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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还有两个人……
到了第二年吕端病重，以张齐贤与李沆为首相，向敏中为参知政事，杨砺与宋湜担任枢密副使，李至、夏候峤与温仲舒以本官免相。
但还有两个人……
到了第三年杨砺与曹彬去世，起用王显为枢密使，继续还有两个人动都没有动。
这中间有一些能让人理解的原因……
封赏的封赏了，赵恒这才睁大眼睛，看着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很不美好，巴蜀再次给他当头一个棒喝。
四川有张咏，又设了川骑兵，一时间“蕃羌蛮僚”纷纷来朝，表示效忠宋朝。大家以为巴蜀平安无事了，实际取消旁户，加上张咏内治，两次叛乱带来的沉重创伤，巴蜀大多数百姓也不想再造反了。
然而内部的危害永远大于外部。
就象李自成若不贪图陈圆圆的美貌，当真女真过万则无敌？
就象赵构不杀了岳飞，南宋会不会那样窝囊？收回中原，力量更强大，忽必烈能不能顺利拿下宋朝？
这次的事件就是内部矛盾引起的。
宋朝军制存在着许多矛盾，特别是募兵制，将所有士兵豢养在一起，贵族兵看不起平民兵，京城兵看不起外地兵，禁兵看不起乡兵包括川兵，许多低层将领胡作非为，贪墨扣克，导致军中产生了许多矛盾。特别是驻扎在巴蜀的禁兵回不了家，便怨恨巴蜀百姓动乱，也将这个仇恨放在收编过来的巴蜀士兵身上。
西川都巡使使韩景佑带着部下去怀安，正是这个矛盾，让广武的一个兵士刘旴忍无可忍，带着大家袭击韩景佑，韩景佑爬墙逃跑了。刘旴掠怀安，多次叛乱战乱，导致连一个完整的城墙都没有，又攻破汉州与永康军、巴州。幸好马知节与上官节迅速出兵镇压，事情才没有变大。
这说明国家存在着许多问题。
因此孙何、王济、马亮、王禹偁、田锡，包括张齐贤等人上书要求“深化改革”。“若守旧规，斯末尽善，能立新法，乃显神机。”
应当从内治上来说，到了赵匡义手中，基本的大框架搭了出来，仍有很多弊端，特别是这两年赵匡义病重，群龙无首，非乃吉，相反的一点也不吉，弊端在加重。
然而稳重派吕端、李至、李沆等人却十分反对，“利不百，不变法。”
不动还好，一动马上会出现很多问题。
那么是否不动？若此，李沆都不会成为“圣相”，他与后来的吕夷简，唐朝的姚宋处事方法一样，不是不动，而是微调，然而他名声比吕夷简好就好在他没吕夷简那样霸道，胆大妄为。
不过这次争议并没有引起朝堂动荡，有好几个原因，第一现在危机没有熙宁宋神宗时那样严重，再加上宋九种种微调，经济、民生以及军事上的情况也远胜过另一个时空。
其次赵恒虽动了，但不象王安石那样动得彻底。
第三个原因那可是一个大秘密……
各人上书，赵恒皆未置与否。
但他开始了第一步行动，百姓的欠税。
欠了就要讨，讨的过程就会很惨忍了，胥吏过来，敲骨吸髓，不听，立即抓起来做牢，笞杖，让他们家破人亡。
王钦若便将这些情况，以及天下欠税数量写了奏折，递给赵恒，一千多万贯。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相当于唐朝一个国家半年的总收入。
赵恒大惊，问：“先帝不知？”
这个玩意儿有些不大好回答，却没有难倒王钦若，徐徐答道：“先帝知道，这是专门留给陛下施民恩的。”
赵恒大喜，立即下诏由王钦若主持此事，将这一千多万贯欠税全部免去，几千个关押的贫民一起释放出来。
但有一个问题，刘式仅是免去江淮的欠税，便差一点使朝堂震动，为什么王钦若免去天下的欠税，却平安无事？在史书上他是一个奸臣，主要原因就是与澶渊之盟后面的寇准做对，然而为何刘娥也要重用这个奸臣？寇准没有打压政敌吗？
这就是那个秘密。
自古以来经济可以开源，可以将面包做大，权利还是那个权利。
宋九在苏州还在思索制度，最后依然茫然。做得公平的不得不承认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它的秘密不是全民参政。那个扯了，全民参政，没房子的希望房价掉到一百块钱一平方，有的房的希望涨到一百万一平方，房产商希望涨到一亿一平方，至于老百姓死活，管房产商屁事！那岂不是乱套了。
所以许多国家掉到坑里去了。
真正的奥秘就在一个选举制度，承诺得好，才会选你，但做不到，下届马上就会落选，这逼得官员小心做事。
