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几年，国民革命军每占领一个省，一些地方武装面临解散的时候，很多人为了有口饭吃，坚决不同意解散，到最后即使干工程兵，每天从事重体力活也在所不计。
良民成为土匪，前几年军队整编过程中难点，虽然说明土地兼并重的问题，但更说明在当前中国，人均占有土地维持在一个恐怖平衡状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像西欧各国学习，夺回自己的生存空间外，除了改进耕种方式，提高亩产外，现在最行之有效的方法就是施行计划生育。
与此相呼应，多位留学博士通过报纸向大家介绍西欧奉为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并对其进行发展与创造：人口增殖力比土地生产人类生活资料力更为强大，并断言人口在无妨碍时，以1、2、4、8、16、32、……的几何级数率增长，而生活资料则以1、2、3、4、5、6……的算术级数率增长。
当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的增长时，就会发生贫困和罪恶，要限制人口增长，使二者保持平衡。
从而将人口理论分为三部分：
①人口必然地为生活资料所限制。
②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增长，除非受到某种非常有力而显着的抑制。
③这些抑制全部归纳为道德节制、贫困和罪恶。
这3点是支配人类命运的“人口自然规律”的基本内容。通过上述理论，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①贫困和罪恶是人口规律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造成的。
②只有拓展土地与发展大力发展经济水平才能消除人口的过快增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③人民的生活水平受人口规律的支配，人民生活水平随人口的增减而变动。
而与此同时，在全国很多妇女领袖也纷纷发表讲话，支持政府决策，施行计划生育，一些人描述丈夫、公公婆婆将自己视为生育工具，每年除了生育小孩，还是生育小孩。
这些妇女领袖认为，现行的生育制度，是对妇女的摧残与迫害，希望将妇女从生育枷锁中解放出来。
在这波计划生育宣传攻势中，
一位记者到一些贫民窟，到一些偏僻山村，看到有的一家7口，小孩没有完整的衣服，大家每天只能喝米汤度日，整个舆论当即哗然。
要解决贫困，就一定要实行计划生育，若还是坚持多子多福，那只能是共同贫困，谈什么解决温饱，达到小康，根本不可能。
是在城市里面，在学堂里面，在一些妇女工作公司，如砂布厂，丝绸厂里面，这些少女在组织之下，纷纷游行，要求通过计划生育法，不要将妇女当做生孩子的工具后，于是国会议员的主张开始转向，那些过去嘲弄挖苦的纷纷转向。
在20年代，很多知识分子，最高兴的是说自己有多先进，而讨厌说自己非常保守。
如此，在社会上基本取得共识，
大家逐步认清，多子非多福，强调优生优育，
鼓励一对夫妻生1个、2个子女，
对生育超过2个的，如3个，4个，5个进行处罚。法案确认，
在各级政府部门民政单位成立计划生育司，
根据法律，对以后超生的，或者连续征召服5年劳务外，或者是罚款5万个大洋，
对于超生的，将被剥夺5年以上公民选举权。
当然，对于独生子女，也提出奖赏，在少孩达到16岁后，还是独生子女的，发放一定奖励。
如此，对后世影响深远，也是颇受争议的法案，婚姻法得以通过，大家确认，在全国推行少生优生这一根本国策。
第516章 五年经济计划
随后，第一个五年计划执行会议在武汉召开，前世杨兴是学管理出生的，知道自由经济毕竟有很多弊端，如今全国统一后，在全国实行以自由经济为主，辅之有管制的计划经济。
在第二次北伐前，杨兴就与各部会，各省市商定第一个五年计划，计划经过5年经济发展，使工业、商业年增长率达到18％（历史上改革时实际为17％；考虑到刚刚统一，消除了经济发展中出现太多不稳定因素，因此18％是适宜的），农业年增长率为3％（主要通过兴修水利，以及对良种种子推广应用实现）。
经过十五年战乱，中华民族重新得到统一，摆脱战争的创伤，加速经济建设无疑成为各方共识，在对中国经济发展形势进行分析之后认为，在民国这一动乱时期，很多人喜欢投机，喜欢一夜暴富，真正如张骞般大力发展实业的是少数，在全国，各种银号达到十万家，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一些黑帮背景人士控制了中国银号。
