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章违背崇高的思想之类（实际上下层阶级的野心家们正是用崇高的思想来掩盖他们的真实意图），对于德·蒙摩朗西亲王住在以其名字命名的街道转过去的圣马丁街，对于苏格兰王室后裔、费兹一詹姆斯公爵在蒙托格伊街转过去的玛丽一斯图亚特大街拥有自己的公馆，大概都会觉得十分可笑的。“Sintutsunt，antnonsint”（拉丁文：维持现状也好，不维持现状也好），教皇这句美妙的话语可以作为各国大人物的座右铭。每一时代都显而易见、而且一直为民众所接受的这一事实，其存在的理由就在自身之中：它既是因，又是果，是一个原则，一条规律。
民众是通情达理的，只有在居心叵测的人将他们挑动起来的时候，才会将良知抛在一边。这良知以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为基础，无论在莫斯科还是在伦敦，无论在日内瓦还是在加尔各答，都是如此。不论何处，当你将财富不等的家族集会在一定的空间之内，你就会看到，分成上等集团、贵族、第一等级、第二等级、第三等级的社会便自然形成。平等大约会成为一种“权利”，而任何人类强权都无法将它变成“事实”。为法国的幸福起见，在全国普及一下这个思想，看来十分有益。
在最不明智的民众面前，政治上和谐一致带来的好处，也能显示出来。和谐一致是秩序的诗篇，而民众是极其需要秩序的。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配合，一言以蔽之，就是统一，这难道不是秩序最简单的表现形式么？建筑、音乐、诗歌，法国的一切，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都更是建立在这一原则之上。这一原则已写在法国明确而纯洁的语言深处，而语言永远是一个民族最可靠的表现形式。因此你会看到，在法国，民众采用最富有诗意、最悠扬婉转的曲调，喜爱最简单明了的思想，喜欢意味深长而明快的图案。寥寥数语可以引起一场大革命，在这方面，法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国家。民众奋起反抗，从来是试图将人、事物和各种原则协调统一起来。
然而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比法兰西民族更能感受到，在贵族生活中必须存在统一的思想。估计是因为任何其他民族都没有象法兰西民族这样深刻理解政治的需要：历史将看到，法兰西民族永远不会倒退。法兰西经常上当受骗，但是，也和一个女子上当受骗一样，是受了最初没有估计到其意义的慷慨激昂的思想和热烈感情的欺骗。
如此说来，圣日耳曼区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公馆富丽堂皇，花园很大，到处安谧宁静，与其往日拥有的大量地产十分相称。一个阶级与整个都城之间这一空间距离，难道不是通过物质形式来表现的二者之间应有的精神距离么？世间万物，头占首要地位。万一某个民族将其首脑打翻在地，它迟早会发现，它已经自我毁灭了。各民族不愿死亡，于是要设法再生出一个头来。一个民族再也无力使头再生时，它就要灭亡，如同古罗马、威尼斯及许多国家已经灭亡一样。
其他社会活动领域与上层社会之间风习各异所带来的差别，对贵族阶级头面人物来说，必然具有真正的、重要的意义。不论什么国家，不管“政府”以何种形式以现，一旦贵族失去了绝对优越的条件，他们就变得软弱无力，民众就会立即将他们推翻。民众总是希望财富、权势和行动掌握在贵族手上、心上、头脑中。言谈、智慧和荣誉，没有这三重的权势，一切特权都会烟消云散。各层民众，如同女人一样，喜欢任何统治他们的人强有力，如果没有几分敬爱，他们的爱情便无法维持。谁不令他们肃然起敬，他们是不会对他服服帖帖的。受人蔑视的贵族，正如同懒惰的国王、女人气的丈夫一样，因为无能，才变得无用。所以，大人物均与民众隔离，且有其独特的风习。
一言以蔽之，贵族集团的一般举止习惯，是真正权势的象征；而他们失去权势时，这也是他们灭亡的原因。圣日耳曼区之所以暂时被压倒，就是因为它不肯承认，要存在必须对自己有所约束。其实若想永久存在下去，仍然不是什么难事。它应该象英国贵族那样，诚心诚意地及时看到，各种制度都有其多灾多难的年头。到了那种时候，同样的词句已经不具有同样的含义，同样的思想以不同的面貌出现，政治生活条件完全改变了形式，而实际内容并没有根本改观。这些思想应该得到进一步的发挥，这段艳史基本上发挥了这些思想。在这个故事中，它既给原因下了定义，也为事实提供了注解。
