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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雪梅已经习惯于梁必达的武断了，但是前来恭贺的老同事老战友们却纷纷抗议，认为这个名字实在不成体统。客人当中数张普景资格老，比梁必达大几岁，参加工作就更早，可以倚老卖老，经常同梁必达分庭抗礼。这些年张普景老得比较快，头上一头花发，眼上一副老花眼镜，四十多岁的人，加上个头不高，一副精瘦的坯子，倒有五六十岁的形象——他自己开玩笑说，跟梁大牙搭伙计，我的青春都被他消耗掉了。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他好像还不太乐意跟梁必达分道扬镳，两个人争争吵吵，还是把一支部队带得生龙活虎。
张普景说话向来不客气，说：“岂有此理！什么梁大耳朵，像个人名吗？你有那颗大牙是旧社会造成的。现在是新社会了，怎么能叫梁大耳朵呢，还想当山大王啊？咱们扛枪吃粮的后代，还是要走革命这条路，我看这样，叫尚武，这才是子成父业。”
梁必达挠了挠头皮，觉得张普景取的这个名字比其他人取得对味一些，就说：“好，听政委的，就叫梁尚武。但小名还叫梁大耳朵。”
那段时间，由于方方面面的关系都比较顺利，经济建设气氛浓厚，干部们也都安居乐业，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各项工作都朝气蓬勃。那些日子，也是张普景和梁必达在互相搭档上有史以来的黄金岁月。
为第一个孩子取名，梁必达听了张普景的，到部队从朝鲜归建，又生了第二个孩子，是个闺女，梁必达就不听任何人的意见了，自作主张且不容置疑地给女儿取了个名字叫东方红。
当时安雪梅的脸上就有些难堪，但是又不敢反对，私下里跟张普景反映，说师长怀念东方闻音，是可以理解的，问题是直接把孩子的名字取成东方红就不合适了，好像孩子不是我生的，是东方闻音生的似的。
张普景便去找梁必达，说：“老梁，你的心情我们大家都明白，可是你也要为安雪梅想想，人家一个女同志，是很讲自尊的。你不能这么给孩子取名字。”
梁必达却毫不妥协，眼珠子一瞪，说：“你张克思管得也太宽了，人说管天管地还不管人家吃喝放屁呢，我给孩子取名字你也管。上次我都听了你的，你想怎么样？是不是我的每个孩子都要请你取名字啊，是我的孩子还是你的孩子？”
张普景说：“在部队我是政委，在同志之间我是兄长，革命干部家庭的事也不完全是私事，私事处理不好，照样影响工作。不仅这个名字要改过来，我还得提醒你，要尊重安雪梅同志，人家也是个团级干部，还是凹凸山的老革命，资历比你还长，你居然规定她称呼你师长，有这样对待老婆的吗？”
梁必达说：“谁告诉你她称我师长是我规定的？她那样称呼是她的习惯。”
张普景说：“她习惯了你也习惯吗？在床上她喊不喊你师长？说起来都是笑话！她为什么这样称呼，还不是你在人家面前总摆师长的架子？”
梁必达说：“一，关于安雪梅同志喊我师长的问题，我可以做她的工作，但是在部队面前，她还是应该喊师长，她喊我老梁梁必达梁大牙合适吗？在家里她可以喊别的，但是她要坚持这么喊，我也尊重她的习惯。二，关于给孩子取名字的事，就这么定了，你要是不同意，可以在党委会上提出来。”
张普景啼笑皆非——有把为孩子取名的事拿到师里党委会研究的吗？但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又似乎不那么合适，知道那段往事的人能够体谅和理解，不知道那段往事的人会怎么想？再说，孩子大了知道这件事情又会怎么想？但在这个问题上，梁必达寸土不让。
梁必达说：“将来如果再生一个，就取名为安大头，跟我老伴从内容到形式都一脉相承。革命军人的孩子是革命的，不是私有财产。我把她取名东方红，不仅有纪念东方闻音的意思，也有纪念新中国成立的意思。”
这次争论不了了之。
过了一段时间，倒是安雪梅又找到张普景，主动撤诉，说：“算了，既然师长坚持这么取，就叫东方红吧，这名字也满好听的。再说，我和东方闻音情同姐妹，孩子随她的姓，也算是一种情感寄托，师长的动机是好的，我拥护。”
如此，“张克思”就没辙了。
到了张普景的女儿出生，梁必达拎了一瓶酒去，对张普景说：“劳你大驾给梁大耳朵取了个梁尚武的名字，不错，有气势。但是我越想越不对劲，我梁必达自己连个名字都取不好吗？那也太没文化了。不行，你这个小兔崽子的名字该由我来取，不然我就吃亏了。”