首先是教育建设，目前全国共有大学不到20家，在3年之内，全国建立40所大学，5年内，全国建立大学60所，各高校每年都需在全国范围进行配额招生，如此让各省最优秀人才进行交流，减少彼此之间隔阂，防止联省自治等据割思想死灰复燃。
除西藏、内蒙古、新疆外，各地区都需建立一所高中，在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广东、湖北等开始发展的省份，每个县争取建立一所高中，每个县都需建立新式初中。
5年下来，整个教育投资接近10亿元，该项投资为最优先投资。
其次，在3年内取消各省内有关管卡，在5年内取消国内有关管卡，保证经济流通。
作为全国信贷、银号的监管部门中央银行制定了《中华民国银行法》，新版《中华民国银行法》规定，中央银行为全国所有银行、外资银行的监管部门，亦为民国货币的发行单位。
规定在全国禁止发放高利贷，自民国16年起，所有利息高于中央银行指导利息两倍以上的信贷，全部作废。
考虑到全国经济发展形势，规定在1年内，只有资本额在2百万以上的银号，并且将资本额的20％交予中央银行后，方可正常营业，对资本额低于2千万的银号，禁止其开展信贷业务。
接着，就是结合各地自然资源，结合当地已建立起实业，以政府投资为引导，吸引民间资本，5年内在全国建立45个轻工业基地，16个重工业基地的决定，通过经济的聚集效应，逐步发展中国经济。
对这些工业基地建设，各省市都需建立项目领导小组，由主要领导担任领导职务，以保证轻工业基地，重工业基地的建设。
其次，就是完善全国铁路、公路网络，每年兴修铁路不得低于1千公里铁路，公路不得低于5万公里公路，争取在二十年的时间，在全国建立起比较完善的交通网络。
在全国建立25个大中型水电站，5个大中型火力发电站。
再次，就是兴修水利，通过三年时间，在全国主要农业产地，需要兴修水库，疏通河道，保证在遭遇一般旱灾的情况下，能保证人畜用水，保证灌溉。
最后，就是鼓励各省、行署、县，因地制宜，发展地方经济，在上报上级政府主管部门后，除东北地区与华北的新疆、内蒙古可能遭到战争威胁地区外，其它各地，3年内若是当地没有完成建立现代工业企业任务的，对没有完成建设任务的，由考试院考核后，交监察院弹劾。
听到如此庞大的建设规模，一些议员议论纷纷，大家估算如此大的投资规模，需要资金在200亿圆上下，中央财政收入才8。7亿元，省县财政收入也仅仅7。2亿元，全国财政合计才16亿元，如此大规模投资，财政收上来不吃不喝，也只能保证到建设投入。
但是各省市领导、各部会领导感到理所当然，因为很多重工业、轻工业设置，在当地都有一些公司，在做前期的生产活动，只是没有形成规模效应，只是无上下游工业企业支持，若是投入一定资产，对原来公司，对当地经济发展是事半功倍的。
但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杨兴一点也不担心，认为总投资估计在200亿上下，而目前国民生产总值每年才306亿元，但是各级政府主要将投资放在基础设施方面，厂房建设方面，关键设备引进方面，如此算来，也不过80亿元左右，其它部分，完全可以借助民间筹集而来。
而如今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为8。7亿元，地方政府为7。2亿元，5年下来，考虑投入的周期性，每年固定资产投入，也仅仅占政府收入的50％，实现该项投资，完全可能。
况且在最初两年，每年投资额也仅仅在7亿以内，在以后数年，投资额度将逐步扩大，而与此同时，国民政府财政收入也随之扩大，如此可将经济投入资金控制在国民财政收入的50％以内。
此外，很多东西并不一定要政府从头再来，可以扶持国内具有发展潜力的公司，如此避免投资可能的失败，也能减少大量投入的风险。除此之外，在上海的证劵公司即将开始，如此通过发行股票方式募集资金，鼓舞大家投资发展经济。
在听到杨兴如此计算之后，很多人方才喜笑颜开，渐渐明白这个五年计划基本可行。
在经济工作会议之后，杨兴专门接见国民革命军、四川省政府所控制的民生银行经理王华，了解到民生银行经过数年发展，如今已经有总资本在2个亿以上（包括基本金8千万，吸收存款1。2亿），如今在西南各地、广东、湖北武汉都建立了分行与支行。
根据前世经验，杨兴让王华将银行业务扩大到华南、长江、河南、西北各地，如今刚刚整顿小银号，在上述地区存在资金空白，经过数年发展，完全按照现代银行体制建立起来的民生银行，完全可以在上述地区站稳脚跟，如此也可支持各地经济发展。