但就是这个民主的真正奥秘还有许多弊端，要取悦选民，还有数党掣肘，那么就不敢做事，或者做事拖拉。甚至为了拉选票，募选举资金，成为权贵与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与全民参政有屁的关系？
就是这种利弊参半的制度现在也不能执行，首先精英集团的反对，可以想像一旦执行下，会引起多少反响，那后果简直不堪设想。
其次百姓还没那思想觉悟，更没有选举所必备的交通条件，更无法保障选举的透明度。
因此还回到原路上。
王钦若宋九是知道的，不过进入政坛后，也不大相信史书评价了，那是士大夫写的，肯定站在了士大夫的角度，因此让王钦若自然地发展，并没有干涉他的成长道路。
这次在苏州听到王钦若消息后，宋九便开始了反思，为何？
难道后来寇准就做对了，整天将澶渊之功挂在嘴上念，置皇帝于何地？
况且现在寇准就展现出那么多缺点，整是一个有头脑的中二青年。
最后才想清楚原因，那就是权利。
除了少数被五分收买下去的汉奸以及被洗脑的公知，若对外时，大多数肯定会热爱这个国家。但在一国之内，又会热爱自己的家乡。但在一家之内，又会热爱自己的亲人兄弟。这是群体动物的自然生存反应。
若是制度还是如此，那么皇帝如何治理天下，随着制度完善，想赵恒骑着马乱跑，那是不可能了，不出去便罢，一出去无数侍卫开道，根本就看不到百姓的真实生活。因此他只能听身边的人讲。
所以作为皇帝的手臂无外乎便是四种人，一是文臣，二是武将，三是外戚，四是太监与宠妃。
在宋朝太监与外戚渐渐失去作用了，因此争来争去，便是文臣与武将之争。
武将在赵匡义打压下也没有话语权了，于是便成了文臣一枝独大，但他们上面还有一人，那就是皇帝。
附庸皇帝肯定不大好，但皇帝反对的便坚持，也未必对。
不过这种潜意识，文臣便会自发地打压皇帝威信。特别是在北宋这种越来越开明的风气下。因此寇准是清臣，王钦若是奸臣。
这个也无所谓，可怕的是后面，随着皇帝权利缩小，变成了文臣一枝独大，但继续争，荫补的官宦子弟没有了话语权，从胥吏提拨上来的官员没有了话语权，成了科举进士天下后，仍在争。
明面上熙宁变法是保守党维护精英集团利益，实际就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争权。甚至最后演变为地域之争，朔党，洛党，蜀党，新党。
这才让朱元璋失败，朱元璋有惩宋朝党争之害，于是更加集中皇权，可最后呢，权利仍被大学士掌控，结果为了平衡，明朝许多皇帝不得不起用太监，东西厂，锦衣卫。
相反的，满清奴化，反而什么问题也没有了……
想通了，宋九无语了。
第五百零一章 狼来了
巴蜀这次小规模的叛乱乃是兵变，非是农民起义，也非是官员做得不好，但是赵恒乃小心翼翼地治理着这个国家。第一步将天下划成十五路，然后再将巴蜀细划成四路，实际就是十八路。从此以后，巴蜀才渐渐演变成四川。
再将十八路转运使全部召回，对他们戒告，从此以后无力徭役全部停下，暂缓土木建设，让农民有一个休息的时间。然后让转运使鼓励他们去开垦荒地，种桑养蚕，载树种棉，不要说俺们地被豪强兼并了，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凡是开的荒地就是你们的，而且国家还大力支持你们开荒，并且免掉前五年所有赋税。
你们这些转运使那个做得好那个就有政绩！
又经马元方提议，开始落实“预买绢政策”。
也就是老百姓最难熬的春荒时，可以向官府请求资助一些钱粮，到秋后以绢或者他物偿还。
实际就是专门发给贫困百姓的无息或者低息贷款，“准敕收买绸绢，不得抑配人户，如愿预请钱者，听！”
老百姓请钱，必须得给。但老百姓不请钱，不得用任何手段摊派。
宋九在苏州接到朝廷诏书后十分惊讶，这使他想到了王安石青苗法。
不过随着苦笑，这时候朝廷经济宽裕，那时候王安石变法主要就是谋利的，当真下面官吏胡作非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但必须将国家大黑窟窿补上，不然国家财政马上就崩溃了，哪里还顾得这些小节。
但落实下去，并不容易。
为何宋九在苏州的无息贷款刻意张贴资助人与受助人姓名籍贯以及数量，但不得用任何形式强迫收回贷款？一旦用强，就会出现无数问题，还增加了管理善款的成本。同时也不得以任何形式经营，否则七绕八绕之下，全部落入胥吏口袋，又送给了郭美美。
这个预买绢是一个性质。
