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庭辉说：“我没有权力不同意，你也用不着征得我的同意。但是，对材料中的问题，我是有必要进行争论的。你说我一方诸侯山大王，一手遮天，个人独断专行，我不能接受。我一身兼任三职这不是我个人自封的，这是上级任命的，也是凹凸山革命事业的需要。这里面怎么没有民主？重大问题我从来没有自作主张，都是跟同志们商量的。我们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但是在对敌斗争复杂的特殊的环境里，要保证权力的高度集中。权力集中在我杨庭辉的手上，不是集中在敌人的手里。任命干部，指挥部队行动，我们都是开会研究的，有时候还表决。”
张普景说：“可是，你一身兼任三职，成为绝对权威，无形中对其他同志形成压力，惟你马首是瞻。杨庭辉同志，你利用了你的资历和威望，也利用了组织对你的信任，因此，即便是表决，也并不能真正代表集体意志。”
杨庭辉说：“那就不是我的问题了，共产党员应该坚持正确的立场，如果说大家惟我马首是瞻，那只能说明，我有能力有资格让同志们接受我的意志。你说权力绝对集中必然会形成独裁，我同意。但是我没有搞独裁，我可以说，凹凸山的权力是高度集中而不是绝对集中，
高度集中在核心手里，而绝对集中在整个组织的手里。你说我在凹凸山搞个人崇拜，搞宗派，排斥持不同意见的人，重用自己信得过的人，这话言过其实。你有什么根据？”
张普景说：“下面好多同志都有反映，说是在凹凸山只听杨司令员和王兰田同志的指挥，这不是个人崇拜是什么？陈埠县的梁大牙甚至跟几个中队长暗授机宜，说是要跟着几个人，团结几个人，提防几个人，收拾几个人，这不是宗派主义又是什么？这样的思想绝不是
梁大牙自己发明的，根源来自上面。你当然要负主要责任。”
杨庭辉侧过脸来盯着张普景：“梁大牙真的这么说过吗？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普景顿了一下，他不想暴露他给政工干部交代，要大家互相监视的事实，于是含糊答道：“基层的同志反映的。”
杨庭辉对此倒没有太在意，笑了笑：“这个梁大牙，你说他是个粗人吧，他还有歪门邪道的一套……我承认，在有些问题上，我表的态多了，处理的问题多了，话说多了，给大家树立威信的机会少了，这是事实。但也不能扣上宗派主义的帽子啊。同志内部不搞亲疏，但是，还有个团结方法问题。老张你们在团结上也有问题，看不起工农干部，以一把尺子量人。我还是那句话，没有天生的革命者，也没有天生的革命信仰和觉悟。培养人有一个漫长的过程，操之过急适得其反。梁大牙有缺点，但我看他优点大于缺点，我们要利用他的优点改造他的缺点。但你说梁大牙以杀汉奸为名，借机逛窑子狎妓，我姑息养奸，这有什么根据？梁大牙拿脑袋保证他没有……干那个事，其他同志我也问了，都说没有。”
张普景说：“他们的话能相信吗？肯定是串通好的嘛。如果没那个不健康的想法，在哪里不能杀汉奸，却偏要在妓院里杀？汉奸是杀了，但是我们八路军的名声也受到了玷污。我是没有证据，但我不会放弃调查。”
杨庭辉严肃起来了，说：“张普景同志，我提醒你，我们是在战斗，战斗是复杂的。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冒着生命危险，深入虎穴取得了战斗的胜利，我们应该大力表扬，你为什么不看到这一点？”
张普景说：“抗日也不能不择手段。”
杨庭辉火了，说：“不择手段也是手段。对敌斗争需要我们采用各种手段。只要对抗战有利，一切手段都是正当的。谁揪辫子找茬，就是破坏抗日。”
杨庭辉的话说得很重，张普景一时竟然无言以对，只好再打出一张新牌：“梁大牙严重排斥李文彬，出自己同志的洋相，损害同志的威信，这是事实吧？”
杨庭辉说：“这是事实。实践证明，李文彬是个好同志，对革命满腔热忱，没有三心二意。对敌斗争经验是差了一点，但是有朝气有干劲。我已经不止一次狠狠地批评过梁大牙，要他尊重李文彬。看来他做得还不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都要重锤敲打梁大牙。”
张普景说：“老杨你别搪塞，在梁大牙这个问题上，你确实是过于迁就的，上次梁大牙擅自带人到蓝桥埠给汉奸朱恽轩祝寿，这么大的事情，影响极坏，可是我们仅仅只浮皮潦草地警告一下就完事了。这太过分了，也让人实在不好理解。”
杨庭辉略微沉吟片刻，说：“老张，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但是我跟你说，像梁大牙这样的人，你说对他怎么办？调教好了他是一个好干部，操之过急就适得其反。我们当初决议让他到陈埠县去，就是做好了思想准备，允许他犯错误。我不是不主张处理，只是主张暂时不作严肃处理，这笔账我们给他记着，时机成熟了，再收拾他。”
