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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敞开的大门，爱丽能看见他，在这间专门给他配备的现场办公室里，两脚搭在办公桌上，阅读送来的报告或者打电话。看到爱丽经过，他会对她愉快地招招手，然后继续工作。
爱丽发现他与庄慕林或瓦缬润谈话时态度随和，平易近人；与基层普通的技术人员和秘书人员也是同样的态度，爱丽不止一次地听到过他对那位秘书先生赞许地说：“那太好了。”
当然，德·黑尔对爱丽也会提出很多问题。起初，只是纯技术性或事务性的问题，很快就扩展到对于可以设想到的未来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件制订准备预案，更进一步就无拘无束海阔天空地想象、推测、思索。
那些日子，好像讨论科研项目只不过是一个借口或托词，以便找到机会，两个人凑到一起消磨一段时光。
在华盛顿，一个爽朗的秋天午后，总统因为处理自由泰荣危机，不得不临时推迟特殊突发任务小组的会议。
从新墨西哥经过一个晚上的夜航，爱丽和德·黑尔发现有几个小时的时间没有安排任何任务，决定去拜访和瞻仰一下久已闻名的越南战争纪念碑。
这是林璎（１９５９～）设计的，当时她在耶鲁大学攻读建筑学，大学还没有毕业。
面对这样提醒人们不要忘记那场愚蠢战争的纪念碑，那种忧郁悲哀庄严肃穆的氛围，德·黑尔居然显得似乎流露出与当时气氛明显不协调的兴奋和愉快，这不能不引起爱丽再次思考他性格上是不是有什么缺陷。
两个联邦勤务总署的便衣保安人员，身着统一定做的服装，头戴颜色鲜艳的监听耳机，谨慎地尾随在后面。
草地上，一只精巧的蓝色毛毛虫在一根细小的树枝上爬。德·黑尔把树枝拿在手里，看着它灵巧轻快地向前爬，十四对脚一起动作，随着一波一拱，身体上的虹彩闪动着。走到树枝末端，停下来，抓紧树枝，用它最后的五节肢体在空中甩动，试图寻找另外一个新的攀援点。努力失败之后，它灵巧地回转身体，沿原路返回。
德·黑尔故意要逗弄它，把这根树枝调换了一个方向，所以当毛毛虫爬回原来的位置时仍然无路可走。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美洲狮，来来回回地走了好几次，爬来爬去，到了后来，仿佛连爱丽都感觉到越来越多的无可奈何。即使可以证实，这个幼虫长大了就是大麦枯萎病的罪魁祸首，爱丽也禁不住开始为这个可怜的小东西感到难过。
“在这个小东西的脑袋里，储存着多么奇妙的程序！”德·黑尔惊呼，“每一次都能有效地工作——最优化的逃避软件。而且它知道不能掉下去。我的意思是，这么细小的树枝足以有效地使它悬在空中。这个毛毛虫在自然界中，从来没有这样的具体经验，因为自然状态，树枝总是长在树上的。爱丽，你不感到奇怪吗？你想象过没有？如果这个程序就储存在你的头脑里，你会感觉如何？我的意思是，当你走到树枝的末端，是不是一切都好像很明显，你不得不那么做？当你通盘思索之后，你会不会产生这样的印象？难道你不感到奇怪吗？你怎么会知道用你前面的十只脚在空中挥动，而同时用另外的十八只脚紧紧地抓住不放？”
爱丽微微地偏过头来，与其说是察看这只毛虫，不如说在审视着德·黑尔。他好像没有什么困难，就能把爱丽想象为一条昆虫。爱丽试图避而不答，她提醒自己，对于德·黑尔来说，这也许只是出于职业的兴趣或习惯。
“现在，你打算怎么处置它？”
“仍然让它返回草地，我想只能这样。你还能想到别的什么办法？”
“那样，可能有人把它弄死。”
“一旦你看到了一个动物是有自觉意识的，就很难动手把它杀死。”德·黑尔继续用手拿着那根树枝和那上面的毛毛虫。
他们默默无语地走过了雕刻在反光的黑色花岗岩上面的将近五万五千个名字。
“每一个政府为了准备战争，总是把对方描绘得像一个妖魔鬼怪的样子，”爱丽说，“他们不想让你想到另外一方也是人类。如果意识到敌人也能够思考和感觉，你也许会犹豫不决，难以下手杀死他们。可是杀死人，事关重大。把他们看成妖魔还好一些。”
“在这儿，你看多漂亮。”过了一会儿，德·黑尔才做出反应，“真的。你仔细看看。”
爱丽仔细去看。克服了一阵微小的颤抖，极力按照德·黑尔的视角和眼光去看。
“你看它在干什么，”德·黑尔继续说，“如果它像你或我这么大，能把所有的人都吓死。那可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妖魔了，你说是不是？可是它很小。它只会吃树叶，就顾虑它自己那么一点小事，还能给这个世界增添一个小的虫子。”
