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审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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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审判- 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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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高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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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不敢忘却的集体追忆 
  高群书 
  战争,因纷争而战;或以战的形式解决争端。 
  转眼已过去六十年。六十年前曾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过一场战争,叫抗日战争。发动和参与那场战争的人被我们称为“日本鬼子”。多么形象的名字。这个形象的名字通过连环画和电影深深印在我们这一代的记忆里。但对于父辈甚至祖父辈,那就是惨绝人寰的痛苦经历了。日本鬼子已经成为记忆中的符号,那个一衣带水的邻邦,我们已经友好地称为“日本人民”,已经成为我们的老朋友。 
  可惜,我们确实共同拥有那么一段痛苦的历史。因为战争,因为那些可以代表彼时国家绝对权力的战争狂徒。 
  1948年12月22日晚上8点,这些从极端狂热堕至极度悲凉的战争狂徒相继走上绞刑台。“樱花瓣啊,悄悄而哀愁地落下来了。”前日本内阁首相东条英机吟道。那个曾经面对南京大屠杀三十万中国人的死尸没有皱一下眉,面对珍珠港湾美军最精锐的航空母舰的沉没只有欣喜若狂的战争制造者和推动者,在自己生命即将终结的前夜,心情如此凄凉。这时候,他是否想起全亚洲最起码有数千万人死在他发起和推动的这场名为战争实为屠杀的暴行中?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痛恨战争,因为战争伤害了人民。 
  我们为什么要欢庆战争,因为我们胜利了。 
  我们为什么要审判战争,因为需要建立一个秩序。 
  那个秩序就是要以法律的形式来惩罚战争肇事者和战争阴谋家,建立一个用和平通向和平的有效通道,防止将来再出现用战争来迅速扬名立万而成为区域乃至世界家长的后希特勒和后东条英机。 
  我们不愿意用战争通向和平,因为只要有战争,就有平民的伤害;我们期望用和平手段达到和平,因为那样成本最低,最皆大欢喜。但有人不愿意,以战争的方式攫取利益最快最简捷,以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最容易建立自己的绝对霸主地位。 
  六十年前如此,六十年后亦如此。因而,我们必须警惕,必须用历史告知未来,告诉那些军国主义的操盘者,过去已经发生的结果如此,未来一旦发生,亦无理由逃脱此结果。关于二战,关于发生在上个世纪中期的那场对中国人以及整个亚洲都伤害极深的战争虽已盖棺定论,但抚今追昔,重新检视那场战争依然重要。 
  这次的讲述是通过发生在1946年至1947年东京那次举世关注的国际大审判过程次第展开的。那次审判亦称为“世纪死亡审判”。 
  说到底,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成立是国际社会寻求以公正的方式来制裁战争罪犯,是和纽伦堡大审判相呼应的对德意日轴心国集团犯罪进行惩处的一次重大国际举措。虽期间历经坎坷,最后的审判尚属公正,但因受盟军总部大国沙文意识的主导,对天皇和一些战犯的偏宥和袒护亦不无存在,若非当时中国法官梅汝璈和检察官向哲浚等人的耐力坚持和韧力斗争,东京审判的结果不仅于法律界不齿,全亚洲数千万死于战争的亡灵亦将愤怒不已。 
  梅汝璈、向哲浚等人在大国主导的强势挤压下,奋力突围,坚持法律原则,终于亲手将七个战犯元凶送上绞刑架,应该算是继抗战胜利后的一次中国人在国际意义上的巨大成功,是将中国声望和发言权推向国际巅峰的一次壮举,是民族大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彰显。 
  但这次成功长期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中,不为更多的人所了解。这次的讲述将把这一震惊世界的国际事件中的中国力量凸现出来,并将之推向前景,推向世人的面前。 
  我们并不想以狭隘的民族复仇心理来对待这场战争,以前我们没有,现在依然没有。因为那场战争不仅对日本本土之外的民族伤害极深,就是对自己的同胞、自己的人民也产生了历久不息的心灵以及情感重创。作为国家,日本可以以签署投降条约为终结点,但作为家庭和个人,并不会以战败日为终结点,相反,甚至会是悲剧的刚刚开始。 
  因此,我们在沿着法庭审判轨迹渐次推进的同时,亦将进入一个与战争和审判息息相关的日本家庭,在这个家庭里,战争的阴影一直徘徊不去,并且随着审判,随着几个年轻人感情的变化,战争的伤痛反而与日俱增,终至爆发。 
  归根结底,无论正义战争还是非正义战争,它给世界带来的绝对不仅仅是利益和公理的胜负那么简单,具体到每一个人,那就是撕心裂肺了。 
  因而,倡导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解决是非,是世界的趋势,亦是我们的愿望。爱好和平的人们,共同携起手来,制止和避免战争吧! 
