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特别是改革后朝廷如果直接征收现钱，比征实物更省事方便，而且如果是按亩征税，那么也不会出现说穷人交不了税的情况，毕竟是按亩征的，一百亩地才征两石粟、两丈绢、三两绵。外一匹半的免役钱，不可能交不起，毕竟一百亩地起码能产出百石以上的粮食。
不过当苏威把皇帝的计划书看下去后，越看越惊讶。原来在皇帝的计划里，这一年三千万贯的税收，其实只是主税。换句话说只是田租。新税制里还有不少的税呢，最主要的是商税。各种工商税制，关税、交易税、营业税、通行税等等。不过这些都是针对商人商铺的税收，跟普通百姓倒关系不大，可看的出来，皇帝对这方面的税收抱有很大的希望，原来朝廷在这方面一年也就那么二三十万贯的税收，现在却可能会达到主税的规模甚至超过。
而皇帝的新税制，有一项更加的狠，那就是对盐、茶、酒、矿产、铜、铁等征收重税，尤其是盐一项，就计划每年至少征收盐税一千万贯，盐、酒等加起来也要达到一千万贯。如今盐茶都是不征税的，而以后，都要征税，而且还是重税，一斤盐可能得超过十文钱，比米还贵上两三倍。
总之易风的计划里，朝廷要大力开发商业，主税是两税，一年的税收大约三千万贯左右，然后次是商税，每年大约征收一千多万到两千万贯左右，再辅以专卖的盐茶酒矿等税，预计达两千万贯左右，总之，在易风的这个新税制上下，朝廷每年征收的税赋总额折钱六千万贯上下。这个数量，比起如今朝廷一年也就千把万贯的财政收入要翻六翻。
看的苏威有种目瞪口呆的感觉，这一下子翻六倍的税收，那天下百姓还不得反了。可又仔细看了看这计划，似乎又有些不对。商税主要针对商人，普通百姓受不到多少影响，物价可能会上涨一些，但肯定不会无限制的上涨，而倒是主税，总额方面没什么变化，但少数地主大户的税肯定多了，而绝大多数的普通百姓税却会少了，因为现在天下因人口增多，均田制早就已经难以实行了，绝大多数的百姓家里没有每丁一百亩地。如此一来，普通的百姓按田亩交税，他们的主税就下降了。毕竟，天下一半以上的土地，其实掌握在天下千分之一左右的少数贵族及地主豪强们手里的，绝大多数的百姓其实都只有少量的土地，甚至有许多的百姓都靠佃地耕种，既受着地主们的剥削，可却又还得上交租庸调，这很不公平。占有大量土地的地主们，却也只是按丁交税那一年几千钱的租庸调而已。
唯一的这个盐茶酒税，对普通百姓也有不少影响，尤其是这个盐，不喝酒不喝茶可以，不吃盐不行。一斤盐十文钱，一人一年十斤盐，一年的盐钱就上百文，一家人可能就得交上千文钱买盐了，这笔钱是一笔额外的大支出，相比过去多支付数百文钱。但是因为是含在盐价里面，倒也并非强制征收，却也还是可行的，虽然这也许会赞成私盐兴起，以及穷人可能吃不起盐，但如果朝廷每年真的能收到盐税上千万贯，这倒也不是不行。
当然，按皇帝的意思，还会有不少的税项，比如房产地产税，车船税什么的，但主要的征税思路还是针对有钱的人，普通的人不会受太大影响。就好比对赌场、妓院和酒楼等地征收重税一样，这样一来，那些去这些地方消费的有钱人消费支出大增，可对于没钱去这些地方的百姓来说，根本就没影响了。
易风的税制改革计划看的一众宰执们惊讶连连，可易风却没觉得什么太出奇的地方，他拿出来的这个改革，其实就是从唐宋的税制里拿来的一些制度，都是实行过的制度。就好比盐税一样，隋朝和唐初都没有盐税，可自中唐起，盐税就成了此后一千多年中国各朝的主要税收之一，宋时每年盐税曾达到两三千万，清朝时每年盐税收入也超过一千二百万两白银，南宋末期，国家盐税收入甚至占到国家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盐税其实就是一个变相的人头税，因为人人都得吃盐，不可取代。
总之，易风的新税法，有一个核心的思路，那就是降低普通百姓的税务支出，而从那些有钱人手里收钱。比如商税，原来隋朝几乎忽略了这一块，而易风就是要从这里征收到每年财政策收入的三分之一左右，至于盐税，则是对于主税田租下降后的一个补充，就算不种田的百姓，他不交田租，可也还得吃盐，买盐就等于交了税。
总体来说，新税制后，商人这一群体，原来赚钱多，交税少，如今也将成为交税的主体，而普通的百姓，按田产交税，一般农民田少则租少，而那些地主们，田越多交的税越多。一如皇帝即位以来的执政思路，打压那些贵族豪门，而对普通的百姓小民们照顾倾斜。