庄严雄伟的贵族与邸及高楼大厦，内部处处富丽堂宣，陈设精美华丽，构成了一个“场地”。还未出生便已富有的幸运的主人，自由自在地活动其中，从不受到任何冒犯；惯于从来无需降低身分去计算日常生活细小开支，时间可以自由支配，可以早早地接受高等教育。总之，贵族的传统习惯所赋予他的社会力量，他的对手即使通过学习、再加上坚韧的毅力和志向也很难与之抗衡。一个从童年起即拥有这等特权的人，一切都应该使他的心灵变得高尚，给他深深打上高度自尊的烙印，最起码的功效也应该是具有与其高贵姓氏相称的高尚心灵。从某几个家族来说，确实如此。在圣日耳曼区，这里那里，也会遇到行为高尚的人。
但这只是些例外，从反面证明了普遍的情形是自私自利。正是这普遍的自私自利，导致了这个特殊阶层的失势。法国贵族获得上述那些优势，正象一切贵族的精华都获得了这些优势一样。只要他们将其存在建立在自己的“领域”之内，各国的上层就会产生贵族的精华。无论是在地产领域也好；还是金钱领域也好，都是一个正常社会的唯一坚实基础。然而，只有在民众同意给他们这些优势的条件下，只有在他们自己能保持这些条件的情况下，各式贵族才能保住这些优势。这是一种精神上的世袭领地，其“隶属权”属于领主。这里所说的领主，今天自然就是民众。
时代不同了，武器也不同。过去一个方旗骑上，穿上锁子甲、长矛挥舞得好、出示长矛上的三角旗就行了；今天一个方旗骑士则需要表现出智慧。过去只需要胆量的地方，今天则需要肥硕的大脑。艺术、科学和金钱形成了社会三角，权力的盾形纹章就镶嵌在这个三角之中，现代的贵族也必须从这里产生。一个重要的定理与一个高贵的姓氏县有同等的价值。罗特希尔德家族，这当代的富盖家族（两者都是有名的银行家），事实上是王子。
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事实上是一个寡头，他代表着整个世纪，而且几乎总是成为法律。因此，能言善辩，作家的绞尽脑汁，诗人的天才，商人的韧性，将多种光彩夺目的优点集中于一身的政治家的坚强意志，将军的利刃，这些可以单枪匹马征服整个社会并强加于社会的本领，当今的贵族应当集所有这一切之大成，努力援为己有，正如往昔贵族阶级垄断了物质力量一样。为了保持一国之首的地位，难道不需要一贯称职地领导国家，成为国家的灵魂和精神，才能使国家听从指挥么？没有发号施令的本领，怎么能牵着平民的鼻子走呢？不具备手执权杖的军事家固有的力量，元帅的权杖又有什么用呢？
圣日耳曼区曾经玩弄权杖，以为那就是全部权势。它完全颠倒了主宰其生存的句子词序。它本来应该将刺激平民的贵族家徽扔掉而悄悄地保留权势，结果却让资产阶级抓住了权势，自己死死抓住贵族家徽不放，而且总是将自身居于数量劣势而不得不服从的必然规律忘在脑后。人数勉强占社会千分之一的贵族阶级，当今也好，往昔也好，都应该大量增加其行动手段，以便在出现重大危机时，能够以同等的力量与民众相抗衡。在当代，行动手段应该是真正的力量，而不是历史的回忆。
不幸的是，法国的贵族依然沉醉在已经烟消云散的往日权势之中，死死抱住那种妄自尊大、目空一切的态度。其实用这种态度它很难自卫。也许这是整个民族的缺陷。法国人从不向下看，总是从自己所处的地位向更高的程度前进：他自己不断上升，却难得可怜不及于他的不幸的人，总是抱怨在他之上还有那么多幸运儿。这一点，法国人比任何其他民族尤甚。虽然他也很有感情，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宁愿听从理智。这种民族的本性使法国人总是向前迈进，这种虚荣心也渐渐损害了他们的前程，但却绝对地支配着他们，正如节约的原则支配着荷兰人一样。这一本性统治贵族阶级已达三百年，从这一点来说，法国的贵族阶级是地地道道法国式的。
圣日耳曼区的人，一向以其物质方面的优势推断自己在智力方面亦占优势。法国的一切都使他们对此坚信不疑，因为建立圣日耳曼区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君主政体离开凡尔赛宫那一天便开始了的贵族革命。自那时以来，除几段空白以外，圣日耳曼区一直依赖着政权。他们以为，即使将来，这政权也在不同程度上就是圣日耳曼区：一八三○年其失败的原因即在于此。那时，圣日耳曼区的人犹如没有根据地的作战部队。他们根本不曾利用和平时期深深扎根于全民族的心中。他们犯了这个错误，是由于所受教育有毛病，也由于对其利害关系完全缺乏全面的看法。他们贪图并无把握的现在，毁掉了确有把握的未来。产生这一错误政策的原因，大约如下。