张普景说：“怎么敢说你没文化？你不是说过嘛，东方闻音给你的评价是具有高小以上文化知识，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素质，具有高中以上文化前途。再加上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连孙子兵法都讲得头头是道了，谁还敢讲你没文化啊？”
梁必达哈哈大笑：“那好，你这孩子的名字我取，叫张原则。”
张普景不痛快了，脸色极其难看：“老梁，你人前人后叫我张克思，有挖苦的意思，我不屑于跟你争论，张克思就张克思吧，你挖苦不倒我。我这可是个女儿，一个女孩子，叫张原则像个什么样子？”
梁必达不慌不忙，把放在桌子上的五粮液笃了笃，说：“你这个人，真是没气量，我是来给孩子取名的，不是来跟你磨牙的，你火什么火？我喊你张克思是抬举你，我喊你张汉奸你干吗？再说，你不也是喊我梁大拿吗？比起梁大拿，张克思总要高尚些吧？我且问你，我拿了你什么了？”
张普景一想，梁必达的话乍听起来倒像有些道理，但却实实在在是强词夺理。至于说拿了什么，你梁必达心里还不明白？党委书记的角色都叫你拿去了，一拿就是十几年，还不够吗？可是这话显然不是这个时候可以说的。
张普景说：“好好好，不跟你吵。但是，我的女儿不能叫张原则，这简直是对我的进一步挖苦。你要不是来捣蛋的，就动动脑筋取个像样的。”
梁必达说：“我是动过脑筋来的，就叫张原则。我要是故意捣蛋挖苦你，我是王八蛋。”
张普景见梁必达又变成了梁大牙，胡搅蛮缠，觉得为这个事伤了面子不好，就退了一步，说：“也难得你这个师长叔叔如此重视犬女，这样好不好，中庸一下，就叫张原行不行？”
梁必达也意识到刚才的玩笑有弄假成真的危险，两个人本来关系微妙，近来好不容易有了缓解，分寸还是要把握好，于是借坡下驴，也退了一步，说：“那好，你们叫她张原，我还是叫她张原则。等孩子大了，让她自己选择。”
张普景想了想，觉得此法可行，就同意了。如此看来，关系还是融洽的。八
二师驻地在中原某市，营房是原先苏联人为国民党军设计的，军官住宅高大宽敞，师长和政委共住一幢房子”但从中间隔开，每家一个独立小院，梁家居东，张家在西，各占地二百多平米，院子里还有菜地。
搬进新居之初，梁必达发现过于空旷，也过于清冷，便同张普景商量，把中间的那堵墙打开，就像后来样板戏里唱的那样，拆了墙就是一家了。
张普景一眼就看穿了梁必达的阴谋，因为安雪梅在军队医院当领导，忙得要死，又不会调剂生活，而张普景的夫人汪成华是个家庭妇女，相对轻闲、，而且做得一手好菜，梁必达便常常到张普景家“检查伙食”，嫌绕路敲门喊门不方便，所以要“两家并成一家”。
张普景说：“你少来这一套，要是感情深，墙不打开也是一家。你狗日的尽算计我，并成一家你交不交伙食费？我缠不过你，坚决不同意把墙打开。”
但是张普景坚决不同意没用。
这次虽然没有达成协议，但梁必达断无半途而废的习惯。
有一次张普景下部队几天，回来一看，中间的那道墙还是让工兵连给打通了，还造了个小圆门。张普景气不打一处来，他在这边骂，梁必达在那边笑，也不还口，可是，墙被打开的事实却是不好更改的了。
以后有了孩子，张普景才发现梁必达这狗日的果然阴险，有长远眼光。
那时候幼儿园还没有建起来，在当时的政治气候里又不敢请保姆。白天上班，梁必达便唆使孩子钻洞，“到西院去，汪阿姨会讲故事。”孩子们自然欢天喜地了。第一回，张普景就警觉起来了——这个头不能开，于是亲自把两个小东西往东院驱赶，但是赶到东院，里面一个人都没有了，两口子都上班去了，只好又领回家，交给自己的老婆。
这以后就坏了，形成了惯例，每天上班，孩子准时钻洞过来，赶都赶不走，再说老婆也不让赶了，说这些小猫小狗的，带一个两个是带，带二个四个也是带——带出感情了，以致后来幼儿园建好之后，梁大耳朵和东方红放学回来，还是先到两院，跟成华阿姨撒足了娇，跟张普景的两个孩子张文韬和张原则一起撒足了野，在张家吃过了晚饭，这才磨磨蹭蹭地钻洞回家——这就养成了一个习惯，在十二岁以前，不是特殊情况，梁尚武和东方红很少在自己的家星吃过晚饭，因为梁家的晚饭没有张家的晚饭香。
有一次开一个军民关系方面的会议，驻地市里来了几个记者，会前会后拍了许多照片。此后不久的一天，张普景到东院找梁必达有事，一进客厅，便看见偌大的一面墙上新悬挂上了许多镜框，上面的照片都是趾高气扬的梁必达。倒是有一张是和张普景的合影，但张普景一看就火了。
