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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的确是一个无法令人满意的条约——仅以绢、紬而言，就相当于宋朝每年白送契丹近二十万贯。当然，这比庆历增币以后，宋朝每年要白送契丹绢二十万匹、银三十万两要好——当时宋朝同样也是要送到雄州交割的。庆历以后的“岁币”，折价约合缗钱高达七十万足贯，而这次朝廷的付出，大约也不至于那么多。而最重要的，自然是文焕所说的“掩人耳目”——如此密约，只要不泄露出去，几乎便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是即便泄露，冲击性也比“岁币”之类，要小得多。
在先皇帝励精图治，终于取消屈辱性的岁币之后，以如今宋朝之国力，哪怕内部危机不断，只怕也没有任何大臣能承受得起再次向辽国交纳岁币的责任。
其实能花几十万贯消灾约祸，买下五年的清静，亦是值得的。虽然没有准确的账目可看，但唐康到大名府后的观察，以如今的贸易规模，他估计宋朝官私商贩，每年至少能自宋辽贸易中净赚辽人七八十万贯——倘若果真打起仗来，这笔收入便没有了。
宋辽之间为了每年区区几十万贯的收入而打仗，的确很荒谬——这笔钱对契丹虽然重要，但对如今每年中央赋税收入便高达七八千万贯的宋朝来说，真的只是九牛一毛。
战争的结果谁都知道，两败俱伤。
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让人一想起来，心里却是总是不舒服。
唐康并不希望看到辽人南侵的局面，他倒并不反对宋辽开战，只不过他希望宋朝是主动的一方，由宋朝来选择时间，大举北伐。而且，他既清楚国内目前的局势，亦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微妙——于公于私，他都不愿意看到此时发生战争。
但是，只要一想到所谓的“两朝通好”，是用这样的条约换来的，而且还是宋朝主动去求辽人，他心里便怎么想怎么别扭。
既然是两败俱伤，为什么妥协的要是我们？为什么妥协的总是我们？！
如何去算这笔账是一回事，但是，唐康总觉得，为国家天下考虑，全然不算账，自然不成；但永远都把账算得清清楚楚，只怕亦非谋国之道。
有些时候，是需要什么账都不必去算，只管拨出刀来砍便是的。
在这件事上，韩维才是对的。
他心里面腹诽着，但终是什么也没有说。
这一定是司马光的主张，大哥只是迫于无奈才妥协，所以大哥才会加上那五年的约期……
第七十七节
内东门小殿。
“周以封建立国论！”韩忠彦惊讶地望着手中省试策论的题目，这才真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他不用抬头去看珠帘后，也可以猜到高太后的脸色不会好看。
但高太后却看不见韩忠彦脸上的惊讶之色，她几乎是尖着嗓子质问道：“韩卿，此当是两府之意……”
韩忠彦乍听此言，几乎是一个激灵，“太皇太后何出此言？臣实不曾闻两府有此等事……”
“韩卿休欺吾老妇，吾（宋制，太皇太后垂帘，自称‘吾’。这是比较正式的自称，犹如皇帝自称‘朕’。）已遣中使往贡院问过，此题实是安焘所定，钱勰、胡宗愈不过附议而已。”她心里极是懊恼——百密一疏，她只想着提拔钱勰，却忘记钱勰原是赞成封建之议的，以钱勰的性格，要他主动挑起事端，固然不太可能，但指望他违背自己的心意去讨好高太后，高太后亦不能做此想。至于胡宗愈，他对封建的态度，以前高太后并不清楚——但如今却是很明白了。
但高太后怒火，却全部发到了安焘身上。
毕竟，此事完全是安焘挑起的。
只是，高太后亦颇疑心，安焘也许不过是承两府宰执的密谕——当初可是政事堂力荐安焘为知贡举事的！
“太皇太后！”她这话说得严重了，韩忠彦连忙跪了下来，顿首道：“臣之事君，犹如子之事父，臣等于太皇太后、皇上，绝不敢行此无父无君之事。纵偶有议事不合，亦当死谏，取舍定否，一决于上，又岂敢对君父弄权术，挟清议以要君？望太皇太后明鉴！”
“卿纵然不至于此，他人又岂能尽信？”高太后依然没好气。
但韩忠彦的声音却高了起来，“若太皇太后以为两府有此弄权之臣，则请太皇太后明示，将之逐出朝廷，窜之四荒，以正朝纲。”
高太后猛的涨红了老脸。
