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人这样说，就是不肯原谅下官。”殷正茂砰砰地磕头，磕得额头血肉模糊。
“哎，石汀兄……”沈默见敷衍不过去，才叹一声道：“你是大帅的部旧乡亲，我一直待你如何？”
“恩重如山。”殷正茂沉声道：“当年要不是大人搭救，我殷正茂早就卷铺盖回家了，又岂能有今天？”殷正茂，嘉靖二十六年进士，徽州歙县人，虽是文官出身，却极具军事才能，东南抗倭、赣南剿匪，他都多次领兵出战，从无败绩，是公认的一代名将。
然而这位文武全才的儒将，晋升之路却磕磕绊绊，原因只有一个——他贪污是出了名的。要知道在本朝，贪污实在不是什么新闻，不贪污才是新闻。这位老兄能在大明以贪闻名，还用具体列举他的丰功伟绩吗？
那些御史言官虽都严重近视——只盯着京城的鸡毛蒜皮事儿，却看不到贪赃枉法的地方官，但像殷正茂这种‘模范典型’，还是会被他们瞄上的。其实每次的考察，殷大人都会得到‘贪酷’的评语，换做别人，十顶乌纱也不够摘的，但他却每每化险为夷，原因无它，有用尔。
大明朝不乏山穷水恶民刁之处，这些地方光靠行善政是不行的，何况行善政需要钱啊！没有钱，只能靠殷正茂这样的凶人弹压，所以朝廷离不开他，就像人离不开夜壶一样。
当然，光靠本事，没有人罩着是不行的，但那些理学名臣都不愿和他沾上关系。只有胡宗宪这种黑白通吃的大佬才会不在乎，胡宗宪下台后，又将这个老乡交给了沈默。沈默自然可以保他周全，但沈默没有胡宗宪的江湖气，不会和殷正茂一起坐地分赃玩女人，也曾多次写信命他收敛，这让殷正茂分外不踏实……他觉着对方瞧不起自己，只是自己现在还有用，才不得不保自己，一旦没有用了，随时会把自己抛弃。
会贪污的人，心思一般都比较活，像殷正茂这种贪污巨星，心思就跟抹了黄油似的。他便暗中另寻靠山，自然瞄上了那位贵同年——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虽然张居正的分量比沈默要差不少，但这人有个好处，多厚的礼他都敢收，且收了之后给你办事儿……这让殷正茂有种找到同类的安全感，更何况大家还是同年，走得近些也是应该的。
于是逢年过节，殷正茂都有大礼相送。而对于苦寻军方支持的张居正，见他主动投靠，就像瞌睡汉遇到了软枕头，哪管这枕头是脏还是臭，自然紧紧抱了过来。不过一开始，殷正茂是打算脚踩两条船，哪条稳就上哪条的。但沈默带着吴百朋去登陆安南，却把他留在广西当摆设，这让殷正茂感到十分的不快，他认为自己在沈默的队伍中，已经彻底边缘化了。
这时，他的同年好友，更是张居正的同年同乡，湖南按察使李幼滋，借着押送军粮的机会，来到了他的军营中，好友见面，自然要抵足而眠、促膝长谈……李幼滋向殷正茂分析了朝局动向，并断言沈默要‘大功不赏、盛极而衰’了，劝他与其划清界限，以免自误。
殷正茂不是三岁孩子，不可能人家说啥信啥。但很快，京城传来隆庆皇帝病重的消息，这让他无比震惊。反复思量之后，他认为国无长君、主少臣疑，沈默、高拱这种权臣，必然会遭到无情的打击，而处于弱势的张居正，反而极有可能趁势而起……大明朝能挑起大梁的，就是这三位，如果高、沈二位大佬真的去了，张必然会留下。
最后性格中的赌徒因子，让殷正茂决定赌一把，烧烧张居正这个冷灶，一旦真的火起来，自己的后半生也就有保证了。所以他才会在得到韦银豹的首级后，绕开沈默，直接向内阁上奏……这就是一种表态。
谁知这年头造假猖狂，连人头都有赝品，这不仅是谎报军功的问题，隆庆皇帝已经郑重告祭了太庙……难道让皇帝再跟列祖列宗说，不好意思哈，那个头是假的，且容我几天，给各位找个真的来。这不是让皇帝成为天下人的笑柄吗？
事情这下大条了，如果追究下去，神仙也救不了殷正茂。高拱本来就看殷正茂不顺眼，早就想处之而后快，一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撸起袖子喊打喊杀。这种死道友不死贫道的时候，张居正自然不会做声，横竖殷正茂只是脱离沈党，并没有说一定加入张党。
就在殷正茂惶惶不可终日之际，在安南的沈默说话了——广西初定、人心混沌，难免有人伪冒韦银豹作乱，应该一面扑灭谣言，一面暗中调查，水落石出前，朝廷不宜表态。
这是老成持国之言，北京的声音戛然而止。但是谁都知道，这是沈默替殷正茂抗下了压力，若是他不能尽快把那，不管是真是假的韦银豹找到，然后干掉，倒霉的可就不止他一个了……
好在邀天之幸，不到一个月时间，韦银豹‘再次’授首，这次是再也不可能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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侥幸逃过一劫的殷正茂，这下才看清了，到底是谁可靠，所以跪在沈默叩首请罪。