这些上层人士极力在他们与本国其他人之间保持肉体和精神上的距离，其全部致命后果就是：四十年来，在贵族阶级中培养了个人情感而毁灭了作为社会阶层的爱国主义。往日法国贵族庞大、富有、有权有势的时候，贵族老爷们在危难时刻能够从他们之中选出领袖人物，并且服从这些人领导。待他们变得微不足道以后，简直就无法接受纪律的约束了。正如后期罗马帝国一般，人人都想当皇帝；由于他们的弱点，觉得都是彼此彼此，于是便自以为全部高人一等。
每个家族，或者由于革命而破产，或者由于财产分割而破产，只考虑自己一家，却不考虑贵族大家庭。他们似乎觉得，如果每一个家族都发财致富了，整个党派自然就会强大有力。这是大错特错。金钱也一样，它只不过是权势的一个标志而已。这些家族的成员，保持着高雅的风俗习惯：彬彬有礼，衣着华丽，语言优美；贵族的那种假正经和傲慢，与他们的日常生活已浑然一体。本来这些习俗只应该是生活的次要部分，当它成为生活的主要内容时，那就是低级趣味了。每一家族都具有某种固有的价值，但是一拿到表面上，就只剩下有名无实的东西了。没有一个家族胆敢自忖：我们是否已经强大到足以掌权了呢？一八三○年他们只好与诡辩者一样甘拜下风。
圣日耳曼区，不能象大人物一样表现出保护者的姿态，却象暴发户一样贪婪。一旦在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面前证明了，复辟的贵族阶级为自己的利益组织了政权和财政，从这一天起，这个阶级便患了不治之症。现在只能是寡头政治的则代，这个阶级偏偏要搞贵族政治。其实这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制度。凡是比较机灵、仔细阅读英国上议院议员姓氏的人，都会明白这一点（常常是平民的姓氏）。当然王国政府不乏美意。然而它一向忘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一切都要使民众心甘情愿。即使关系到民众的幸福，也是如此。法兰西是一个任性的女子。无论是幸福还是被人任意殴打，都要心甘情愿。德·拉瓦尔公爵（驻罗马大使，风度极佳）的谦逊美德使他无愧于自己的姓氏，如果过去有许多德·拉瓦尔公爵这样的人，王室长房的宝座也就会象今天的汉诺威王室宝座那样牢固了。
一八一四年，尤其是一八二○年，法国贵族要主宰的是教育程度最高的时代，最贵族化的有产阶级，和世界上最女人气的国家。圣日耳曼区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牵着中产阶级鼻子走，并且逗得它高高兴兴。中产阶级醉心于出人头地，爱慕艺术和科学。然而领导这个伟大的聪敏过人的时代的庸碌之辈，却全部仇视艺术和科学。他们需要宗教，但是他们甚至不会将宗教以富有诗意的色彩介绍出来。如果那样做，说不定会使人喜欢宗教的。当拉马丁、拉末耐、蒙塔朗贝尔及其他几位天才作家用诗歌为宗教思想镀金、对宗教思想进行革新或加以发展的时候，每一个败坏政府声誉的人却在让人品尝宗教的苦果。任何一个民族都从未那样百依百顺过，那时节这个民族就象一个十分容易上手的破鞋女人一样。任何一个政权也从未干过更多的蠢事：法兰西和女人都更喜欢失足。
为了恢复自己的权利，为了建立一个伟大的寡头政府，圣日耳曼区的贵族必须诚心诚意地仔细搜寻，以便在身上找到拿破仑的银币；必须开膛破肚向五脏六腑深处要一个主张立宪的黎塞留（法国著名政治家）。如果这个天才在自己身上找不到，就必须到冰冷的阁楼上去找。说不定他正在那里奄奄待毙。然后必须将他吸收进去，正如英国上议院经常吸收偶然碰到的贵族一样。
继而，命令这个人残酷无情，将腐烂的枝条砍掉，将贵族大树加以修剪。然而，首先，英国托利主义的庞大体系对于小小的头脑来说，太无边无际。要让这个主义输入到法国，法国人要花费许多时间。对这些人来说，缓慢的成功就等于“惨败”。其次，这种救世主的政策，是上帝将力量安置于何处，便到何处去找寻。而我们这些伟大的小人根本不需要这种政策，他们仇视任何不是来自他们自身的力量。
总之，圣日耳曼区不但没有返老还童，反倒更加老态龙钟。贵族头衔是次要的建制，如果只在重大的场合出现，仍可以保持。可是头衔成了日常争斗的对象，并不是艺术或庄重与否的问题，反而成了权势问题。如果说，对国王的宝座来说，首先是缺少一位顾问，那种与伟大的时代同样伟大的顾问；那么贵族尤其缺少的，是对其自身总体利益的认识。有了这一条，本是可以弥补一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