辱，华夏的尚武国风之衰由此可见一斑。
有谁知道汉族之称就是来源于匈奴对我们的赞叹，匈奴骑兵曾经横行西域，也曾骚扰过中原，余部也曾扫荡欧洲。但是匈奴人却始终无法企及中原的富饶，被两汉逐杀于大漠之间，每当忆起汉人，其必赞曰：“壮哉，汉家男儿！”
汉人之称自此随着匈奴坐骑踏遍西域大漠甚至欧洲，许多西域国家也如此称呼华夏，自此“汉族”与华夏有缘。当然，这是建立在军刀下的威严，是敌人对华夏民族由衷的敬畏。那句铿锵有力的话依然回梁缭绕：“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当中庸文明和尚武文明相遇时，吃亏的总是前者。也就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很少有人会认为蒙古人和满人文化比汉人文化优秀，但却是蒙古人和满人征服了汉人。清代康熙，乾隆都对汉文化极推崇，但在一件事上却甚为坚持，那就是不让满人士兵汉化，因为他们相信满人士兵的汉化会使他们丧失尚武精神。中国版图大扩张的两个朝代，元朝和清朝都不是汉人的朝代。
当下的大唐承袭隋风，隋朝可以说是华夏历史的颠峰时代，那时华夏可以看谁不顺眼，就可以没茬找茬的随意的打他。即使是被后世一些人诋毁的三征高句丽，最后的结果也是高句丽王高元大为恐惧，谴使请降。
史书记载：大业十年又率师渡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儿大破之，斩首千万级，将取平壤，高元震惧，遣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儿旋师。
即使隋朝在灭亡前，周遍各国也是尊服大隋王朝给隋朝朝贡的。《隋书》、《北史》都记载道：“大业十一年春正月甲午朔，大宴百僚。突厥、新罗、、毕大辞、诃咄、传越、乌那曷、波腊、吐火罗、俱虑建、忽论、、诃多、沛汗、龟兹、疏勒、于阗、安国、曹国、何国、穆国、毕、衣密、失范延、伽折、契丹等国并遣使朝贡。”
那时华夏的武力强盛，边塞诗歌也大气辉煌，那时代的军歌精神是博大、雄浑、深远、超逸，充沛的活力充满自信。
诸如贺若弼的《遗源雄诗》：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麒麟上，无我二人名。
隋炀帝杨广虽然臭名远扬，但是却被突厥人尊为“圣人可汗”，“自天以下，地以上，曰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曰，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曰也。”
华夏历史上从未有一个朝代的帝王比隋朝的皇帝西巡走得这么远，也没有一个朝代的帝王让异族首领跪地膜拜，惟有大隋皇帝。
当时的隋朝是走出的帝国，是中国民族是开放的高傲民族。以至于有人感叹“单于渭桥今已拜，将军何处觅功名！”
突厥的单于已经投降入朝朝拜了，我上哪去打仗觅取战功？
单于入朝谒比起单于夜潜逃来更显示华夏帝国的强盛，不战而威。
华夏需要尚武精神，而且少不得尚武精神，所以当李贤提出要为尚武精神，树碑立庙之时，杜睿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武，谁与相对，灭。
武，谁与不从，伐。
武高则国威，武高*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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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篇 永徽 第三十章 军神庙
第三十章军神庙
军神庙，大明宫内佐邻凌烟阁和忠烈祠之畔，供奉着华夏有史以来，在维护国家统一，反抗异族的战争中，立下过卓著功勋的民族英雄。【，ka~
中华民族的正统，自然是中原躬耕文明。伟大的华夏祖先们，为后世子孙创造了这片山水河流，据说大禹治水，将洪水漫天铺地的景象，变成了大河援引向海流，于是有了黄河。华夏文明就是在这里诞生的，黄河对与华夏母亲河的称号当之无愧！
无数年来，炎黄子孙在这里躬耕，在这么渐渐成长，于是华夏二字渐渐从部落联盟融合成了一个统一的氏族。依山傍水，在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间，诞生了华夏文明。
