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瑜看到陈安平的脸色一下子有些不自然了。
五号同志瞥了胡服同志一眼，“安平同志也是政治局的候补委员嘛！况且，他不是协助我负责经济工作吗？”
您还在负责经济工作？孙瑜眯了眯眼睛看着五号同志。
其他人没怎么说话，每个抽烟的人都拼命地抽烟，屋子里面乌烟瘴气，孙瑜觉得自己和五号同志似乎有些共同语言了。
陈安平抿了抿嘴。
孙瑜已经知道，陈安平同志这些年来取得了不少的成绩，他作为五号同志的助手，在经济上既不站在左的一边，也不站在右的一边，他有足够的认识知道如何发展生产力和调整国民经济结构，在这帮助五号同志控制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结果是他既不是一个左派也不是一个右派，左派势力指责他是唯生产力论，不注重生产关系；右派指责他不注重生产关系和比例，盲目扩大生产，没有取得足够的经济效应。
虽然背负了种种委屈，陈安平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功绩，TG重工业的发展及时有力地反哺了农业，官僚们在水楼期间故意乱搞，在中央试图调整经济的时候，右派宣称按照他们稳健的经济步骤，需要四年时间完成经济调整，依靠以前的政策和体制，则需要八年的时间。实际上当陈安平同志协助五号同志进行经济调整的时候，只用了2年的时间就完成了。那些没有经历过另外一个世界的前十七年的人完全不能够理解陈安平同志在这十七年间所做的工作。
但是，陈安平始终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他的资历太浅了，所以虽然他的能力足够出色，能够压倒大多数的人，但是当人才的选拔开始变成山头的博弈的时候，陈安平就遇到了透明天花板，他那样的努力，最后不过官居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候补政治局委员的头衔，前进不了了。也因此，在前十七年中，他在政治上实际上发挥出来的作用并不大。甚至他遭到了两股势力的忌恨，如果不是因为自己的能力和受到了五号的保护，他在之后的运动中是否能够继续存活下去都是一个疑问。
建国初期，个人的威望和资历的力量远远胜过了还没有建立起来能够自行运行的体制规则，前面的那些大佬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以眼下陈安平实际上已经到了升无可升的地步了。
五号同志继续介绍道，“……关于这位杨文同志的身份和来历，我想大家都已经有了了解。”五号同志微微有些气闷，本来这件事情是他负责的，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几个常委都知道了情况，五号同志本来想要对孙瑜进行一个由自己出面和主席一起配合的初步接触的，但是没有想到有常委同志直接找上门来问起来这件事情，所以最终这个会面变成了常委会了。
当五号同志说到这里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了过来，286同志看上去有些急不可耐，或者是他本人性子洒脱，直截了当地问道，“那么杨文同志，”他灵动的眼睛牢牢地盯着孙瑜，“你来自多远的未来呢？那时候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
五号同志的目光看向了陈安平，陈安平微微额首，这让五号同志放心了不少，他也顺势坐了下来，盯着孙瑜。
孙瑜抿了抿嘴，深深吸了一口气，感觉到在场的这六个人的目光简直比山还重。
“2008年，”他说道，“当时中国刚刚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房间里面一阵骚动。
“那个时候共产主义实现了吗？”胡服同志问道，他的嘴角还挂着一丝嘲笑。
“第一大经济体是谁？”这是总司令问的，“是苏联还是美国？”
会计师目光里是深沉的忧虑，主席和总理似乎完全没有被孙玉的话所震惊。
“很多东西我不能说的，”孙瑜皱了皱眉头说道，“一旦我说了，这个世界就会改变，世界的发展日新月异，谁能够知道TG只用了二十八年时间就能够夺取天下呢？”他摊开了手，“正如当年的解放战争谁能够想到只打三年就大局已定呢？”
常委们似乎先前已经在学部委员那里接受过所谓的平行世界的洗礼了，不过胡服同志还是有些不满意地质疑道，“那么你是党员吗？”他说道，“你应该相信，我们党组织，我们这些领导人是有这个胸襟和气度接受未来的现实的。”
虽然未来的现实很不错，但是我不太想说出来，孙瑜用手揉了揉脸，“我不能说的太清楚，譬如我虽然知道这间屋子里面所有的人的寿命时间，但是我觉得我还是不要说出来比较好。”
即使是豁达的党员，在场的人还是觉得心中一紧。
胡服同志猛烈地抽烟。
总司令看上去很是心宽，“能够告诉我们第一大经济体是谁吗？”
“美国。”
“那么苏联呢？”
“苏联吗？”孙瑜深吸了一口气，“因为它走上了一条彻底的修正主义路线，所以实际上它在将自己的体制转变成为资本主义体制的时候发生了种种问题，最后，伟大的苏联解体了，分裂成为了一个一个的加盟共和国。”
房间里面的人都吸了一口凉气，主席的目光亮了一下。
