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书画这些东西，倒不必学得太好，太好反而坏事……两位殿下到底还小，和他们讲《论语》、《孝经》，他们也听不懂，反觉无味，倒不如多见识见识在深宫里见不着的东西，正经功课，其实半点也不曾耽搁的。”
石越见他这般，想起自己的来意，竟有点不知道要如何开口了，只好干笑道：“如此真是国家之福。”
“的确是社稷之福。”桑充国也笑道，不过却是一种发自内心的赞许。
“不过……”石越迟疑了一下，到底还是开口说道：“我觉得真正的社稷之福，不在于此。”
桑充国这时才察觉到石越的异常。石越在桑充国对面坐下来，望着桑充国，说道：“一直以来，我们这些所谓的‘士大夫’，耗尽一代一代人的毕生精力，其实不过是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如何才能让国家长治久安，百姓永远可以安居乐业？”
“不同的人，会从不同的地方寻找答案。有些人寄望于历史的经验，有些人寄望于圣人留下来的经典，有些人想从天地自然之规律中寻找蛛丝马迹，有些人干脆靠自己的玄想，还有些人什么也不相信，宁可让自己成为经验的一部分……”
“那子明又属于哪一类？”桑充国也坐了下来，笑问道。
“我更相信经验。”石越坦白道，“历史的经验也罢，现实的经验也罢。和我讲千万种道理，不如摆上一样事实。”
桑充国笑道：“我欲载之空明，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着明也——不过子明之眼界，却非止于经验，这么说难以为令人信服。”
石越摇摇头，笑道：“其实也逃不脱的。”他不欲多说这个问题，便又继续说道：“要找到治天下的办法，先要明白国家的兴衰是由什么东西决定的？”
“依我看，决定国家兴衰者，可能不止一样。国君之明暗，大臣之贤不肖，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都是极重要的。”
“长卿说得不错。但我以为，这些依然难保长盛不衰。”石越笑道，“君明臣贤，与礼制、法令、制度之完备，其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每当君明臣贤之时，礼法、制度往往也较为完善；而完善的礼法、制度，同样也可以延续着君明臣贤的状态。但过得两三百年，再好的礼法、制度，也会被破坏殆尽；明君贤臣，转眼便仿佛绝种了一般……”
“万物有阴阳之道，只盛不衰的事情，原本便不存在的。”桑充国不由笑了起来，“子明以前说过，一代人只能管一代人的事。倘一代人能造就二三百年的盛世，还有什么不满足么？子明方才还说只相信经验，难道子明便见过有什么东西能逃脱过盛衰轮回？”
石越顿时被桑充国问得哑口无言，在他所知道的人类历史中，的确不曾存在过这样的事情。
他原本不过是想委婉地劝说桑充国将有限的人生放到“更有意义”的事情上去，培养未来的皇帝这种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但这个时候他才猛然醒觉，对于士大夫们一直在寻找的那个答案，他知道得并不比他们多多少。
却见桑充国意味深长地笑道：“子明找我，当不是想说这个吧？”
石越知道已经被桑充国识破，只得点点头，道：“我来找长卿，是有件事情转告。”
桑充国静静地望着石越，他已经隐约感觉到了点什么。
石越感觉喉咙有点干涸，他避开桑充国的目光，装作若无其事的说道：“皇上已经决定，令岳将拜侍中、平章军国重事。”
桑充国怔了一下，过了好一会，才明白过这话里的意思。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画，轻轻将笔搁下，这才抬起头，脸上已有勉强的笑容，“我知道了。”说完，默然一会，又道：“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吧？”
石越默默点了点头。
桑充国把头转向窗外，木然看着外面的雪地，半晌，才自失地一笑，道：“当日我实是不想做天子师的，但做了这一个多月的资善堂直讲，却又有点舍不得了。”石越才想安慰两句，嘴唇翕动，桑充国已转过身来，看着石越，笑道：“不过交给程先生，我也是放心的。子明如今虽已贵为宰相，可要烦心的事，比我可要多得多。”
石越无奈地笑了笑，却听桑充国又说道：“不过，虽然如此，我却还有个不情之请，想要子明帮帮忙……”
“长卿但管说。”
“白水潭自我辞职后，教授联席会议推举孙公（指孙觉，后面的范公指范镇。）代任山长之职，但孙公虽然不到六十，身体却不是太好。子明也是知道的，大程先生病重，范公也已经回乡了，小程先生又做了资善堂直讲，明理学院虽然人才济济，但要说声望能令两院教授皆服膺，只怕还要假以时日。而格物院，只怕一百年之内是不可能做到山长的……”
