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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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宋- 第15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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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缘笑道:“吐蕃贵族心服大宋,亦是缘于此。羌人喜爱茶叶与大宋的衣物器饰,其贵人更是喜爱丝绸瓷器,朝廷加以恩德,便容易笼络。然夏国则不同,秉常虽然亲信汉人,喜爱汉风汉俗,但他即位之时,不过七岁,现今亦不过十五岁,尚未成年,大权一直旁落,梁太后专擅国政,置秉常如同傀儡。她以妇人专政,便只能打出重视蕃俗的旗号,借元昊旧法,来笼络一些部族首领,欲以奢侈之物打动她,只怕难以奏效。”

“那梁乙埋呢?”石越不由问道。其时正是西夏大安元年,梁太后专权已久,以其弟梁乙埋为国相。梁乙埋与其子梁乙逋合谋,重用都罗尾、罔萌讹等人,权倾朝野。从熙宁二年起,便废汉仪,用蕃礼,袭元昊故智,屡屡侵犯宋、辽边境,以转移国内矛盾。至熙宁四年不得已才与宋朝议和,五年和议始定。但梁氏以外戚专权,不得不努力转移国内势力的不满,因此又屡屡觊觎辽国西京道。不过石越却听说梁乙埋父子都是喜好享乐之辈,他知智缘往来宋夏边境,深知西夏虚实,故有此问。

“梁乙埋固然爱享受,但是梁太后虽为妇人,却不可轻视。其杀伐果断,智谋深远,不下吕后、武则天。”智缘一再强调西夏梁太后之能,石越想起宋朝五路兵败之事,不由一时无语。良久,方道:“虽然如此,但夏国女主当权,幼主若昏暗,还可无事,若幼主聪明,一旦成年,必生事端。以汉献帝困于曹阿瞒,尚有衣带诏之事,何况秉常之于梁太后?”

智缘眸中精光一闪,凝视石越,问道:“参政高见。不知参政以为西夏母子,将在何日反目?”

“当在秉常行冠礼之后!若梁太后果如大师所言,她又岂会轻易归政?”

“参政既能洞见幽明,何不早图之?”智缘说起西夏之事,实是关系到平生的抱负所在,不由慨声道:“夏国不比辽国。辽国除幽蓟故地之外,本是胡夷所居,我大宋便能抚有,然若不能大量移民以镇之,则终究只能亲和胡夷,以夷制夷。得其地,除使边境安宁之外,便无尺寸之用。而夏国河南之地,凡华夏强盛之时,未尝为他人所有,河套之利,虽愚可知。若能进据灵凉二州,西则可开通丝路,北则可夹击辽国,精兵良马,其地所产,朝廷得之,可以征伐四方,而关内无烽烟,大宋无西顾之忧。且夏国自元昊后,国力衰落,正是天予弗取,反受其咎!”

“以夷制夷,未若化夷为汉。辽东非不能为我所有。”石越笑道:“然而我听说耶律濬才智过人,又信任贤臣,我大宋兵不练甲不精,一旦行军,处处掣肘,且于辽军有未战先怯之忧,真要打仗,胜算不多。故此我才力劝皇上不可轻举妄动。历来占形势而兵败,不知凡几,实不得不谨慎。至于夏国之事,若朝廷早做准备,一待有变,兵锋直指灵夏,当其内外疑惧之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可一鼓而胜之。故我的不少主张,皆急欲在四五年之内克见事功。为的是万一西境有事,不致被国内之事困住手脚。”

智缘听到石越这番话,当真喜出望外。石越分明告诉他:他已然决意图谋光复灵武!智缘一身抱负,尽系于西事,王安石罢相,石越得势之后,他以为石越行事谨慎,志在国内,便是对外用兵,也当是一二十年后之事,因此满腔雄心,渐渐收起。不料石越切切之意,竟然不逊于他。而之前急欲在五年内完成移民,想必也是由此而来。智缘心意已动,便试探道:“参政若要谋划西事,不可不结纳吐蕃。”

其时吐蕃以青唐最盛,其酋长董毡本是唃厮罗第三子,尚契丹公主,嘉佑七年,契丹主思念公主,欲遣使迎还,触怒董毡,遂杀契丹使者,绝辽通宋,至此已有十三年。当年夏主谅诈在位,以为吐蕃与契丹有隙,即领兵而西,欲吞并吐蕃,并乱秦州,时张方平在秦州,严阵以待,谅诈无隙可乘,转攻青唐城,不料被唃厮罗击败。两家世仇,愈结愈深,唃厮罗虽曾两败于元昊,却三克谅诈。青唐吐蕃实是宋朝有力的盟友。

石越目光转向潘照临,潘照临微微颔首,笑道:“青唐吐蕃自是我大宋臂助。王韶平定熙河之后,西蕃亦多归附。联蕃制夏之策,已然成形。然而董毡终是蕃人,他日有事,无非使其出古渭州,取西凉城,以为牵制。若要谋划西事,其根本还在中国。”

