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地方。男子汉大丈夫,要真刀真枪到前线来挣功名,拱圣军有什么本事?别看它是殿前司的,都是花架子,我带一千蕃骑,就可以吃掉他整个军。”
“那也不是他本意。拱圣军平日操练也极严的……”
折可适摇着头,满脸不屑,“朝廷最好不要派这些殿前司的禁军来打仗,他们做做样子,吓唬吓唬契丹人就够了。”
种建中笑道:“遵正兄,还没说你怎么来陕西呢?”
“我?官家要问我叔叔的意见,我去送表章。顺便去长安,拜访一下名满天下的石子明。绕了这个大弯子,生怕耽搁了时间,只得昼夜兼程地赶,可把我累死了。”折可适轻描淡写的说道。种建中心中一动,立即知道折可适的用意:若果真要和西夏开战,折家肯定想知道未来的主帅是个什么样的人物。石越毕竟是文官,折家这样的武将世家,可不会凭他的名声就服气,他们总要眼见为实才肯放心。若是石越不能让他们服气,折可适前往汴京,一定会反对石越为帅——虽然折家的意见不是决定性的,但是以折家在边疆的威望,说的话自有他的分量,何况此时朝中有不少痛恨石越的人,不愿意让石越来立此大功。
种建中几乎可以肯定,折可适怀中,有两封不同内容的奏折。这一瞬间,种建中有几分犹疑,他很想出言劝阻折可适,若折克柔的奏章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来打击石越,对于西夏的战局,绝不是一件好事。种建中从来不相信朝廷会派一个出色的统帅给他们,以对一个文官的要求而言,种建中对石越已经够满意了。
然而,种建中也知道,折家的人,从来都不是那么容易说动的。他们只相信自己的眼睛、自己的耳朵。
心情复杂地望着折可适,种建中终究还是吞下了到嘴边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去判断吧!
陕西路京兆府。
安抚司与平时没有什么两样,在辕门外面,依然是停满了车辕相接的马车,衣着体面的达官贵人带着或忧或喜不同的表情进进出出。安抚司的亲兵护卫们神情也很轻松,丝毫没有如临大敌的样子,唯一能从他们身上看出与平时不同的,是这些亲兵护卫们,依然身着素袍,没有换成宋军常见的红色战袍——石越对已故的太皇太后,有着他自己的尊敬。所有的长安人都知道,安抚司自接到丧报之日起,便在内部停止了一切娱乐与庆祝活动,直到此时,亦未恢复。
折可适自从进入长安城之后,便感觉到一种异样。
这已不是他记忆中的长安。
长安城古老而常见的坊墙,大片大片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在昔日的居民区内,出现了鳞次栉比的商铺,还有挑着担子沿街叫卖的走贩。甚至于连安抚司的辕门之前,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摊贩。
即便是折可适这种不太关心民政的武人,也听说过在陕西发生的一些事情。
石越在陕西推行的另一个引起举国议论的重要举措,便是他与刘庠一道,断然改革了陕西一路计算户等的方式,下令牛马桑树,凡十匹(树)以内,不必计为户产。这个措施推行之后,陕西路内有无数的民户户等下降,其相应的赋役也因此大为减轻,无异于一次大规模的减税。而在另一方面,农户们也没有了顾忌,敢于大胆的种植桑树,牧养牛马,生产的积极性立即提高。虽然陕西路当年因此两税收入大减,石越与刘庠的考绩都被评为“下”,但既然皇帝陛下决定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此事也得到了陕西路士大夫的普遍支持(自己不需要承担政治风险却可以坐享其成的事,大多数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支持),这件事终于也得以坚持下来。
但老天永远是公平的。
既然你能得到长期的好处,就必须忍受短期的损害。连折可适这种几乎不懂民政的人都知道,至少三至五年之内,陕西路都必须接受两税大幅减少的现实。石越在《秦报》上撰文为自己辩护之时,也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虽然从长远来看,民间的富裕会使得陕西一路最终恢复元气,从而导致农业的恢复与商业的繁荣,商税农税都必然会有相应的增长,但是石越本人也承认,他绝没有不切实际的奢望。无论是农业还是商业,都需要时间。牛马不会一年满圈,桑树不可能一年成材,这只是简单的现实。