“长卿不可以继续做山长吗？”石越已听出他话中之意，不由略感奇怪地问道。
桑充国默然一会，笑道：“我只打算回《汴京新闻》。”
石越凝视桑充国，好一会才恍然大悟。在历史上，虽然理学起源于北宋，但终北宋之世，都只能算是个影响力不大的小学派，主要靠私人讲学来延续自己的学脉，其声望则只能依赖于个别杰出的学者。但在这个世界的熙宁十七年，借助白水潭学院的影响力，二程在吸收融合了石学的许多观点后，已经一跃而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大学派，其学生之多，在白水潭明理学院，完全足以与石学分庭抗礼。桑充国显然已经知道了程颐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弹劾，如果他回任白水潭山长，即使不在白水潭内部引起争议，在日后处理事务时，也将是一颗定时炸弹。
“那长卿想请谁来当山长？”
“不是我，是大程先生。一个月前，苏子容还在狱中，大程先生便和我说过，苏子容是当今少有的全才，论文章经义，明理院无出其右者；论算术、天文历法，乃至机械、药理，他也在格物院开过讲，那也是众所心服的。只不过以往苏子容是要入阁拜相的，我们也请不动他。像当年，范公、孙公，甚至是大程先生自己，若非仕途受挫，绝意进取，也断断到不了白水潭。但若当立功无望之时，那才杰之士，便免不了会想着退而立言。大程先生给教授联席会议写了封信，倘若苏子容平安无事，那便作罢；倘若他获罪被贬，趁他灰心绝望之时，白水潭当要设法延致。孙公身体不好，已经几番想辞职返乡，不瞒子明，几天之前，我就想着如何请苏子容来白水潭当山长了。只是倘若没有皇上的旨意，却怕苏子容不敢来……”
“长卿的算盘倒打得精。”石越不由得笑道，“皇上的确是很恼他。不过，倘若你们能请动苏子容做白水潭的山长，我便也能说服皇上许可他致仕。”当年程颢不过是低级官员，本来当官的意愿也不强，弃官便弃官了；但苏颂却已经是朝廷重臣，虽然因罪获贬，仕途遭受重挫，但石越如今已贵为宰相，二人私交甚好，苏颂岂能没有东山再起的机会？石越怎么也不相信白水潭能劝动他致仕，去当山长。
但桑充国却仿佛已经胜券在握，伸出掌来，笑道：“击掌为誓，一言为定！”
石越也伸出掌来，与桑充国轻击三掌，笑道：“一言为定。”
第三十七节
熙宁十七年十月下旬，皇帝召见王安石后，很快正式颁布敕令，拜王安石为侍中、平章军国重事，虽然没有郊迎之礼，没有选定黄道吉日，照样轰动天下。吕惠卿罢相后惶恐不安的新党，总算安下心来。石越与司马光又分别上了一封札子，不约而同地回顾唐代历史，痛斥党争误国，肯定只有宰相同心协力，才能致国家太平。二人皆闭口不谈王安石主政时引起的纷争，只赞扬王安石的德望才学。石越更是暗示是司马光推荐王安石为相。
这两封札子很快被公开登载在《新义报》上，引起巨大震动。对新党与王安石成见已深的人，难免要忧心忡忡，有人担心司马光与石越重蹈覆辙，有人大翻王安石的老底，过激者甚至对司马光、石越也破口大骂；但更多的人，虽然对王安石依然将信将疑，但却很肯定石越与司马光的态度。对党争的厌恶与担忧，在很多人的心中，已经压倒了对王安石的不信任——尤其是在这个宋朝再次陷入危机中的时候。
一面是石越与司马光的表态，一面是十几年的变法的确收到了效果，总之，这一次，没有出现熙宁初年王安石第一次拜相时的那种反对浪潮。
这着实让石越与司马光都长出了一口气。
紧接着，几天后资善堂直讲桑充国以亲嫌辞官，皇帝下诏“慰留”不成，于是赐金“以全其志”，同时在诏书中肯定了桑充国的才学德行，堪为师表。程颐由此成为唯一的资善堂直讲。
这也算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桑充国体面的辞职，朝野间对桑充国的不满与批评，还没来得及大爆发便随之消弭，皇帝不仅将他的继承者交到了一个他相对更信任的老师手中，也避免了矛盾激化后波及到赵佣的危险——任何对太子老师的批评，迟早都会延及到太子本人身上——这让皇帝和石越都松了一口气；而程颐的支持者们，则可以看到未来的皇帝能够受到他们所希望的教育，这个小小的胜利，也可以让他们暂时心满意足。