“但是这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孙瑜继续说道，“因为苏联的解体，以及他在东欧扶植的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的CP政权的倒台，给我们中国做出了很好的示范，于是已经走上修正主义路线的中国在关键的时候踩了一脚刹车，避免了国家陷入动乱的境地。”
有好几个人将手中的烟蒂按熄在了烟灰缸里面。
“中国也走上修正主义？”主席开口了，“是谁走这条道路的？”
孙瑜抿了抿嘴，目光在那几个人身上巡梭着。
那几个人被看得有些不自在起来了。
“苏联是什么时候解体的？”286突然问道。
“1991年，”孙瑜说道，“但是现在已经不确定了，毕竟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个尤里穿越过来，将苏联拯救。”
“尤里，那是谁？”总司令好奇地问道。
“一个忠诚的苏共党员，有着灵巧的手腕、坚强的意志和强大的武力后盾，能够如同斯大林同志一样统治苏联。”
“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吗？”
“我也不知道，虽然在另外的世界里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
“所以对于我们的国家的未来，我也不确定是什么样子了，毕竟我所经历的世界只是其中之一。”
主席淡然地吞云吐雾。
“走上修正主义路线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真的不好形容，因为我所经历的仅仅是我所在的阶层的生活，目光也仅仅局限于我们这个阶层的直感和想象力。”孙瑜摊开了手，“不过对于同时经历过社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人来说，无论是那种生活都不是容易的生活，不过我们毕竟要向前看。”
“向前看？”主席皱了皱眉，“你的意思是越到后面的日子越好了？哪怕是修正主义？”
“这还真不好说，”孙瑜揉了揉自己的鼻子，“如果修正主义能够保持每年8％的增长率，老百姓对于政治的态度就是漠不关心。不过伴随着这样的发展，总是存在着种种问题，8％带来的问题，毕竟经济增长不能够解决所有问题。”
“那么存在什么问题呢？”主席问道。
“如果可以的话，”孙瑜耸了耸肩膀，“我谈点自己的看法。”
在场的人相互之间交换了一下眼神。
“可以！”五号同志说道。
第010章 1966年的弹子球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社会的生产、分配和再生产、再分配控制在谁的手中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性质。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主义社会因为在生产过程中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分配的不公平，最终导致金融危机。也就是说它的生产环节和消费环节得不到有效的衔接，商品到货币的惊险的一跃不能够实现。
所以此后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改良运动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马克思所提出来的这问题——无论是凯恩斯还是米塞斯，正视这个问题或者回避这个问题。
按照最简单的做法，克服生产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就是给它一个政府。政府主导下的计划经济便是这样的思路，无论是列宁同志的新经济政策、斯大林同志的工业化思路还是主席同志的《论十大关系》都是站在全局的角度才采取的经济思路，但是资本主义发展了好几百年了，事实证明不可能存在一个能够对经济情况无所不知的完全不犯错误的政府。
米塞斯就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必然会失败，因为经济计算问题注定了社会主义的政府永远无法正确的计算复杂万分的经济体系，由于失去了价格机制，社会主义政府根本无从得知市场需求的情报，而随之而来的必然是计划的失败和经济的彻底崩溃。
社会主义政府也需要官僚来管理，官僚体制本身的运作方式并不是按照经济规律——或者说不是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律运行的。因此往往存在政府对于某个行业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的情况，这是苏联和中国都面临过的事实，毋庸否认。
所以经济上存在着两个极端，认为政府应该把一切都管起来的“左”倾思想和政府应该把一切都交给“市场”的右倾思想。
在没有实事求是的态度下，这两种极端思想都变成了屁股问题了。