为了弥补两税上的损失,石越必须另觅善法。
想在短期内获得最大的利润,内陆永远比不上沿海。
泰西诸国对于丝绸、瓷器、茶叶、香料的追求仿佛没有止境一般,海外贸易的利润并没有因为规模的扩大而降低,遥远的市场远远没有饱和,宋朝从中攥取了难以想像的丰厚利润。而处于大宋海船水师控制之下的环南海地区,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宝库,香料、木材、药材、粮食……它八成以上的产品卖到宋朝本土,只有不到两成被运往西方以及高丽、日本国。然而,即便是宋朝本土的需求,也不是仅仅只限于初步开发的环南海地区所能满足的。因为土着居民对于劳动缺乏兴趣,而愿意远赴海外的宋人是绝对少数,特别是北方的宋人,有着严重的水土不服问题,所以,尽管私下里使用强迫或欺诈的手段役使土着居民的情况渐渐普遍,但在南海地区经营的宋朝商人,始终面临着劳动力严重不足的困境。制约着宋朝海外贸易再一次飞跃性提升的诸种因素中,航海技术只是微不足道的问题,劳动力的缺乏、生产能力的落后、海船总运量的局限,才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归根到底,都要归结到有限的生产能力之上。
对于沿海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并不是问题,产量与运输才是症结所在。大宋的物产,总能给西方的人们惊喜,甚至连胡椒这样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也能在西方卖个好价钱。
但对于内陆地区而言,需求与价格都是问题,产量与运输则是更大的问题。
穷困的农民购买力有限,商税与关税以及高额的运输成本、有限的产量,都限制着价格,居高不下的价格反过来又进一步限制人们的购买力。在这里,几乎没有捷径可走。商业的繁荣必须以农业与手工业的发达为基础,否则就是缘木求鱼。
石越并没有点石成金的本事。
但是,陕西路也有陕西路的长处。
在陕西一路,驻扎着总数十余万的禁军。与石越出生的时空的普遍误解不同,宋朝的禁军享受着极好的待遇,其购买力远非普通民众可以相比。为军队服务的贸易很快便成为陕西商业的主流。石越提供了种种方便,让商人们掏空禁军官兵的口袋,然后他再从中厘税,以弥补税收的不足。
除此以外,陕西路还可以与西夏、吐蕃互市,这种受控制的边境贸易虽然不能与海外贸易相比,但是边境贸易毕竟是边境贸易。从仁多瀚手中买到牛马,除了满足了军队的需要之外,石越下令将牛租借给有需要的农户,收取相应的牛租。另一方面,他不仅允许民间商人与西夏、吐蕃人互市,还公然放宽数量与种类的限制,以扩大贸易总量,自己从中抽取十分之二的关税。
这种种措施,使得陕西一路商旅渐多,作为陕西中心的京兆府长安,其商业自然也相应的繁荣起来。但尽管如此,熙宁十二年与十三年的时候,无论是石越还是刘庠,都知道府库其实是何等的拮据——这一点点开源的措施所带来的收入,相比推行种种建设所耗费的钱财,以及为使民众休养而流失掉的税赋来说,简直可忽略不计。
这两个人都只是为各自的理由而咬牙坚持着。
石越是能够面对现实的人。连现实的问题都不能处理好,却整日幻想着民主与自由,这是空想家们的事情。在石越看来,与其臆想着做后世的“导师”,羊角风似的幻想着带领诸夏民族走向光荣的未来,还不如踏踏实实做一个“名臣”实在。没有今天的人,是不会有明天的。所谓的“名臣”,不就是能把握住今天的人么?
在石越看来,一个富强的宋朝,需要一个富强的陕西。一个大陆国家,如果她的内腹地区是虚弱的,这个国家的强盛,始终只能是外强中干。中国历史上强盛一时的两个大帝国都拥有强盛的关中地区,这绝非只是一种偶然。
所以,能够让陕西恢复元气,这种程度的付出,是值得坚持的。
刘庠想得没有石越深远。
他坚持的理由很简单,也很朴素。仅仅是出于一个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士大夫的良知,便足以让他坚持下去。他所做的一切,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在刘庠看来,既然这些措施推行之后,百姓得到好处,而陕西路的官府还能够运转,西夏亦无边境之患,那么又有什么理由可以不坚持?