在那张照片上，张普景显得无比矮小，脑袋跟梁必达的胸脯一个水平，正仰起头跟梁必达一本正经地说着什么，而梁必达则显得人高马大，一只手握拳抵在下巴上，微笑着俯瞰张普景，那种居高临下的态势，让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就像是毛主席接见小八路。
其实，张普景虽然个头低了一点，也仅仅是相对梁必达而言，他的身高比梁必达差不到十公分，而这张照片居然高低悬殊如此之大，显然是拍摄角度问题。
张普景沉下脸说：“梁大牙你安的什么心，为什么单把这张照片挂起来，还挂得这样醒目。这不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吗？”
梁必达说：“扯淡，这是为了体现我们军政一把手紧密团结嘛。”
张普景说：“取下来，不取我给你砸了。”
梁必达说：“你敢？这是我的家，我想怎么挂就怎么挂，你管的也太宽了。”
吵来吵去，梁必达坚持不取那张照片。张普景无奈，真砸当然也不合适，再说为了一张照片闹得不亦乐乎也像个师政委的气量，梁必达能玩这种小伎俩，他不能。但是又觉得窝囊，气鼓鼓地回到家里，翻箱倒柜找照片，也想找一张自己高大而梁必达矮小的照片，却是无论如何找不到理想的，只好骂狗日的梁大牙居心不良，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
第二十二章
一
六十年代初期到中期，梁必达和窦玉泉、朱预道、陈墨涵等人的工作位置交错变化，先是陈墨涵第二次进入南京军事学院高级班深造，毕业之后，一跃晋升为K军司令部的参谋长，窦玉泉几经周折，也调到军里担任后勤副军长。不久，张普景调到军里当了政治部主任，这几个人临时性地成了梁必达的上级。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原K军军长升迁，梁必达直接当了军长，并同时担任军党委书记。朱预道担任副军长。原军政委王兰田调到军区工作，张普景担任军里的第一副政委。
本来，这些人从年轻人长到了年近半百，从普通青年成长为军队的高级干部，可以说历尽沧桑。谁也没有想到，战争中人家死里逃生过来了，却让一个莫名其妙的“文化大革命”打得晕头转向，一个个纷纷落下马来，成了“人民的敌人”。
K军军部驻地D城是一座省会城市。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不久，这座城市就乱了，并没有像伟人预计的那样“大乱促大治”，而是一乱就一泻千里，乱得乌烟瘴气。造反有理，文攻武卫，揪斗“走资派”……就在这红潮滚滚江山板荡之际，乱世中呀呀呀杀出一条好汉来——离开军队十几个年头的江古碑又勇敢地站了起来。江古碑现在的身份是D市的“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六盘山革命造反兵团”司令，是老革命兼新革命的领袖。
地方的形势如火如荼，部队的“文化大革命”却不温不火。
江古碑终于把目光盯向了部队，他首先找到了老战友窦玉泉，希望他出面配合地方的“文化大革命”。
窦玉泉的态度很不明朗，说：“上有军长政委，下有革命战士，我这个副军长是粮草官，作不得主。你还是去同军长政委商量，他们要是不积极，你跟毛主席报告也是你的权力。”窦玉泉本来就不是一个轻易表态的人，加之从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走过来，运动他经历得多了，什么样的阵势没有见过？搞运动就好比开汽车，上面往哪里指，就往哪里打方向。但这里面也有学问。
有些人是快车手，转弯处不减速，这边刚转过去，又来了个新方向，措手不及就掉进了悬崖，战争年代吃这个亏的人不少。还有些人是慢车手，该转弯的时候转不了弯，不该转弯的时候转了，不是撞山就是被撞，和平时期吃这个亏的人不少。窦玉泉现在的态度是，一慢二看三通过。拿不准就靠边，嫌误事你超车，你进步是你的造化，那种热血青年的冲动他是不会干的。
江古碑对窦玉泉的表现十分不满，说：“老窦你也太没原则了，梁必达在凹凸山就飞扬跋扈，你我都是受过迫害的人。我们首先就应该解决梁必达的问题。现在上面给了我们清算的机会了，你还怕什么，未必他梁必达敢砍你的头不成？”
窦玉泉仍然阴阳怪气，说：“那不是一回事。清算什么？他梁必达一不搞女人贪污腐化，二不里通外国，三没有去配合蒋介石反攻大陆，我凭什么造他的反？一个副军长去造军长的反，不是明摆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