爱丽拉着德·黑尔扔掉毛虫的手，默默无言地走过一排排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是按照牺牲时间的顺序排列的。当然了，这里镌刻的只是美国战死者的名字。还有东南亚的两百万人，同样也死在那一场冲突之中，可是除了还留在他们家人和朋友的心中记忆，在这个星球上，再也找不到任何地方，为他们建立与此处规模与纪念意义相当的建筑。
关于这场战争，在美国，大多数普通民众的评论，爱丽心想，就是军方势力在政治上的残缺不全偏瘫不力，从心理上，与德国军国主义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被打败之后，所说“伤人的暗箭，背后的诽谤”的辩解，非常相似。越南战争是这个国家良知上的一块脓疮，至今没有哪一位总统具有将它动手切除的勇气。（越南民主共和国随后的政策也并没有使这项手术变得更容易进行一点。）她想到，美国士兵辱骂他们的越南对手，是多么普通而常见的，说什么，“死鬼客”、“扁头鬼”、“斜眼鸡”，还有更难听的说法。有没有可能呢？在下一阶段的人类历史中，再也不要用那种流行的做法，一开始，就把对方加以妖魔化？
在日常的谈话中，德·黑尔说起话来，并不像一个大学者。如果你在路边书报亭里买报纸，遇到了他，你绝对想象不到，他是一位科学家。他说话仍然没有改掉纽约土话的腔调。起初，他这种说话腔调和他科学工作的资质明显地不协调，好像让他的同事们感到有趣和可笑。随着他的研究工作和他本人变得越来名声越大，他说话的腔调居然变成了他独特的风格。可是当他读“鸟苷三磷酸”这样学名的时候，他的发音就仿佛把这个温顺平和的大分子变成了带有爆炸的特性。
慢慢地，两个人逐渐地意识到他们陷入了爱的旋涡。其实旁观的很多人，早已看出来了。
几周以前，当卢那恰尔斯基还在百眼巨人现场工作的时候，他又大发宏论，批评语言的不合理之处。这次的目标指向美国英语。
“爱丽，为什么人们要说。重新又犯同样的错误（make the same mistakeagain ）。？为什么要加一个‘重新（again ）’？而且，我知道你们用‘烧起来（burn up ）’和‘烧尽了（burn down ）’表示同样的意思，是吧？‘减速（slow up ）’和‘慢下来（slow down ）’也表示同样的意思？所以，既然‘绷紧（screw up）’是可以说明问题的，何必还非要再来一个‘拧紧（screw down）’呢？”
爱丽感到厌烦，只是点点头。她早就听他的苏联同行说起过，卢那恰尔斯基不止一次抱怨俄语中那些不协调不一致的地方。而且，在巴黎开会期间，爱丽自己就亲自听他议论过法语版本的同样语言问题。
爱丽觉得很庆幸，各种语言都有自己的不幸之处，可是如果真的所有的语言，在吸收了各种不同的词源，经受了那么多细小的压力，从而采取了不同的因应变通之后，竟然还都那么完备无缺毫无冗余，语言内部结构协调一致前后贯通，那才是天大的怪事呢。唯慨居然能花费那么多时间评论这些事，可是爱丽实在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思与唯慨辩解。
“再比如说，拿这个短语作例子，‘爱得神魂颠倒head over heels in love（两脚着地），’”他继续说，“这是一个很普通的说法，是吧？可是这话恰恰说颠倒了。或者，这么说，上下倒置了。因为通常的情况下，人就是两脚着地。当你爱得神魂颠倒的时候，已经不知道东南西北，上下也分不清了，于是乎这种情况下，应该说‘两脚朝天（heels over head ）’。我说的对不对？你当然知道身陷热恋之中是怎么回事。实际上，对方想象你按照通常的方式在各处走动，而不会是头脚颠倒过来，漂浮在空中，就像那个法国画家的作品——他叫什么来着？”
“他是一个俄罗斯人。”爱丽帮助他说了出来。其实英语中“head over heels”和“heels over head ”这两种说法是通用的，都表示“深深地陷入”同样的意思，可是他偏偏要挑选出其中的一个，做咬文嚼字的戏说，不能不说多少有些牵强附会。
唯慨提到的那个画家叫马克·夏卡尔（１８８７～１９８５），出生于俄国维切布斯克一个贫穷的犹太人大家庭。从小笃信犹太教，深受俄罗斯和犹太民间民俗艺术的熏陶。
１９１０年抵巴黎，与前卫画家交往，后入籍法国。作品中随意融合立体派元素、幽默感和抒情韵味于一体。在一场多少有些陷入尴尬的谈话之中，爱丽不能不给他圆场，既然提到这个画家，这一下，正好找到一条走出话语困境的狭窄出路。
随后，爱丽有些奇怪，不知道唯慨是不是诚心逗弄她，或者试探试探，看看有什么反应。也许，他只是无意之间，觉察到爱丽与德·黑尔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密关系。