不过，显然没有人考虑过赵佣与赵俟的喜好；也没有人关心桑充国的学生们心里暗藏的不满……总之，即使是汴京的市井小民，在熙宁十七年的十月，也都是充满希望的，尽管在这乐观之中，也同样夹杂着许多的抱怨。开封府百姓手中拥有的交钞，平均可能是其他地区百姓的十倍，甚至是数十倍，可他们每天都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拥有的交钞被商家以各种名目拒收，或者变相地贬值。他们当然也不是完全无所作为，人们开始想方设法地将自己拥有的交钞变成铜钱，但越是这样，人们便越会发现，市面上铜钱极度的短缺，于是铜钱对交钞的比价就越来越高。在民间，到处都流传着各种各样的谣言，这些谣言，大多暗示相同的事情，朝廷征税可能不再接受交钞，甚至可能会正式废除交钞。
很多人都相信，交钞是吕相公发明的，如今吕相公既然下台了，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做了赵官家的宰相，那么吕相公的“发明”被废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汴京的市民从心里是赞成司马相公与石学士的。中下士绅阶层的意见，往往便影响着普通民众的意见，哪个宰相要是恰恰得到了这个阶层的广泛称赞，在这些人的舆论影响下，普通民众便也会认为那个宰相是好的。而司马相公与石学士，不仅仅得到了这种间接的舆论影响的称赞，更直接得到了普通市民的认可。每个汴京市民，都会敬服于司马光高尚的品格；同样，每个汴京市民，都要佩服石越出将入相的才干。倘若去问汴京的普通老百姓，他们都会说，赵官家早就该让司马相公和石学士当宰相了。他们相信司马光与石越能够治理好这个国家。而相对来说，王安石得到的支持，却比较局限于有见识的读书人，或者是那些一心想要激进改革的官员之中。
但是，尽管大多数百姓们信任司马光与石越，他们的乐观之中，却依然有着忐忑。而且这种心态，甚至弥漫于汴京的每一个阶层。交钞关系到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人们不能不关心它的存废。在汴京，人们已经开始将交钞当成烫手山芋，想方设法要把它变成铜钱或者别的实物，而商家却不肯接纳，钱庄前面每天都排着长队兑换，以至于许多钱庄为了降低风险，开始限制兑换的额度，并且以比正常情况快得多的频率，向交钞局申请兑换铜钱。
国库也越来越窘迫了。
更糟糕的是，在开封府界出现的假交钞，让交钞的信任度雪上加霜。
也许在这个时候，只有少数的投机者，才认为这是天堂。
这是一个恶性的循环，历史上，当朝廷发行一种新货币失败后，便草率地全面废除，将负担转嫁给百姓的事情，已经发生过许多次。但这一次，如果宋廷采取了同样的办法，显然将会是最恶劣的一次。因为历史上的那些新货币，即使被废除，货币本身可能还能折点钱，但这次，被废除的交钞，拿回家糊墙都嫌太硬。
恐慌在静悄悄地蔓延，并且从民间开始烧到了庙堂。
国库的铜钱储备越来越少，让很多官员开始沉不住气。有一部分官员与汴京的普通百姓一样，认为交钞是吕惠卿的“发明”，与熙宁归化一样，都值得重新检讨。并且，这在政治上是打落水狗，毫无风险。他们将交钞与熙宁归化放在一起进行攻击，以一种事后诸葛的优越感，历数它造成的危害，大声呼吁朝廷予以废除。
这种攻击绝非没有市场。在大宋朝廷中，有相当一部分进士出身的官员缺少专业知识，又不习惯于对现实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他们很容易被表面的现象迷惑，甚至就是听信传闻，便自以为是站在为百姓利益着想、为国家利益着想的立场，开始附和这种攻击。
仿佛交钞与熙宁归化便是万恶之源，只要废除此二政，一切就会好转。
更复杂地是，还有一部分有财政经验与吏治名声的官员，也开始讨论是否应当采取废除交钞、停止熙宁归化政策的断然措施。
一部分有在北方担任地方官背景的官员，率先对纸币完全丧失了信心，他们认为必须采取断然手段，在事情还没有恶化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之前，彻底废除交钞，恢复原有的币制……而一些从东南诸路出身的官员，以及许多曾经支持新法的官员则反对废除纸币。他们相信宋朝需要纸币，但他们却也认为宋朝发行了太多的无本交钞，因此悲观地认为交钞崩溃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如果宋廷继续支撑下去，只会让国家的财政也随之崩溃……所以，他们也主张断然放弃交钞，并重新建立一个更加谨慎的纸币体系，也就是说，重新发行一种有足够金银铜储备的新纸币！
于是，废除交钞的声音，俨然成为宋廷中最大最响的声音。更糟糕的是，这些讨论是完全不受控制的。奏折、报纸、私人的聚会、耳语……人人都希望自己的声音越大越好！
而民众对交钞的信心，便在这些声音中，迅速跌到谷底。
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