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已然去世（史上程颢于西元1085年逝世。），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负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此外，吕大临既受到司马光的赏识，在白水潭学院也颇具人望，更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也因为如此，吕大临一直被视为汴京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相信，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时间问题。
在蔡京看来，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他表示善意。
这让一向极精明的蔡京也不由得糊涂起来。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知缘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他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生在今天，就发生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冒出一阵冷汗来。
琼林苑的一处行宫中。
石越静静地站在赵顼的身旁。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赵顼会突然中风。当他被单独召来之时，他跪在赵顼面前，哽咽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对于赵顼，绝不是没有感情的。只不过，这种感情，有时候是致命的，必须谨慎的掩藏起来。年轻的皇帝可能需要一个亦君臣亦朋友的人物，但是这样的人物，随着皇帝的成长，是不可能被允许一直存在的。若他不懂得分寸，只会重演历史上的悲剧。但他见着赵顼时，却还是忍不住伤感——他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赵顼的寿命。历史也许已经改变，但未必每一件事都一定会改变。皇帝的病情，让石越突然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他哽咽着，一面却叩头赔罪，为自己女儿的行为请罪，以掩饰自己的感情。
赵顼显然也有点动情。
但他也不允许自己表露自己的感情。从治平四年算起，他已经做十八年的皇帝。他已经不再是熙宁初年的那个皇帝。他本来想和石越说说他的女儿，但最终，赵顼只是安慰了一下石越，便迅速地谈起了正事。
他是不顾医官们的坚决反对，才来到琼林苑的，他不能允许自己随便浪费精力。
“朕、朕一定要稳住高丽国这个盟邦。为了北、北边！”突然不能利索的说话，让赵顼一时无法适应，但他不得强忍着心里的烦躁与焦急。“与高、高丽的那点贸易，是蝇头小利。朝廷也不缺那、那点钱，开贸易，是、是为了加强对高丽的控制，不、不是为了将其变成敌人。”皇帝停了一下，叹了口气，“只、只是，司马君实是断不肯白送钱给高丽的……文彦博已经……”
石越听懂了皇帝没有说出来的话。但他心里依然忍不住伤感，平时的赵顼，一向说话语速很快……“高丽使者带、带给朕的奏章，说的都是同、同一件事，看、看高丽国国内也很危险了……”关系到高丽国王的王位，自然不会说假话。现在王运唯一的指望，就是宋朝。
“陛下，臣以为，朝廷不能抛弃王运。”
“贸易怎么办？”赵顼望着石越，“继续下去，王运迟早有、有一日王位不保，难、难道真要出动军队、队替他稳固王位？到、到了那个时候，江华岛那点驻军只怕不够……但、但也不能停止贸易……”
“臣倒有个办法。”石越心里只想着要帮助赵顼，他突然间少了许多的顾虑。高丽的局势，他早已经反复地考虑过。“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长远之策，可以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与到海外贸易中。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看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点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宋丽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吃惊地望着石越。
石越点了点头，“便是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不过，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做主。”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消。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不会那么吃力……”
赵顼听到这里，已是两眼放光。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述着。“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却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忍不住高声赞道：“奇策！奇策！”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赵顼实在想不到他有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补充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赵顼脸上不由得露出一丝笑容，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重要。但司马光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赵顼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赵顼也需要司马光，司马光的存在不仅有极重要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他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赵顼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赵顼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他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又感到一阵剧烈的头晕。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第二十一节
皇帝的病情让两府大臣忧心忡忡，自十七日琼林苑之宴，直到七月二十日，太医们叩破了额头，再也不肯让赵顼迈出殿门一步。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只要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便够了；但是，皇帝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病情恶化，突然崩驾，若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人人都知道这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据说，高太后属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程颐。没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重要——若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便会垂帘听政。迎合高太后的意思，是博得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
那些官员之所以没有立即上书举荐，仅仅是因为皇帝没有明发诏旨。得了风疾的皇帝，精神格外的脆弱，而且也似乎更容易动怒——三天之中，他唯一处理的朝政便是，不顾司马光等人的反对，接受了一直告病的文彦博的辞呈，让文彦博以太傅的身份判应天府，拜韩维为枢密使。
这不是一次平常的任免。权力格局的脆弱平衡，随着皇帝暴得风疾，文彦博的出外，已经开始破裂。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这个时候，皇帝没有明发诏旨要替太子选师傅，你却不知好歹的上书，这不明明是咒皇帝死么？
但这个沉默却并没有更久地维持下去。
二十一日，去西京濮安懿王陵园献祭回京的金紫光禄大夫、景城郡公赵仲璲上表，请皇太子出外至资善堂读书，并荐布衣桑充国、程颐为资善堂直讲。
赵仲璲是现任濮国嗣王、宗正寺卿赵宗晖的儿子，皇帝赵顼的堂兄。因为赵宗晖年老体弱，赵仲璲近十年来，受诏担任祭礼之职，在宗室中辈分虽然不是很高，却德高望重。说话极有分量，新官制后，宗正寺卿一直由英宗的兄弟们依次接任，但此时实际主持宗正寺事务的，却是赵仲璲。因此连皇帝也要敬他三分。
赵仲璲的奏折，仿佛正是坐实了之前的流言。不待皇帝批复，顺水推舟举荐桑、程为资善堂直讲的奏折，竟如雪片般地飞进禁中。
“荒唐！荒唐！荒唐！”听着陈衍转叙着外面的流言，高太后直气得浑身发抖。让桑充国与程颐担任资善堂直讲？高太后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