新税制计划最后还有一条，官民一体交税，不管是官是民，都得交税纳赋，没有豁免特权，连寺庙道观也一样，有田就得交租。
朝廷每年能征得六千万贯左右的现钱，然后朝廷再出钱购买粮食等所需物资，也成为市场的一环。当然还有一点重要的，以后朝廷就不能再免费征召百姓做劳役了，百姓已经交过了免役钱。朝廷要做工程，要么直接承包给商人们，要么就拿钱出来招募百姓做工。可以说，这是比原来要额外支出的一笔钱，不过如果拿钱招人做工，肯定要比原来征召百姓服役要方便的多，前提是官府有钱。
“最后一点，除商税盐税等税款必须上缴中央财政外，各地征收的两税，也就是田租，三分之二上交中央，三分之一留归地方。这三分之一其中三分之一留归各县，三分之一交州上，三分之一交省上。”这也是新税制中，又一条与原来税制里格格不同的一条。
“好了，现在各位也都看过了我拟的税制改革计划，现在各位宰执们谈谈自己的看法吧，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各抒已见。”易风拍了拍巴掌，对一个个正沉思的宰执们说道。（未完待续。。）
第569章 劫富济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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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搞税制改革，就根本维持不了现在的朝廷开销，更别说还得养几十万职业军队了。而要养几十万军队，还得要维持现在的扩张计划，保证不断的军事作战计划，需要的钱粮都是海量的。光靠着现在朝廷每年不到千万贯的财政收入，根本不够。
易风即位以来，北衙的那三十五万禁军，其实都是他自己掏腰包在养着，用的都是他自己的内帑。朝廷原来的税制，都是相当简单的，均田制加府兵制，是隋朝的两大基本国策，给百姓均田授田，然后租庸调制收税。
府兵授田，然后府兵不交税国家也不用支付他们粮饷，甚至府兵还得自己置办军械装备。
在这些制度下，朝廷每年征收的税赋，都只是用来供给皇帝和宫廷以及京官，朝廷的地方官府地方官员甚至都不用朝廷财政支出，地方官员也一样是用职田、公廨田、公廨钱、官职永业田来支付地方官府的办公费用以及地方官员的俸禄。至于那些地方的吏员，这些人朝廷是不用支付钱粮的，甚至地方官员也一样不用支付钱粮，这些人光干活不吃饭。当然，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但朝廷和地方确实不给这些吏员支付钱粮。他们完全靠自己的职务合法合理的收取灰色收入以养家糊口，甚至发家致富。
隋朝的政策。处处就是透着这么一种古朴，一种简单。至于说国家和地方兴建什么工程项目。修路修堤修坝、修城筑墙一类的，自然也不用动用国家和地方的财政支出，一切有老例，征召民夫，加征加派钱粮，总之这属于额外支出。
国家财政税赋收入，一不用养兵，二不用养地方官吏，三不用于百姓。每年近千万贯价值的税赋，其实就两个用处，供养皇帝和宫廷开支、养京官，其二，用于战争开支。如果不打仗，那么一年近千万贯的财政收入，其实是绰绰有余的。这也正是为什么隋朝立国十九年，其间打了好几次大仗，可最终却也仍然能靠着每年千万贯的税收。依然能够打造出一个开皇盛世的原因所在。
可现在不行了，新朝的各种新政，处处都与原来的策略不同。
朝廷的税赋除了供养皇帝和宫廷以及京中百官外，还得供养几十万北衙禁军。以及府军、边军的职业军官们，此外地方官员的薪俸也已经纳入国家财政支出，另外原来一直不用付钱就为朝廷工作的那比官员数量多出十倍以上的吏员。也算是有了编制，也纳入了国家公务员的行列。他们也是有了正式的薪俸，这又是一笔巨大的支出。加上朝廷和地方官府的办公费用等等，都是相比于过去额外的支出。何况，新朝已经取消了劳役，朝廷要兴建工程项目，征召民夫还都得支付民夫们薪水。
北衙禁军做为职业军人，待遇相对优厚，平均每个士兵每年的军费是五十贯左右，计算下来一年就得一千七百五十万的供军费用。这还没计算发生战事的战争支出，而边衙与南衙的边军、府兵虽然不是职业军人，可也有不少的职业军官，要维持这两衙的几十万军队，一年也需要不少钱，合算起来三衙的军费一年起码得两千万，还是非战时。而易风给官员们加薪，给吏员们发薪水，虽不如供军花费这么大，但加上宫廷的开销，一年也起码得要一千万左右。