“善!”智缘本是试探石越之见识,此时听潘照临道吐蕃不可恃,不由大生知己之感,笑道:“本朝诸公,无一语能及此。王相公曾言,夏国一国户口,仅能当陕西之一路,以陕西四路攻夏国,倾全国之力供粮饷,不能成功,其罪在用人不当。又朝廷之中,凡议兵事者,尽以计苟安、弥边患为便,故种谔取绥州、城罗兀,无不干犯言路,众议纷纷,以为衅事。贫僧愿为参政言平夏形势:平夏之地,以绥、宥为首,灵州为腹,西凉为尾,有灵州则绥、宥之势张,得西凉则灵州之根固……”石越连忙吩咐道:“取地图来。”顷时,便有家人将一幅地图取来,挂在客厅的屏风之上。石越起身走近,仔细观看地图,便见在陕西以北、河东路以西的河套地区,由东至西,盘垣着银、夏、绥、宥四州,往西则有灵州与静州,再往西则是凉州,也就是西夏的西凉府。这数州之地,便宛若一条长蛇,盘踞于宋朝的西北边境,护卫着西夏的都城兴庆府。石越知道银、夏、绥、宥、静五州,是李家的“祖宗基业”,而如今绥州总算落入宋朝手中,便如一根尖刺一般,插入银、夏、宥三州之中,时刻威胁着蛇首,特别是银州更是近在咫尺。而熙河地区,则与蛇腹灵州、蛇尾凉州,形成一个三角形,一朝有事,夺下兰州,不仅可以巩固西线,切断蛇腹与蛇尾的联系,还可以直接威胁灵州。更重要的是,掌握熙河,则宋朝与吐蕃便联成一线,可以互相支援——王韶毕竟是知兵之人。

“参政请看——”智缘走到地图之畔,手指银、夏二州,道:“绥州属银、夏之冲,得绥州,则银、夏不安。此处是横山,罗兀城是横山之要,若能两险并据,则夏国国势已危。种谔争之,岂为失策?然所惜者,其能守绥德,不能救抚宁,患得患失,临战而怯,致使诸堡分崩,朝廷震动,将已成之业,付诸东流!种谔固有罪,然朝廷弃之不争,亦是失策!”

石越默然无言,这不过几年前的事情,虽然他并非决策之臣,但事事历历在目,自己当时也未必有此见识。

“参政可知夏国之兵乎?”智缘手指横山,重重一划,带着几分遗憾的语气说道:“夏国虽在河外,然河外之兵怯懦少战,人马精强惯习战斗者,惟二百余里横山蕃部。此天下精兵!夏国每入寇,横山兵必为前锋。嘉佑八年,横山部将轻泥怀侧苦于谅诈虐用,率所属归附,请兵延州,约中国会兵灵夏,此本是天赐良机。昔日吐蕃衰绝、回纥乱亡,无不由此,这本是夏国安危之机。然会逢仁宗不豫,朝廷未能回应,谅诈已然得讯,立时遣使安抚,我大宋竟然失之交臂。实为可惜!”石越以前从未听闻此事,不由愕然,不过他知道嘉佑八年仁宗驾崩,英宗并非仁宗亲生,中外不安,宋朝自然不敢轻启边衅。纵有机会被白白浪费,也是在所难免。“夏国并非无隙可乘,其国内,上则权臣当道,女主临朝,幼主不安其位;下则各部心怀怨恨,常有异心,百姓亦苦于赋敛,且两国和市久绝,其国中必然匮乏,民不能无怨。光复河套之要,在于大宋能把握时机,善用将领。言臣纷纷,于防范权臣或有利,于军机大事则常误。行大事者,岂能顺庸人之意哉?!”智缘说起来,依然是一脸不平。

石越凝视智缘,长揖道:“越不才,愿请教大师图夏之策。”

“朝中王副枢使、郭侍郎,本朝名将,皆是熟知西事之人。参政何故问一老僧?”

“若机会已至,当问策于王、郭。然我终不能坐等良机天赐,没有机会,便要设法制造机会!越所请教于大师者,是如何制造机会?”说罢,朝侍剑打了个眼色,侍剑立时斥退厅中所有家人。智缘待众人散尽,这才笑道:“要制造机会,首在用间……”

第二十九节

数日之后。大宋尚书省低调地成立了一个临时机构,其全称为“荆湖南北、广南东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负责全面协调军屯地点勘测工作,由两府各派一人并同主持,于是工部尚书苏辙与枢密院都承旨曾孝宽一同担任“四路军屯制置使”。四路军屯制置使司向荆湖南北、广南东西路派出了一共十多个调查团,调查各路州县可以进行军屯的地点、规模与周边状况,画出地图,撰写报告,最后再由苏辙与曾孝宽选定方案,交由尚书省决策。四路军屯计划悄然拉开序幕。

与此同时,工部司的官员也开始了修路的准备工作。在石越的一再强调下,苏辙亦开始要求手下官员递交由石越亲自拟定格式的调查报告,苏辙简单明了地要求:如果报告中没有足够的数据或者发现多处数据错误,以不胜任论处。与石越的愈行愈近,不仅仅让苏辙在政治上根基日固,石越的作风也在影响着苏辙,苏辙深知修路与军屯之成败关系重大。因此他竟然一改自己温和的习惯,严厉地与工部的官僚主义斗争,甚至主动请求《汴京新闻》与《西京评论》前往颖昌至南阳进行调查。