一个敢于在王安石权势熏天的时候公然冒犯王安石的人,对于自己的官运,是不会太在乎的。
刘庠偶尔会忧心的是,如果自己与石越不能坚持到成功的那一天,会不会人亡政息?但是这种忧心往往只会一闪而逝,这种不由自己控制的事情,其实没有必要多想。哪怕是他明知道下一任转运使明日就会来京兆府,中止自己的一切善政,他也不会放弃今日的努力。
百姓宽得一分便是一分,宽得一日便是一日。
刘庠的想法十分简单。
这背后的努力与艰难,折可适不可能知道太多。折可适出身于武将世家,自小习武,束发从军,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段时间,是在陕西路的延州军中度过的,调回河东府州,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所以,对于京兆府长安城,折可适并不陌生。他不止一次到过长安,但却没有一次有今日这般震撼。
虽然不再是汉唐的京城,也屡经战乱破坏,但是长安城一直延续了它的宏大整齐庄严肃穆,那种规模与气质,正如它整齐对称的街道坊市,遍布全城的坊墙一样,顽固的保持下来,仿佛一千年间没有任何改变。战火可以烧掉它的建筑,但是它却会在一次次被破坏后,顽强的恢复自己的旧观,那种气质,仿佛是永恒不变的东西。任何人一进长安,都能感觉到汉唐的气息,都会从心里面不自觉地生出一种仰慕与崇敬。
但是,在熙宁十三年,当折可适站在长安城中之时,他敏锐地觉察到了长安城气质的变化。这座古都似乎在一夜之间,沾染上了汴京城的市民风气,少了一点高高在上,多了一点平易近人。在长安街边叫卖的声音,还夹杂着许许多多的外地口音,更让折可适一时间颇难适应。对于长安城来说,这是自唐亡以后再也没有出现过的盛况,但对于很少读史书的折可适而言,他只觉得长安城变得陌生了。
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天威卷地过黄河,
万里羌人尽汉歌。
莫堰横山倒流水,
从教西去作恩波……”
豪迈了亮的歌声伴随着整齐的步伐从折可适身后传来。折可适心中兴起一种莫名的亲切,连忙转头望去,原来是一都禁军出操归来,经过安抚司辕门前面的街道。这些士兵没有穿标示他们隶属军队的背心,但是从队首那面迎风飘扬的长箭贯日军旗,可以知道这是神锐军的士兵。
“驻守长安的,是神锐五军还是六军?”折可适在心里暗暗揣度着,无论如何,他承认这是一支士气高昂的军队。目送着这一都士兵走过,折可适不由自主地在心里轻声哼起飞骑军的军歌,一面在心里想着,沈括上章建议禁军诸军应当拥有自己的军歌,以激扬士气,的确是个好主意。
“三十遴骁勇,
从军事北荒。
流星飞玉弹,
宝剑落秋霜。
画角吹《杨柳》,
金山险马当。
长驱空朔漠,
驰捷报明王……”
飞骑军的这首军歌,说起来,还是选自石越的诗词配谱而成呢。“我们折家与石子明,看来还真有一点缘分。”折可适一面想着,一面收敛心神,牵马快步向安抚司衙门走去。
石越送走一位长安的富商之后,终于按捺不住,对侍剑吩咐道:“今日断不再见客了。要不是为了这破马政……”他一面说着,一面叹了口气,起身便要往后院走去。在繁忙的政务军务当中,能和自己的宝贝女儿多呆一会,实是一种难得奢侈。
“学士。”当石越为人父的角色一日比一日清晰之后,便极少有人再来叫石越“公子”了,所有人都自觉的改换了称呼。侍剑同情地看了石越一眼,苦笑道:“有一位客人,学士只怕非见不可。”
“喔?”
“府州折克柔派人送信给学士。”侍剑从手中厚厚的一叠名帖中,抽出一张来,递给石越。
石越只瞄了一眼,便饶有兴趣地笑道:“折可适?河东折家的人?”对于折可适,石越并不陌生,他摇了摇头,笑道:“看来确是非见不可。”
“要不要请潘先生?”侍剑谨慎地问道。
“不必了。”石越抚陕之后,幕府之中的人才大增,他总共养了十几位幕僚,但是真正能倚为心腹的,始终只有潘照临与陈良。但先是驿政,后是马政,两桩事情几乎让陈良没有一分闲暇;而筹措即将到来的战争后勤,又将潘照临累得整个人都瘦了一圈。石越还清楚地记得驿政初成之时,筋疲力尽的陈良大病了一场,几乎把命都丢了,后来整整将养了三个月才康复。有了这前车之鉴,眼见着对西夏的战争几乎不可避免,石越可不希望自己的首席幕僚也被累垮。
“去请他进来吧。”
“是。”侍剑应了一声,转身走出厅去。
石越坐回到帅椅上,望着侍剑的背影,无奈地叹了口气。在陕西的这两年,全身心地投入到一系列的军政事务当中,石越颇能得到一种满足感。在内心的深处,对于朝堂中的勾心斗角,游走于各种势力之间,进行着平衡与妥协,他渐渐生出了一种厌恶的情绪来,并且下意识的回避着这一切。这两年间,他悍然推行许多引起争议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也是源于这种厌倦与懈怠的情绪。人类这种动物有时候是非常奇怪的,如石越,当他凭借着小心谨慎与妥协积累了相当的政治资本,达到高位之时,竟然会突然间厌倦小心谨慎与不断的妥协,反而凭仗着自己的政治资本进行“蛮干”。
“难道我是骄傲了么?”石越再一次拷问自己的内心,“难道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