在处理完民生银行事务后，杨兴召见了民生实业经理卢作孚，在听到卢作孚的介绍，经过12年发展，民生实业由最初的3艘船，发展到100艘商船，形成25万吨的商船规模，在重庆、广西钦州、广州黄埔有三个船坞生产基地，员工超过万人以上，经营业务遍布沿海沿江13个省市，成为名副其实的运输大王时，杨兴也感到非常激动，差点放弃私有化的主张。
不过杨兴也知道，虽然船运利润还是很大，但是若仍然全力支持民生实业，可能导致不公平竞争，最后一忍心，还是告诉卢作孚，若是自己在插手航运事务，可能影响到未来商业竞争，因此决定对民生实业进行私有化，国民政府在民生实业的股份，由目前的70％，在三年内将削减到10％。
针对剩余的10％，杨兴决定作为内部职工股，转给民生实业管理层与普通员工，，卢作孚作为管理人员代表，将获得1％的报酬，以实现当初的承诺。
当杨兴说道，中国船运将来当然有更长远的发展，不说由于南洋海盗，很多日本船务运输逐渐借用中国商船，就拿中国经济发展水平来说吧，美国纽约一个港口吞吐量就达到100万吨，在未来中国船运实力绝对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今天退出，主要是为了民生实业有更好的发展，只是为了中国船运整体上来。
当然，这次国退民进，是以不影响民生实业发展前途为第一要务后，后续在经营过程中若出现任何问题，都可以来找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永远是民生实业最坚强后盾后，卢作孚虽然有点伤感，不过随后表示了解。
让人始料不及的是，在政府退出民生实业后，民生实业发展不但没有受到影响，业务则逐步扩大，最后形成船运、空运的托拉斯。
接着，就是对国民政府所控制的嘉陵丝绸厂、摩托车厂、自行车厂、收音机公司进行私有化，杨兴按照最初的承诺，都留下10％作为员工股，以此来激励创业者。由于在杨兴带领下，很多人对这些新兴行业跃跃欲试，国民政府的退出，不但没有为这些新兴工厂发展带来影响，由于政府的退出，更加大了大家投资热情，更保证了自由竞争。
第517章 高尚的开拓者
杨兴眼光更瞧准了其它新兴行业，这天上午，在国民政府驻地，来了两位年轻的客人，这两位是为杨兴所请，专门从老家赶来。一位叫范旭东，被后世誉为中国化工之父的人物，但是此时的范旭东正遭到外国洋行打压，处于低迷时期，不但市场开拓难，也陷于财政危机中。范旭东，1883年生，湖南人，杰出的化工实业家，我国重化学工业的奠基人，被称作“中国民族化学工业之父”。
范旭东，幼年丧父，随母谢氏和兄长范源濂到长沙定居，生活十分贫困。曾一度投身保节堂，靠这个“慈善事业”机构供养度日，这使范旭东幼小心灵中种下了发愤图强、艰苦奋斗的思想根苗。
范旭东在兄长帮助下，于1900年东渡日本留学，1910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理科化学系，后留校担任专科助教。
1911年回国，在北京铸币厂负责化验分析，但由于不满当时官场的腐败，两个月后辞去了工作。不久，被派赴西欧考察英、法、德、比等国的制盐及制碱工业，收获很大。回国后，历尽艰辛，于1914年在天津塘沽创办精盐公司。
在在此基础上，范旭东为实现实业救国和发展化学工业的愿望，又着手制碱工业，于1917年开始创建****碱厂。碱厂开工之初，生产很不正常，在侯德榜等一批技术骨干的努力下，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于1925年实现了正常运转，生产出优质纯碱。
但是在与洋行竞争时，出现了问题，原来，卜内门公司乘****碱厂生产尚未正常之际，通过英国外交大臣和驻华使节指令充任财政部盐务稽核所的英籍会办丁恩，强行公布了《工业用盐征税条例》，规定“工业用盐每担纳税2角”。这将使每吨碱的成本凭空提高8元，使之更难与卜内门竞争，从而将****碱厂扼杀在襁褓中。不少股东感到失望、灰心，不愿继续搞下去；有的股东要求撤换侯德榜，另聘外国专家来主持技术工作。范旭东知难而进，努力说服多数股东勉强同意他提出的“在开车中谋求解决技术问题”的主张。
在侯德榜等同仁努力下，找出了产品质量问题的病根，不断改进措施，逐步见到成效，产品颜色开始转白。
但此时，4台船式煅烧炉这时已全部烧坏，无法再用，全厂被迫停产。要恢复运转和继续解决技术问题，必须花大量资金。而此时碱厂已耗资200万大洋，要恢复投资，至少需要2000万个大洋。
此时，卜内门公司公司总经理尼可逊一再要求范旭东与之会谈。在会谈中，他反复炫耀卜内门资金充足，技术力量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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