但是这些,当时一般的百姓是不可能知道的。他们所能知道的,最多是一些事实的碎片而已。熙宁八年十月下旬,最具轰动性的事情,是自皇帝明诏天下废除持兵禁令,允许百姓持有二十七种兵器之后几天,尚书省便紧接着颁布了《若干军资恩许民间生产敕》,这份敕令宣布此后诸军所须军衣等物品,官府将向民间作坊采购六成以上,并且将于十一月十五日在汴京城单将军庙,向天下公开竞标。“凡大宋商民,只须家世清白,皆可投标!”——报道此事最为热诚的,自然是《海事商报》。敕令颁布之后仅仅七天,远在杭州的《海事商报》即已刊出,一时“杭州纸贵”,商人纷纷争抢,许多人不及细思,便决定先来汴京一探究竟。虽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大宋究竟有多少军队,但是人们都知道这个数目非常庞大,之前军器监向民间购置寒衣,就让许多作坊主发过一笔财。所以历史上第一次,从江南到汴京的官道上,竟然有无数的马车不绝于道——大家都怕坐船耽误了时日,但连续不断的骑马赶路则不是这些腰缠万贯的商人们所能承受的。也是在这个时候,四轮马车格外突显了它的优点,从此以后,在陆路上,四轮马车几乎成为商人们出行的唯一选择。在江南到汴京上的马车上颠簸的商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历史上最好的时代就要来临。虽然这个时代未必比得上战国之时能与国君抗礼,但是却也比战国时更安全。

不过不能责怪这些商人们看不到一个新时代的帷幕正在升起。因为十月下旬的时候,整件事的始作俑者,太府寺卿参知政事石越与皇帝陛下赵顼,正躲在琼林苑的行宫中一面喝酒,一面大失身份的算计着别人的钱袋。

“军资开放给民间竞标,固然会为朝廷节省更多的资金,但于那些商贾,也是极有利可图之事。”石越笑道,“因此臣已经规定,凡是参加竞标者,都必须交纳一百贯钱的入场费,以向朝廷证明他的实力。”

“一百贯?”赵顼吃了一惊,他并不是那种不知金钱为何物的君主,自然知道一百贯绝非是一个小数目。

“来竞标之人,自然都是家产殷实的,给朝廷贡献几万贯钱,权当替朝廷省下了组织竞标的开支,臣以为并不无妥。他们日后要赚的钱何止万贯?这样也免得有人进来看热闹,搞得乱哄哄的不好。”石越笑道:“此次成功之后,明年军屯之竞标,就会更有经验。”

“如此开源节流,明年虽有修路与军屯两项工程要做,军器监生产新式军器的投入也要加大,又少了许多免役钱、宽剩钱的收入;但若省下给辽国的岁赐,加上增加的商税与市舶务关税,撤并州县省下的费用,明年也许能净余五百万贯不止。”赵顼笑道。

以宋朝如此庞大的帝国,每年仅交到中央的税赋折成铜钱最低不低于六千万贯,省吃俭用能节余五百万贯,皇帝就已如此高兴,实在让石越哭笑不得。“陛下,待两三年后,财政好转,臣以为就应当减点税了,也让百姓稍得休息。”石越趁着皇帝高兴,进言道。

“减税?”赵顼心中不由一紧,若是司马光提出这个意见,他还会宽心一点,但既是石越提出,司马光更无反对之可能——他两个管财政的臣子只要难得齐心一次,他的军费就不免要大大减少。“这……”赵顼果然迟疑起来,但他毕竟知道“爱民如子”是一个杰出君主所应有的品德,石越打出“与民休息”这样的大义来,他也不太好反驳。

石越自是知道赵顼在想什么,因笑道:“当然这减税之议,还须待财政纡缓,臣想与陛下约定,若国库连续两年盈余达到一千万贯,或者连续三年盈余达到八百万贯,便请陛下允臣此议。”

赵顼轻轻抿了一口酒,笑道:“卿何不到时再议?”

“陛下,减税之恩,当自上出。今日陛下若与臣许诺,则自此之后,臣必无一言及此。陛下何必以此大恩归于大臣?”

赵顼恍然大悟,许久才叹道:“卿真忠臣也。朕便与卿立此约。”

“陛下圣明。”

赵顼点点头,喝了几口酒,见石越只是端坐,不由取笑道:“如何石子明也变得拘谨了?今日并无御史纠仪,你不必如此小心。”

石越不好意思的笑着端起酒杯,轻轻抿了一口,道:“臣这些日子,倒是心事太重了。”

“亦不必如此。满朝大臣中,唯有卿不懂享乐。”

“范仲淹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臣以此句时时自勉。辽、夏之患不除,陛下之志便不得逞,臣得陛下知遇之恩,岂敢言‘享乐’二字?冠军侯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臣较之古人,已是惭愧。”

赵顼默然良久,叹道:“闻夏主年不过十五,未知贤愚。而辽主真英杰也,昨日军报,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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