张普景穷追不舍，说：“他不是犯错误，而是犯罪。给汉奸祝寿，这是个原则问题。”
杨庭辉说：“朱恽轩不是汉奸。王兰田同志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朱恽轩给鬼子当维持会长，是不得已的事情，他帮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张普景说：“这个道理说不通。接受伪职，就是汉奸。如果我们的每一个八路军大队长都去向汉奸维持会长感恩戴德磕头祝寿，那我们的工作还怎么做？”
杨庭辉多少感到有点理亏，想了想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嘛。梁大牙的情况比较特殊，那个朱恽轩对他有再造之恩。当然了，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要求梁大牙昨天参加八路军，今天就把觉悟提高到你我的水平。就那么点事，我们就把梁大牙毙了？那恐怕更不合适。我的观点是，还是慢慢来，如果再发现梁大牙有类似的混账行为，那就严惩不贷，杀头都可以。但是，眼下正是用人之际，我们要允许同志犯错误，也要给同志立功赎罪的机会。”
如此一说，张普景就没有话说了。
杨庭辉又说：“严格的讲，凹凸山的部队是有一些问题，有拿老百姓东西的，有酗酒打架的，有开小差的，也有搞腐化的。但是，我的同志哥，你要看到，我们的队伍是由农民和小作坊小煤窑工人组成的啊。现在是统一战线时期，我们应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抗日。我没有那么多像你这样既有丰富的革命理论、又有高度革命觉悟的人来组成我们的部队。昨天他们还对革命一无所知，今天他们却为革命来战斗了，他们未必有明确的革命信仰，但他们可以为革命去流血去牺牲。他们是不懂得革命理论，但他们干的是革命事业。我们是先培养他们革命理想，等他们学懂了《共产党宣言》才来打仗呢，还是让他们先扛起枪杆打击敌人呢？我的看法是，应该让他们先投入到斗争当中。至于革命觉悟，可以在实践中提高。今天他不是个革命者，明天他们有可能是最先进的革命者。老张你同意我的观点吗？”
经过几轮交锋，张普景渐渐地就有些泄气了，但是，他提醒自己，绝不能后退。杨庭辉这个同志是一个老资格的根据地创始人，是一个受过文化熏陶的领导人，他不仅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也有演讲煽动的才能。他的话说得滴水不漏，但是，他在狡辩，他在迂回，他是利
用凹凸山的特殊性取代原则的严肃性，他用客观理由和实用主义态度削弱了主观能动作用。他就是要维护他的绝对权威，形成以他为核心的领导体系，所以他大量重用诸如王兰田、梁大牙、宋上大、安雪梅、姜家湖这样对他惟命是从的人，而排斥来自江淮军区的领导干部。即便你说得再动听，你也否认不掉宗派这个事实。梁大牙这样的人不是不能革命，也不是不能改造成革命者，但是，如此突飞猛进地提拔并且放手使用，让其感恩戴德，这就是宗派主义的思想在起作用。
张普景说：“老杨，我的批评你可以不接受，但我坚持。这些问题我今天提出来了，不是空穴来风信口开河。凹凸山根据地靠我们大家建设，我们应该有更高的标准。”
杨庭辉说：“我不否认你的正直和正义，你的批评有合理的地方，我要引起反思。君子坦荡荡，你能把这份材料让我过目，说明心中无鬼。把材料送到军区和分局，那是你的权力。你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张普景说：“我跟你说实话吧，我并没有当真想把这个东西交上去，因为有些问题是存在的，有些问题证据还不是很充分，只是凭直觉和预感。我想我应该把这种直觉和预感向你通报，引起注意。我看是不是可以这样，我们两个现在不去争论是非问题，我们再冷静地思
考一个阶段，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杨庭辉却说：“不，既然问题已经挑出来了，就要解决，这也算是开展思想斗争的一种方式吧。我不能对同志的批评采取漠然态度。我建议，让政治部的同志把材料抄写几份，分发到大队和营以上干部的手上，大家都参与讨论。”
张普景深感意外，并且惶惑：“这……这不合适吧？我们领导人之间的争论，用不着沸沸扬扬，这样会引起混乱的。”
杨庭辉说：“这是光明磊落的事情，这份材料虽然主要批评了我，但是它涉及到整个凹凸山的工作。有些问题，子虚乌有，但是可以敲敲警钟。有些问题，程度不同地确实存在，大家都要重视。”
张普景仍然困惑，他闹不清杨庭辉为什么在很短时间内就变了态度，更闹不清这态度变化是为了什么？尽管张普景始终认为自己问心无愧，但是，由杨庭辉提出来把争论面扩大开来，他还是难免有些狐疑。任何人做任何事都是有目的的，老杨这个人做事就更是有目的的