仅仅是每年的军费加上官吏俸禄和宫廷的开销，一年就得三千万贯。
这还没有算上朝廷如果要兴建水利或者修葺城池、维修道路，疏通运河等方面的工程费用。
如果还沿用朝廷的旧税制，朝廷过一年就得倒欠上两三千万，这还只是维持正常的运转，还没计算战争或者遇上灾害等需要额外支出的时候。可以说，税制不得不改，不改不行。不改，一天都维持不下去了。易风虽然有自己的皇帝私人产业，一年有不少的进项，可光靠着皇帝的内帑支撑，不是长久之事。易风早就在计划着税制的改革了，只是之前还没有完全掌控朝廷，因此也无法一步到位。但如今在位已经一年多，内内外外也清理整顿的差不多了，这个时候正式提出来，自然会阻力小些。
况且，促使易风改革税制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均田制根本是个维持不了多久的政策，而租庸调制就是以均田制为基本。均田制一坏，租庸调制也就失去了根本，国家的税制也就会崩坏。做为一个有着不一样见识的皇帝，易风当然不能等到以后崩坏了的时候再去改。
唐宋推行两税法，每年的两税收入都在两千万贯上下，尤其是中唐时推出两税前一年的税收不过几百万贯，推出两税后立即翻倍。而易风的新税法虽然也叫两税法，但主要是取春秋两季上税之名，实际上却已经与唐宋的两税制大为不同。唐代推行的两税最重要的是分为户税和地税，户税是按每户的贫富不同划分各种富等，然后不同的等级定不同的税款，而地税则基本上是统一的，北方等地每亩纳田租一斗左右，南方更富裕的田地则为一亩一斗到三斗左右，而代役钱等杂税也被统一纳入了两税之中。百姓的税一年分春秋两次交，按官府定下的户等和田数交纳户税和地税。而这个数额，则是由官府提出预料好了当年的财政支出数目，然后根据这个数字分配到全国各地，按额征税。因此可以说，两税到底是多少。其实一切由皇帝和朝廷说了算。朝廷说今年要花一千万，那就征一千万。天下的百姓根本不同的户等，田亩分配下去。如果皇帝说今年需要花一个亿，那天下百姓就得根据各自的户等和田数分摊这一亿。这种两税法，自然算不得公平的。
而易风的这种两税法，并不是量出为入，而是按原来均田制的税率，定出每亩田所要支付的租庸调，然后把他们全折算为钱，然后朝廷直接就根据百姓们拥有的田亩征税。田多少就征多少，再无额外。当然，这是主税，如商税等属于另外的税收。这样的两税，一年也是分两次征，可最大的区别是税收的总数是根据天下的田地数量计算的，因此也就会是一个比较稳固和固定的数额。而经过新朝的土地丈量，人口普查，全国拥有一千万顷土地。贫富土地皆有，然根据新税制，一年的两税折现差不多有三千万贯，当然。这个数字其实也不是固定的，得根据粮食、绢帛和绵、布等的价格有所浮动，但总体来说两税就是这个数字。比之原来每年几百万的租庸调。翻了三倍不止。
虽然翻了三倍多，但这笔钱还是不够每年基本的财政支出的。为此易风的税制了。又增加了国家专卖这一块，用以增进财政收入。专卖的就是盐茶酒铜钱等一些紧要物资，尤其是食盐，易风准备学后世的那些朝代，从这里夺取一大笔税收。易风预计盐茶酒等专卖税收一年两千万左右，此外还有一个税收来源则是商税，易风也打算从中获得千万以上。
这并不是妄想，易风在怀荒时，已经开始推行工商业的发展，并从中获得许多利益。北宋熙宁之时，一年的两税折合钱两千多万贯，而商税宋初时只有四五百万贯，后来也达到了两千万贯左右。当然，北宋之时创收最多的却是专卖，尤其是生活必需品的食盐专卖，北宋末年之时竟然达到了四千万贯，而盐之外的茶叶和酒的专卖也一样创收许多，每年都在千万上下。而宋朝特别是南宋，在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主要收入之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杂税，南宋时最高财政收入一年达到一亿几千万贯，其中杂税就有数千万贯，绍兴三十年，光是杂税中的绿总制钱就有两千多万贯。
易风现在不打算变着法子收杂税，但也不想放弃专卖这个大创收，因此他的目标是两税、商税和专卖这三项，一年至少得收入六千万，如此朝廷才能保证维持运转之外，还有富余留下一部份给地方的省州县使用，使得中央财政外地方也有钱财府库诸存，另外还可以有钱供朝廷和地方搞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