至少在德·黑尔这方面，对此表现出明显的不满。在当前这种场合下，他作为总统的科学顾问，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一项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复杂的、目前尚无确切把握的研究课题，如果与主要的项目负责人之一陷入感情上的缠绵，将冒极大的风险。
总统肯定希望德·黑尔所作出的判断并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的。有些德·黑尔所推荐的行动路线，即使爱丽反对，他也能够坚持，即使爱丽支持，他也敢于拒绝。与爱丽涉足爱河，无论如何，将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德·黑尔行政权威的有效性。
对于爱丽来说，就更为复杂了。在她获得一座重要的大规模射电天文台相当稳定的负责任的领导职务之前，她曾经有过若干伴侣。当她觉得自己陷入爱情并公开承认的情况下，她从来没有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要去结婚。她模模糊糊记得有一首四行诗——好像是叶芝①写的？——她每次都试图利用这首诗，让当时那个情人，做出保证，因为每次总是令她伤心悲痛，所以她下决心，让一切的爱情都成为过去：
我爱的人，你说没有真爱，
除非爱你，爱到永远不变。
你这傻瓜，爱情戏剧不断，
更好的爱情故事还要上演。
【① 叶芝（１８６５～１９３９），出生于都柏林一个画师家庭。爱尔兰诗人、剧作家，著名的神秘主义者，“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领袖，１９２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比剧院创建人之一。】
她回想起约翰·斯铎顿向她自己母亲求婚的时候，在她眼里看来多么迷人啊，可是一旦成了她的继父，多么轻易地抛弃掉那套故意装出来的姿态。这些人，只要你嫁给了他，过不了多久，只要轻轻瞟上一眼，就会看到那些新浮现出来的荒谬丑陋的装腔作势。
爱丽心想，自己先天形成的浪漫情趣使她对待感情变故极为脆弱。她绝对不能再重复她母亲的错误。感情稍微深入一点，就总是担心会不会毫无保留地沉溺于爱情之中，自己委身的那个人，会不会被什么人从她身边夺走。或者，干脆，这人自己离她而去。可是如果你从来也没有真真切切地深陷爱情之中，也就永远不存在什么失去爱情的憾事。（她不想让自己那么多愁善感，她总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那样的感情可能根本就是不真实的。）还有，如果她真的从来也没有深深地爱过什么人，她也就永远不会真正地背叛什么人，正像她难以割断难以理清的万千思绪中，始终有一丝代人受过的歉疚，爱丽总感觉她的母亲背叛了她早年死去的父亲。爱丽自己仍然恋恋不舍地想着他。
对于德·黑尔好像一切都不是这样。或者说，是不是多年以来，爱丽期望的心情已经渐渐地磨蚀得不再那么强烈？与她所想到的其他男人不同，每当遇到挑战和压力的时候，德·黑尔更能显示出绅士风度、更为富有同情心的那个侧面。德。黑尔倾向于协调，他掌握科学政策的技巧和艺术成为他职业技能的一部分，可是在这层温和的外表下面，爱丽看到了某种坚强和毅力。爱丽尊重他把科学融入他整个生命中的那种方式，尊重他勇于支持科学的态度和方式——德·黑尔孜孜以求不懈努力试图把这种观念贯彻到两届政府中去。
他们在一起时尽量小心谨慎，也曾在百眼巨人工程局，爱丽那套小公寓里偶尔相聚过几次。
他们之间的谈话，双方都感到愉快，想法和思维在两个人之间飞来飞去，就像是两个和谐的伙伴之间挥来挥去的羽毛球。有时候一个人的想法还没有完全说出来，对方已经完全明白了，仿佛预先就已经知道了。
德·黑尔是一个体贴温存考虑周到替对方着想具有创造力的情人。总之，爱丽喜爱他的外激素（信息激素）。
因为他们的相爱，有时候由于德·黑尔在场，爱丽对自己居然能说出那样的话、做出那样的举动都感到惊讶。爱丽对他简直佩服得五体投地，甚至由于德·黑尔的爱，她对自己更加尊重。由于德·黑尔，她更加珍爱自己了。而且由于德·黑尔也清楚地具有同样的感觉，于是乎，就有那么一种无尽地回归到最为本源的爱情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