”有道是良禽择木而栖，你觉着我这棵树要倒了，自然要另攀高枝，对吧？”既然殷正茂重新归附，沈默自然不再跟他客气，冷言道：“不错，你的感觉很敏锐，我确实遇到了麻烦。”
“……”殷正茂张嘴欲解释，却被沈默抬手阻止道：“但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错，我领兵多年，没在我手下当过差的督抚、总兵，不多；我也立了些战功，在民间有些名声，难道因为这些，我就有可能会造反？”沈默满是嘲讽的笑道：“现在是什么年代了，法统严密的太平盛世！我一区区臣子，朝廷一句话，我就得放下兵权，乖乖返京，身边除了二百亲卫，没有任何直属部队！说我可能造反谁会相信？你信吗，皇帝会信吗？还是任何一个有脑子的人会信？”
殷正茂摇摇头，在他的意识里，大明朝对臣子操权的制衡，已经到了无懈可击的地步……当然这种无懈可击，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虽然这些年来，这些制度开始松动破坏，但不是谁都能看到的。
“既然没有造反的可能，你为什么不相信我，反而去相信别人会赢呢？”沈默盯着他道。
“下官以为……”殷正茂一咬牙，说实话道：“太子年幼，当今为宗庙计，不会留下强势的大臣！”
“……”沈默沉默了，殷正茂确实不凡，看问题一针见血。片刻后才低声道：“你对当今了解多少？”
“当今是古今少有的仁慈之君。”殷正茂道。
“这话不错，但你毕竟还是不了解当今。”沈默淡淡道：“他是一位肯信任别人的皇帝，这对于帝王来说，是极其罕见的，只要他相信我不会造反，就不会让那些人如愿的！”说着展颜一笑道：“若是换了别的皇帝，你的选择是对的，但在位的是隆庆皇帝的话，你就纯属庸人自扰了。”
“不信咱们走着瞧，”沈默说着长身而起，言语间透着强大的自信道：“看看是谁笑到最后！”
“下官坚信不疑。”殷正茂连忙表态道：“誓死追随大人！”
“用不着。”沈默淡淡道：“我说过，良禽择木而栖，你要看着哪棵好，尽管去栖，只是要看清楚，我不会给你第二次机会。”对于殷正茂这种聪明人，说什么都是白搭，只有实力，强大的实力，才会让他老实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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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下午，沈默便离开了南宁城，踏上火速返京的路程。他的心情远比表现更加沉重，殷正茂的事情不是孤例，还有许许多多个金正茂、铜正茂……都向自己投来怀疑的目光，想知道他到底还行不行？
这一仗不能输，如果输了的话，没什么好说的，树倒猢狲散，一切都化为泡影。
信心，真的比黄金还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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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六六章 气象（上）
从隆庆三年秋离京，到隆庆六年六月返京，沈默已经阔别这座京城将近三年了。这三年里，发生了很多很多事情，有好有坏，或深或浅、或近或远的影响着帝国的命运，
先说好的方面，有人说大明朝最大的幸运，不走出了沈默、高拱、张居正这样的治世名臣，而是拥有一位隆庆皇帝。但这个观点并不被大众接受，事实上，这位总是以好色、懒惰，以及各种行事荒唐而出名的皇帝”几乎从不在大明的政坛搅风搅雨，甚至一年到头不接见大臣，也没有任何旨意，悄无声息的，几乎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
然而，他却是最适合这个时代的皇帝，不管是大智若愚也好，还是真懒得无可救药也罢，他都把自己摆在了一个非常合适的位置一本朝立国至今，经过二百年来一系列主动和被动的演化发展，其政治体制和思想〖道〗德，已经变得非常特殊”不同于之前任何朝代，也不同于国初现在，国家的治理已经逐渐由文官阶层来完成，皇帝在行政管理上的权责越来越少，逐渐成为一个大臣用来争取立法的工具和〖道〗德象征。