了。他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呢？
可是后来发生的事又似乎没有什么异常情况。既然争论是张普景引起来的，杨庭辉又坚持要开展争论，张普景就没有退路了。当然，他也不会退缩。张普景提出，争论一下未必是坏事，但为了维护领导层的团结和稳定，防止不必要的思想混乱，争论面不宜过大，在分区党委和特委成员中争论就行了，材料也不用政治部的同志抄写，一千多字，他自己再抄写四份，发给王兰田、窦玉泉、杨庭辉、江古碑，大家调查研究三天，三天后讨论。
讨论结果出乎张普景的意料，杨庭辉在正式的讨论会上几乎一句没有重复他跟张普景面对面争论时说的那些话，而是率先态度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说这些年主要精力用在根据地建设上了，放松了学习，也确实有忽视政治思想的倾向，主观上没有搞宗派主义的思想，但
在部队和基层有了这个苗头，他这个主要领导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对部队进行一次思想教育，反对宗派主义、反对军阀作风、反对纪律松弛现象、杜绝腐化堕落行为，等等。并提出，坚持民主集中制，加强基层党支部的作用，连队和中队政治指导员有权向上级反映同级
干部的问题。
杨庭辉带了这个头，就为讨论会扭转了调子，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而且自我批评成为主流。
杨庭辉的自我批评令张普景在意外的同时，还暗自负疚。这是怎么回事？我对于同志是不是过于苛求了？我是不是过低地估计老杨的觉悟了？我是不是又在犯极端化的错误？实在想不明白了，甚至不敢再想下去了。
在这样的氛围里，张普景自然也作了自我批评，而且是诚意的，绝不是敷衍塞责的，批评了自己怀疑同志的狭隘，不正视客观实际务虚不务实的飘浮作风，以及乱扣帽子伤害同志，等等。为了团结，张普景又主动提出，鉴于有些问题证据不足，要求大家把分发到各自手中的材料销毁，以免影响部队的情绪。
第 九 章
一
晏公庙阻击战发生的时候，已经是洛安州沦陷的第五年的农历二月了。
这正是花扬絮飞的季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出现了新的形势，在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迭遭挫折，苏联军队占领了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这种大背景下面，中南长官部连连致电在敌占区或敌后活动的各支部队，寻找战机，同日军进行几场影响较大的战斗，为舆论宣传提供依据，以正视听。
晏公庙阻击战本来是杨庭辉组织的。杨庭辉得到情报说，日军中村联队拟于本月中旬对凹凸山地区的晏公庙、界牌石、响洪甸、迎驾厂一带进行“扫荡”。
杨庭辉于是派人同刘汉英联系，要求配合作战。
敌情确凿，八路军又主动挑了重担，刘汉英觉得这一仗他不参加有点说不过去，就选择了左路，在晏公庙打伏击。
之所以选择左路而不是右路，刘汉英自有精明的考虑。据他从另外一条线上得到的谍报，左路敌人多为二鬼子“皇协军”，比起日本鬼子自然要好对付得多。
部署兵力的时候，参谋长左文录把刚刚组建不到三个月的新七十九团放在了牌坊店，而将甲种建制完整的张嘉毓二四六团放在晏公庙东北的赛石矶。
作战会上，石云彪趴在作战图前足足琢磨了半个时辰，再抬起头来的时候，那只独眼就多了几分阴沉。石云彪慢腾腾地站起来说：“旅座，我看这一带地形坡缓林稀，易攻难守。防御正面如此之宽，防御力量也就疏而弱之。日军上千人马，加上伪军近万，我们打大伏击力不从心，打小伏击隔靴搔痒。我的意思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是否可以同杨庭辉先生再协商一下，改变这种各自为战的打法，而集中我部和杨部兵力，大部压在南楼一线天，打击日军右路佐佐木大队，争取将其全歼。”
刘汉英尚未吭气，左文录就把话接过去了，不自然地笑了笑说：“石团长的设想确有过人之处，问题是杨庭辉先生恐怕不听你的指挥。旅长和副旅长都是这个意思，各负其责，还是把账算得明白一点为好。”
石云彪的心里依然犯嘀咕。这是新七十九团扩团以来首次参战，也就是说，新七十九团的战斗生命从此就开始了。此战能否打好，将决定团队起步的高低，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注定了一支部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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