人物简介(1) 
刘松仁、曾志伟、曾江、英达、朱孝天、林熙蕾、附君豪倾情出演。 
  梅汝璈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法官。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县。12岁考取北京清华学校,1924年留学美国,以最优等生的成绩毕业于斯坦福大学,24岁获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离美后广泛游历欧洲各国及苏联。回国后在山西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政治学校任教,讲授英美法,并先后担任国民政府立法院委员、立法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向哲浚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生于湖南宁乡,1911年考入清华学校,6年后被选送美国留学。耶鲁大学毕业后,转读乔治。华盛顿大学法科。回国后从事司法教学和法院工作。曾担任上海第一特区法院首席检察官,后被任命为上海高等法院首席检察官。 
  倪征日奥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中国检察官顾问组组长。东吴大学法学院毕业。毕业后考入美国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曾在司法行政部与向哲浚成为同事。抗战胜利前夕,倪受政府派遣去美国和欧洲考察英美各国的司法制度。一年后归来,适逢向哲浚点名要他前往东京增援。 
  卫勃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人。毕业于天主教会小学及昆士兰大学。原本是澳大利亚昆士兰省高等法院院长,到东京履任时刚刚升职,担任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大法官。1942年被封为爵士。1943年曾被任命为澳大利亚日军罪行调查委员会主席。 
  季南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首席检察官兼盟军总部国际检察局局长。美国人。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加入美国陆军前往欧洲战场,战后出任俄亥俄州立检察官、美国司法部刑事局局长。与政界交往颇深,曾得原总统罗斯福的信赖,与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私人关系也很深。因其强悍、雷厉风行和高压态度而赢得了绰号——“魔鬼检察官”。 
  巴尔 印度法官。出生于印度孟加拉省的一个小村庄。三岁丧父,依靠政府奖学金毕业于加尔各答大学,获得数学硕士学位。1924年获得加尔各答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其间担任当地律师工会的辩护士。1940年任加尔各达高等法院法官。 
  溥仪 满清末代皇帝,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关键证人之一。1909年四岁的时候登基。因梦想复位而成为日本人的傀儡,1932在东北成立伪满洲国。1946年8月由苏联的伯力看守所前往东京作证。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关键证人,并创造了作证时间最长的记录。 
  东条英机 甲级战犯。战争狂人,凶狠残暴,外号“剃刀将军”。受审时63岁。1884出生于东京一军阀家庭。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22岁即被授予少尉军衔。1937年任日本关东军参谋长。其间疯狂镇压抗日军民,并支持731部队的活人试验。1940年任陆军大臣,主张进一步扩大对中国战争。1941年出任日本首相,并兼陆军大臣和内务大臣,集军政大权于一身。随后密谋策划了“珍珠港事件”,导致太平洋战争爆发。 
  土肥原贤二 甲级战犯。日本陆军特务系统中出了名的“中国通”。毕业于日本陆军大学,1913年来到北京,在日本特务机关“坂西公馆”担任助理,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三十余年的间谍特务生涯。 
  松井石根 甲级战犯。69岁,日本陆军大将。陆军士官学校及陆军大学毕业,长期供职于参谋本部,继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及陆军第十一师团团长等职。1937年在淞沪作战中担任总司令,南京沦陷后,纵容部下烧杀抢掠,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惨案。 