直白点说就是，当大臣们意见一致的时候，皇帝就可以一边凉快去了，大家这个时候最不喜欢皇帝出来干预任何事，如果哪个皇帝偏要指手划脚，就会被大臣们群起而攻之，指责为暴君：而当大臣们有意见分歧的时候，皇帝就被请出来，做最后的裁决人，大家这个时候最希望皇帝出来为他们撑腰。否则有被骂为懒惰的昏君的危险。同时，大家还要求皇帝要做道德的典范，孝仁礼信勤义缺一不可，否则也有被骂为昏君或者暴君的危险……当然，这最后一条的要求有些高”也许只有孝宗皇帝勉强算得上，所以孝宗也被后世的臣子奉为明君典范，一旦觉着皇帝哪里做得不对了”便会说“如果孝宗皇帝在，一定不会这样而是怎样怎样。，和孝宗比的话，隆庆皇帝肯定跟最后一条沾不上边，好在那是个人修养方面的，只关大臣的精神世界，却无碍国事。但在其余方面”他却要比孝宗还符合臣子心中的明君形象……他比孝宗还要配合大臣们的要求”绝对不去干预大臣们做事情，因为他知道，论吏治自己比不了高师傅、论军事自己比不了沈师傅论财政自己比不了张师傅……内阁和各部院已经可以把事情做的很好，就算离了自己也照样转。事实上”似乎人家也从没指望过自己”那干嘛还要为了那无谓的存在感，而事必亲躬呢？累着自己还给大臣们添乱，标准的吃力不讨好。
纵观千年以来，估计隆庆一朝是最接近古人追求的，圣天子垂拱而治，的时代。所以有人说，隆庆皇帝只是运气好，赶上大明朝人品爆发，一下子涌现出高拱、沈默、张居正、杨博、王崇古、戚继光、李成粱、潘季驯、海瑞、朱衡等数不清的优秀人才，群星的闪耀使大明在皇帝不理政事的情况下依然相当健康的在前行。这种说法本身就建立在一个错误的理论基础上、所谓九州万邦系于一人之身，好像皇帝不出力，国家就治理不好一样。事实上，如果隆庆皇帝像沈默原本那个时代中的满清皇帝那样事必亲躬，大臣们只有御前听旨、奉旨办事的份，怎么可能有这些人才发挥的空间？也就没有这么多的人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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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隆庆皇帝能对他信任的大臣不疑不猜不设障碍，能让他们放手办事，给予他们持久稳定的倚重才能为他的辅臣们有能有为地展布，提供出最理想的舞台。
在隆庆登极之初所面对的其实是经过正、嘉两朝长期乱政以后，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形势动荡已极，动乱因素潜滋暗长，且多已表面化。当时，河南、湖广、山东、直隶等地，均连年大饥”甚至发生饥民卖儿*女、易妻而食的人间惨剧。究其原因”除了天灾之外”更多的是，实由于朝廷上下，大小各级衙门”由一些只知贪婪固宠、桀骜不驯的官棍当道。这些人久厕官场、利欲熏心，擅长于逢迎钻营，素不以民瘼在心，既不畏公议，又不知廉耻，但以本人的宦况和财运作为处人办事的权衡。
官府操之于这样一群官棍之手，自然会搜刮过甚、官贪吏墨，作威作福、殃害庶民。堂皇法司，不过是金钱与权势的特种交易场所，是维护权门豪户既得利益的暴力机关，整套国家机器似一架绞肉机，以人民的骨血为唯一原料。亦因此，社会上的贫富分化悬殊，土地兼并严重”赋役负担严重不均。更加以胡虏寇掠，边方警报频传，真可谓内忧外患交相煎迫，大明朝的天下摇摇欲坠，大有崩解之兆。
如果一切不变，或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维持下去，隆庆朝的时局必将更趋恶化，全面性的危机必将大爆发。但正所谓‘时势造英雄’，当此国势危殆、民生多艰之时，总有些志图挽回世运，勇敢任事、豪杰自许”愿意献身以任天下之重的救世之才横空出世。本朝最杰出的代表，当属高拱、沈默、张居正。他们虽然观点立场不一，方法策略不同，但在敢于正视忧危，勤于分析形势，勇于提出并贯彻执行，草弊趋利以扶危振顽的对策，热切企望通过一系列的改革，以谋取政权的新生和民生的改善，则是一致的。他们坚信，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功”认为必须不墨守“祖宗成法”必须突破传统观念和体制规章的框架，必须务实而有针对xìng进行大兴大改，有因有循、有草有化，才可能使国家摆脱困境，重新开拓出发展的道路。
所以从隆庆二年开始，由于殷切的社会需求和主观条件的具备，大明朝便轰轰烈烈展开了一场由上而下，遍及全国，包括纠转政风，整顿吏治、提高行政效率、改革人事制度和赋税制度、加强边防、兴修水利、实施海运诸方面的重大改草〖运〗动。正如改草的主持人”内阁首辅兼吏部尚书高拱的性格一样，这场改草也是一开始便轰轰烈烈，势不可挡，几乎转眼之间，便遍布全国，内外开花，真真切切的推动了历史那沉重而凝滞的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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