但是，文明必然引来破坏。
华夏五千年，几乎所有的破坏来源于北方狼族，西方、南方虽有蛮夷，却不见骚扰，可见北方的狼族始终是横亘在华夏史上的一道大山。
汉人文明和北方游牧民族的斗争过程，就简化了整个的华夏史。
军神庙中，排在第一位的是战国年间秦国的武安君白起，他虽然不曾在对外战争中，为华夏民族立下功勋，但是长平一战，虽然有人称他为人屠，但是也正是因为这一场大战，为华夏民族大一统，创造了先机。
长平大战爆发之后，白起面对鲁莽轻敌、高傲自恃的对手赵括，决定采取后退诱敌，分割围歼的战法。他命前沿部队担任诱敌任务，在赵军进攻时，佯败后撤，将主力配置在纵深构筑袋形阵地，另以精兵五千人，楔入敌先头部队与主力之间，伺机割裂赵军。
赵括在不明虚实的情况下，贸然采取进攻行动。秦军假意败走，暗中张开两翼设奇兵胁制赵军。赵军乘胜追至秦军壁垒，秦早有准备，壁垒坚固不得入。白起令两翼奇兵迅速出击，将赵军截为三段。赵军首尾分离，粮道被断。秦军又派轻骑兵不断骚扰赵军。赵军的战势危急，只得筑垒壁坚守，以待救兵。秦王听说赵国的粮道被切断，亲临河内督战，征发十五岁以上男丁从军，赏赐民爵一级，以阻绝赵国的援军和粮草，倾全国之力与赵作战。
赵兵断粮，饥饿不堪，甚至自相杀食。赵括走投无路，重新集结部队，分兵四队轮番突围，终不能出，赵括亲率精兵出战，被秦军射杀。赵军大败，四十万赵兵投降。白起与人计议说：“先前秦已攻陷上党，上党的百姓不愿归附秦却归顺了赵国。赵国士兵反复无常，不全部杀掉，恐怕日后会成为灾乱。”
于是使诈，把赵降卒40万全部坑杀，只留下二百四十个年纪小的士兵回赵国报信。，秦军先后斩杀和俘获赵军共四十五万人，赵国上下为之震惊。从此赵国元气大伤，一蹶不振，彻底失去了与秦国争天下的资格，华夏大地也因此一战，加速了统一的脚步。
排在第二位的是战国年间赵国的李牧。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取得显著效果，使军事力量大大增强，屡败匈奴等北方胡人部落。但到了惠文王、孝成王时期，匈奴各部落的军事力量又得到恢复并强大起来，不断骚扰赵国北部边境。李牧便被赵惠文王派往北方独当戍边之责。
李牧常居代地雁门郡，根据实战需要，他设置官吏僚属，当地市租全部交入幕府，做为军费。他厚待战士，每天宰杀数头牛犒劳士卒；他注意提高战斗能力，每天教练士卒骑射；他有严格的防守措施，挑选派出人员侦探敌情、随时发出报警信号。他和军民约定：一旦匈奴人侵，未得出击号令，一律速将人马物质全部退入堡垒固守，不得轻易出击。这样坚持数年，军队无任何伤亡损失，形成了一支装备精良而素质极高的边防军。
但匈奴却以为李牧胆怯，军卒中亦有人觉得自己的将领胆怯，为此常有议论。赵王闻听传言，便责备李牧。李牧不予理睬，激怒赵王，召他回朝，另派别将代之。
新将领守边一年多，匈奴一入侵，便带兵出战。出战多数失利，损失伤亡很重，边民不能进行正常的耕种和畜牧。赵王只好再请李牧出守，李牧谢绝，坚称有病，闭门不出。赵王再三勉强，李牧才说：“王必用臣，必如前，乃敢奉命。”赵王应允，于是李牧再度到了边地。
李牧一如既往，匈奴仍是数年一无所得。但匈奴终究还是认为李牧胆怯，边地军卒得到丰厚的供养而未能效力，也都想请求一战。于是李牧精选战车1300乘，精骑1。3万匹，骁勇步兵5万人，弓弩兵10万人，加紧演习战术。同时放纵边民畜牧，使民众布满原野，诱使匈奴入侵。
匈奴小股人马侵入时，赵军假装败走，并抛下数千民众给敌人。匈奴单于贪得民众财物，便率大军入侵赵地。李牧则设奇阵，用两翼包抄战法出其不意包抄匈奴军，一举歼灭匈奴骑兵10余万人。接连又灭掉蟾褴，攻破东胡，降服林胡，单于落荒而逃，以后10多年不敢接近赵国边城。此战是先秦战争史中以步兵大兵团全歼骑兵大兵团的典型战例。对后世以步制骑的战术有着深远的影响。
由于李牧确保了赵国北部边境的安全，使赵国君臣能无后顾之忧地对付来自西边强秦的兼并战争，实际上，蔺相如、廉颇、赵奢等人在政治军事斗争上的每一个胜利，都是与李牧的协作支持分不开的。
排在第三位的是秦国的蒙恬，战国末年，烽烟四起，秦国以一国之力，横扫中原六国，建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国。在中原混战的同时，中国的北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