却听韩忠彦又说道：“太皇太后出此语，是有疑宰相之心。此必不出于太皇太后本心，其中定有小人挑拨离间于君臣之间。孟子尝言，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父母。君臣之间，犹如手足父子，当赤诚以待，若相互疑忌，各用心术，非社稷之福。臣以不才，蒙太皇太后错爱，忝列两府，日夜思肝脑涂地，无以报太皇太后、皇上者。今两府诸公，虽性情各异，才具有高下，见识有高低，然所忠于太皇太后、皇上者，则臣以为与臣无二。”
韩忠彦一口气说了这许多话，半晌才听帘后悻悻说道：“韩卿所言皆正理。吾失言，卿毋以为怪。”
“臣岂敢。臣以微才薄德，得以侍奉太皇太后、皇上左右，是臣之幸。若臣所侍奉者为庸主，臣为此言，已死无葬身之地矣。”
韩忠彦又颤声说道：“臣斗胆，有肺腑之言，敢呈于太皇太后面前。”
宋代垂帘之制，宰执在内东门小殿奏事之时，可以屏去左右侍卫，只留下一二心腹内侍。因为高太后与韩忠彦的话，便少了许多顾忌，但这番对答，已是令在殿中侍奉的陈衍脸色发白。
他站在帘外，正对韩忠彦，眼见他浑身都微微颤抖，已是猜到，韩忠彦接下来要说的，将是更加胆大包天的话。
帘后也沉寂了一小会，高太后才说道：“卿有何言？尽可直陈。”
“谢太皇太后。”韩忠彦重重的顿首拜谢，他也不敢抬头，马上便说道：“臣万死。敢问太皇太后不欲朝野议论‘封建’之事者，果真是不欲生事么？臣以为非也！太皇太后所以不愿听到‘封建’二字者，臣以为所为者，雍、曹二王也。然臣冒死直言，果真能保全雍王者，果真能令二子孙后代富贵永继者，亦‘封建’也。太皇太后若不愿行封建事，则太皇太后在时，雍王可保无事，太皇太后千秋之后，雍王亦死无日矣！”
帘后再次沉默。陈衍如同雕塑一样站在那里，但额头上却微微浸出冷汗来。
半晌，方听帘后高太后承认道：“固是为二王计，亦是为朝廷安静。”
“若是为二王计，以太皇太后之明，臣愚昧，不知太皇太后为何不肯速定封建之策？”
“海上行舟，非安全之地。况海外瘴疠地，二王素养尊处优，纵平安抵达，只恐亦难长寿……”
“唐时皇子贬瘴疠地者多矣，以贬责之身，而多能返回长安。况二王纵往海外，亦是一国诸侯，更非诸李可比。且太皇太后以为，汴京果真安全过海外？瘴疠虽可惧，然终不及鹤顶红、牵机药！”
韩忠彦已是彻底的豁出去了。他这么无所顾忌的直言，虽主要是因为忠心，但亦是因为雍王之事若能得到彻底解决，待小皇帝亲政之后，他亦能铲除一个心腹大患。小皇帝那边的情况，他亦略有所闻，虽然他所作所为，并无私心，然保全雍王，他终究是主力，若有人在小皇帝那里进谗言，十几年后，韩家是何下场，可也难说得很。
当然，在他心里，亦的确是想竭力调和太皇太后与小皇帝两方面的关系的。若全出于私心，他也不会有勇气为十几年后的事情，在此时去冒更大的风险。
太皇太后若是恼羞成怒，他韩忠彦立时便要没了好下场。
说已出口，韩忠彦突然间，竟又生出几分惧意与悔意来。似乎自己说得太直接了一点。他跪在殿中，静静等待着命运的判决。
但他伏着身子等了很久，帘后的高太后却并没有发怒，高太后的声音中，反而带着征询的语气：“若老妇死前，给官家留下遗命……”
“太皇太后又可能保证其时官家身边没有欲借此事富贵的佞臣？自来小人无孔不入，纵官家无此意，只恐到时雍王亦难自安。”
帘后再次沉默了。
不用去想欲生事的小人，只需想想向太后、王氏的态度就成了。
韩忠彦又说道：“官家年岁渐长，有些事终是瞒不过的。章献明肃太后之事，太皇太后岂可忘了？”
高太后心头一震。
韩忠彦说的乃是仁宗皇帝的事情。章献明肃刘太后，乃是大宋朝第一位垂帘听政的皇后，当年仁宗皇帝本是李宸妃所生，但直到章献明肃刘太后病逝，这件事都被瞒得天衣无缝，仁宗一直都以为自己是刘太后亲生。但是刘太后一死，向仁宗揭发此事，甚至攻击刘太后的人，内则亲王，外朝大臣，竟是数不胜数。当年若非刘太后用宰相吕夷简之策，在李宸妃死后，以一品之礼葬之，只怕刘家满族，都不会有好下场。
仁宗皇帝乃是刘太后亲自抚养长大，而且仁宗一直视之为生母，母子情谊非比寻常，犹如此易受离间。何况她与官家之间，还隔着向太后、朱妃？
“然封建果能弥祸？”
“官家聪颖，实由天授。太皇太后保护官家既尽力，小人便难以构隙其中。纵先帝在，以先皇帝之友爱，亦当如此处分。所谓日久现人心，太皇太后与官家相处，年岁尚久，皇太后、太妃亦贤而知礼，又岂能不知太皇太后苦心？”
殿中又沉寂下来。
过了很久，才听高太后说道：“卿且退去吧。”