286的理论可以说是两种思想中间最实际的一种思想模式，政府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其他依靠市场来调节。
熊彼特当初在为资本主义把脉的时候信心十足地提出了科技创新可以让资本主义永远不死的理论，认为科技的发展不断会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因此经济增长是可持续的。
哈耶克也这样认为，他以科技的发展的可不预期嘲讽了脱胎于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那句伟大的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
认为有一种整体的理论可以解释经济完全是不可能的，就如同马克思主义也是发展的哲学一样，经济学也是一门发展的学问而不是固定的原则。并且经济学是一门实践性的学问，不是一门抽象的学问。中国自身几十年如此成功的经济经验似乎也没有形成一门抽象的学问，相反，中国的经济以及中国领导的经济学本身往往出于被批判的地步，因为它们始终没有符合某个主流经济学的原则。
不过，说个个人的观点，也许就是因为中国经济本身并不是某种僵化不能再改变的东西，它才保持着发展的动力，所谓的改革的红利有时候说不定就是改革本身。
目前的孙瑜，按照他的认识，可以理解到这样一点，政府对于对于全国的经济情况一定有一个整体的认识，这种认识不论是依靠官僚部门还是依靠科学经济机构，又或者依靠市场调查，正确的认识是解决问题的前提，有时候足够的经验虽然不能够彻底地解决问题，但是可以让问题不变得更坏。
所以也许完全不存在某种终极的真理和终极的经济学，因为这些东西都是发展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整个国家实在是没有必要实现一种整齐划一的政策，完全可以因地制宜，甚至故意在不同的地方使用不同的政策实验效果。但是，就如同实验室的理想条件不能达到的一样，依靠官僚治理的国家有时候客观条件也受到官僚的主观意愿的干涉。
这就是以前那些改革者大喊政府放手，交给市场去管理的原因。因为官僚本身并不是客观的物品和条件。
人是社会的动物，社会的动物就是政治的动物。
所以把我们的TG的党史仅仅看作是路线斗争的历史完全不对，但是如果又仅仅把它看作是政治斗争的历史也失之偏颇。
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着对于社会和世界全局设计的目光，TG的党员并不是每个人都是哲学家，换句话说不是每个组织成员都是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很有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主义者、毛派或者托派，或者他们就是官僚本身，很多官僚是没有哲学思维回路的。
官僚体制一方面将官僚当做是工具，作为整个体系的一环，一方面，它自己本身所形成的整体以个体对整体的自我认知思想产生自我意识。王亚南同志的官僚主义研究，很清楚的表明了就这种自我意识——官僚主义的实质表现来看，中国几千年前和几千年后在这方面完全没有变化。
所以，即使是社会主义的皮，在旧的官僚主义的熏陶下，也会产生某种特质的变异，实际上建国十七年来的发生的种种事情已经逐渐显现出下来了新社会向旧社会的复归。即使工业化的浪潮开始吞噬农业社会遗留的不宜的封建残余，但是旧传统以新形式强烈地自我表现着。
陈安平对于这个感受最深。
他曾经抱着过于轻易的幻想，以为出生在后面，对于历史清楚的自己在这个世界可以发挥自己最大的作用，结果现实给了他最严酷的教训，以普通人的身份经历了几次残酷的考验之中，他就打消掉了一开始不切实际的幻想。当他自己也成为一个小山头之后，他就不得不面临严重的山头争夺战了。
这不仅仅是TG特有，如果仔细体会历史的话，可以看出来中国人的政权都是这样过来的。就如眼下，太祖并不如同历史课本上所写的那样具有绝对的权威和绝对的意志。如果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扩张是最残酷的斗争，如果是国家控制资本的社会，对于国家统治权力的争夺就是最残酷的斗争。
每一次政治运动，每一次会议，都是一场残酷的斗争。所谓的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奋进的大会这种口号有时候只是为了掩饰会议的残酷，伴随着当权者相互之间权力和扩张和收缩。
这种残酷的斗争形式还没有取得一个默认的温和的潜规则底线，陈安平甚至觉得自己那位还活着住在秦城宾馆中的兄长的命运还算是不错了。
水楼期间干出那样荒唐离谱的大小诸侯们的动机是什么呢？
权力的获得、分配和继承是和生产、分配、再生产同样重要的社会关系。
1957年的运动可以这样理解，那些在旧社会作为精英身份可以成为统治者的人在新社会对于自己被排斥在权力机构之外感到不满，在太祖敏锐地意识到党内官僚主义开始滋生，贪污腐败开始出现，希望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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