有一个例子，宋仁宗免去邛州一千缗钱盐专营收入，结果第二年计算下来，朝廷为之支付了一万多缗钱。一免官吏就伸不了手，那么各种各样的用度便出来了。
这样干的结果，朝廷会为之支出更多钱帛。
为了使国家经济能达到平衡，还要完成这些钱帛的供出，赵恒做到了他老子以及他大伯没有做到的事，或者宋九碎碎念了N次，赵匡义仍没有执行的事。
仅是一个咸平数年之间，赵恒便裁减了近二十万名官员与胥吏。
胥吏不用国家给薪酬，可他们敛财花样不要太多，这些敛财实际还是来自百姓，就算平均一个人一年一百缗钱，宋朝百姓一年下来就减轻了两千万缗钱的压力。
随着赵恒地位稳定下来后，又发起了数项改革。
首先便是廉政建设。
赵恒颁发了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赵恒不剥皮，但他有他的防贪手段，先将贪污罪定为私罪，官员试用期内必须有其他官员保举才能转正，但任何官员不得保举有私罪的试用官员。官员在职时可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者可以提前转正或者越级提拨，但私罪者不许参加科举。官员以资可以升职，但私罪者不在这个行列。另外所有官员表现必须存档，一举一动皆记载下来。
第二步定期派出监察官员巡查各地官员的表现，不过对巡察官员又制订了一套渎职征处，选拨标准与职务回避制度，一旦巡查的监察官员带头犯事，更加严惩。正是这种制度，才造就了包拯等清官。
这些制度不是完美无瑕，但至少在这二十几年内造就了官风最清谦的时代。
其次重视言路，特别对言臣选拨有着严格的标准。首先要“鲠亮敢言”，廉洁无私，纠弹不避权贵。其次要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从政的实践经验。三是实行官亲回避制度。凡宰执所荐之人，以及宰执子弟，亲戚和属官，一概不得充任台官。宰执不得荐举御史，宰执所荐之人不得为御史，以及与宰执有亲嫌、同乡关系或为其属官者也不得任御史。
第三重用并信任执政大臣，先是提拨了李沆、吕蒙正、夏侯峤、杨砺等长者，又保留了名臣张齐贤与吕端等人的职位，然后果然放权给他们治理天下，而非是象赵匡义那样，生生将两宰权利生生驾空。
第四宽松用法，陆续废除了断截手足、钩背烙身等刑罚，禁止使用法外刑法，严厉批评军中对逃兵施以的烙伤手腕、敲碎胫骨等做法。同时对私铸铜钱、私造管制武器等重罪都减轻处罚。
同时在京设立纠察刑狱司，地方设立提点刑狱司，负责对各种刑事审判、刑罚、监狱进行监察。凡是判处徒刑之上的罪都必须要向此机构通报，这个机构有查询复审的权利。如果初审官员处理不当，此机构有权向朝廷提出，并对该官员提出弹劾。
第五条是制式改革，扩大官吏假期，象朱元璋那样来硬的不行，有了高薪有了充足假期休息，再配以一套完善的监督惩罚制度，官员才能变得清廉，办事才更有效率。当然有了高薪，不反贪，甚至贪官照样录用，那么再高薪，还是贪。
若从上到下一起贪，那么老师、医生这些高尚职业还要收红包，似乎不大好玩了，那还不如赵恒初期的所谓“德治”。
第六便是重视农业，包括他的开荒令，仅是在他手中，全国耕地面积就达到了五百多万顷（五亿之亩），超过了唐朝最高时的五百万顷，隐田不算，唐朝隐田同样吓人。
另外不将农具计入财产纳税，甚至尽量用兵士徭役而减少百姓的徭役。
第七平抑粮价，全国建常平仓，遇到灾年时，以平价出售给百姓，减少奸商对百姓的鱼肉。
第八增加征榷，做好事是好的，可国家得要经济来源，这边少了那边便多了，因此增加榷法，茶叶贵了，不喝不会死人的，酒贵了不喝也不会死人的，然而没得吃，那么老百姓就要造反。所以增加征榷，完善商税。不过朝廷在增加商税与征榷同时，也鼓励商业发展。
八条几乎五条与官员有关。
实际官员好了，国家就好办了。
经过这些政策的治理，在史上仅是赵恒手中一年最高收入就达到了一亿五千万，是唐朝巅峰时的经济收入七倍，但北宋土地与唐朝巅峰领土相差了六倍多，户数可能比天宝时多，但考虑到天宝时隐户更多，两相差不多。仅到了咸平六年时，不足七年时间，国家户数便增加了两百万户，增幅率达到百分之三十，当然也与前两位皇帝打下好底子有关，这时“厚积暴发”。
……
“官人，新陛下比你有本事啊。”潘怜儿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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