韩忠彦连忙叩头谢恩，退出殿中后，他才惊觉，自己的内衣，已经全部湿透。
回到府邸，韩忠彦吩咐了下人不得打扰，便将自己关进书阁。他亲自焚了一炉香，然后盘腿坐到书案前，缓缓的磨起墨来。
他很想学学古代名臣的风范，平静从容的写好遗书，等待诏令的到来。
但是，他的心情却也很难平静下来。他的脑海中，一会儿是贡生骂他不忠的场面，一会又是高太后严厉的眼神，一会又是他死去的父亲为曹太后撤帘……我是遗命辅政大臣！韩忠彦在心里对自己说道。他一生都会记得听到高宗皇帝遗诏时的心情——尽管在先帝生前他便很受信任，但他却从未想过，原来皇帝是如此看重自己，他从未想到过，原来在皇帝的心里，他是与王安石、司马光、石越一样重要的、值得信赖的大臣！
若说先皇帝驾崩之夜，他的所作所为只是出于家教，那么此后，韩忠彦的所作所为，却有更多的原因——对先父韩琦自觉不自觉的模仿，平叛后的赞誉与荣耀，受命为辅政大臣后的感激……一夜之间，韩忠彦对自己有了更多的要求。
所以他才敢自作主张，保全雍王。
直到今日……
回想到他竟然公然对高太后说出“鹤顶红”、“牵机药”，韩忠彦就觉得自己疯了。他甚至想找面铜镜来看看，看看镜中之人，还是不是他自己？
看起来高太后并没有责怪自己。
所以，虽说天有不测风云，但他终是觉得写遗书很可笑。
但韩忠彦暗暗告诫自己，绝不可在任何场合再主动提及封建之事。他要全当今日的事，完全没有发生过。
第七十八节
熙宁十八年，三月。
尚书左仆射府。
早春的阳光，透过窗外的竹林，投射在司马光的书阁内，书阁里处处都透着几个月来，从未有过的清新明亮。阁外，几只燕子互相追逐打闹着，在翠绿的竹林间，高飞低掠。
这种春日的明媚，令司马光忽然间诗兴勃发。他快步走到书案前，提起笔来，想要写一首诗记录下心中的感触，但他刚要落笔，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叹了口气，终究还是笔重又放了回去。
司马光自嘲的笑了笑。一直被繁琐的政务所纠缠，虽然一时诗兴大发，但待到落笔，才知道自己一时间竟已写不出好诗来。但他亦不想浪费这大好的光阴，停了一下，便快步走到书架前，抽出日记，重又回到书案前坐了下来。
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才是司马光真正的理想。《资治通鉴》所记录的历史，只到宋初开国。司马光一直有个愿意，希望在致仕之后，能够写一部宋朝的国史——这部国史的范围，将不限于各朝实录与国史馆所修的国史，它的材料将更加丰富，立场也更加公允。因此，十几年来，司马光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将他听到的、看到的，他认为有史料价值的事情，如实的记录下来，在每一条记录下，他都明确的记录下这是他在何时何地，自何人口里听到；另一件事便是写日记，记下他为政十几年间的点点滴滴。任何人看到这本日记，便可以对熙宁一朝的政治，有一个清晰的了解。这两件事情，司马光十几年如一日的坚持着，从未有过任何的懈怠——哪怕在他意识到自己致仕以后，恐怕将不会再有精力去写一部史书之后，司马光也没有停止下来。
他将这两本笔记，珍之重收的收藏起来，即使是家里的子侄，也从不许他们翻看，几天前，他又在笔记的第一页上，加上了遗言，禁止后代在三代之内公布这些笔记。
这即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祸端，亦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让自己的记录，更加公允。
司马光将日记在书案上放好——他的日记已经累积了几十卷，这是最新的一卷，是从新帝柩前即位那一日开始的。他将这一卷日记小心的翻开，翻到最后一页，看了看时日，竟已经缺了六日没有记录了。
他决定趁着这难得的空闲，补上这几日的日记来。
他一面整理着思路，一面翻到前几页的日记。
“……知开封府蔡京等上书，请以左右仆射兼门下长官，余与右相越上表，以先帝改官制，欲凡军国事，两府揆而议之，门下审而覆之……京言不当。先是……”
他不觉又摇了摇头，目光移到下面一条。
“……以端明殿学士判河阳府曾孝宽为兵部侍郎，右相越、侍中安石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