  坂原征四郎 甲级战犯。62岁,日本陆军大将。仙台陆军幼年学校及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曾参加日俄战争,此后供职于关东军,官至关东军参谋长,长期在中国东北活动。1904年参与日俄战争,1931年,身为陆军大佐,参与策划和实施了“9?18”事变,谋划成立“伪满洲国”;1938年出任陆军大臣,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 
  田中隆吉 原日本陆军中将,陆军省兵务局局长。1942年退出现役。1946年7月5日作为证人出现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毕业于陆军大学,一直在日军参谋本部工作,1927年后派驻北京和上海,后任关东军参谋,对侵华日军的运作了如指掌。记忆力奇好。与不少被告关系密切,了解相当多的侵略阴谋内幕。 
  大川周明 甲级战犯。61岁,日本的“戈培尔”。绰号“大东亚雄辩家”。长期从事日本法西斯主义理论研究,“大东亚共荣圈”理论的鼓吹者。曾担任南满铁路东亚研究所所长;参与策划“9?18”事变。 
  肖南 29岁;中国《大公报》记者,战前在日本留学,精通中文,英文,日文。 
  和田芳子 日本《朝日新闻》记者;肖南的初恋情人。 
  北野雄一 30岁;芳子的邻居;也是芳子哥哥的莫逆之交。 
  山口正夫 30岁,芳子的哥哥;日本侵华军人。 
人物简介(2) 
  山口缨子 芳子的妹妹。曾经是热血青年,曾经因为东条英机的鼓励而成为一个献身战士的慰安妇。 
  北野弘二 北野雄一的弟弟,日本侵华军人。 
  广濑一郎 东条英机等战犯的辩护律师。狡诈,雄辩,善于捕捉对手哪怕一丝一毫的微小瑕疵,并有力量和足够的智谋出击。 
第一章临危受命(1) 
  (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 
  (投降诏书)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8年抗战胜利结束。早在1943年10月,美国、英国、中国、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就成立了罪犯调查委员会,筹备战后审判。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决定,驻日盟军最高统帅必须贯彻《波茨坦公告》,严惩日本战犯。 
  1946年1月19日,驻日盟军统帅麦克阿瑟根据盟国最高委员会决定,正式颁布了关于在东京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特别宣言》,以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拉开了旷日持久的世纪审判序幕。 
  1945年8月15日,在满目疮痍的东京,日本裕仁天皇用低沉而持续的声音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6年1月19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成立。 
  1946年3月至4月,11名来自美国、中国、英国、苏联、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荷兰、印度、菲律宾的法官相继奔赴东京…… 
  1946年3月20日,受当时中国国民政府的委任,梅汝璈飞抵东京,担任远东国际大审判的中国法官。 
  公路上,一辆行驶的汽车中,梅汝璈透过车窗玻璃默默地看着日本郊外残破的景象,满目的废墟,路人处之淡然的神情,各色杂陈军便服混穿的男女以及那只翩翩挺立一直跟随在车窗旁的蜻蜓,看到这些梅汝璈心中可谓是五味杂陈。 
  我终于看到了横滨和东京被炸后的情形,我注视公路两旁的景象和路上日本男女的表情。 
  我的总印象是横滨和东京的工厂都炸光了,所谓庐舍为墟,一片焦土,我这时才体会到其真正的意义。 
  无论男女,他们和我22年前在日本所见的已经太不相同,孰令改之?这却不能不叫我们正要审判的那些战犯们负责!他们扰乱了世界,荼毒了中国,而且葬送了他们自己国家的前途! 
  一个本可有所作为的国家而招致这样的命运,真是自作孽不可活。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悲剧,也是一大教训! 
  时隔多年,透过这段日记文字,人们依稀可以看到梅汝璈就这样怀着复杂而强烈的感受,走进了那段风云变幻、充满变数和利益博弈的历史…… 
  这是个既像酒吧又像宴会厅又有点异国情调的场所,人声乐声交织在一起,欢乐热闹。 
  一支菲律宾乐队在演奏着。不同种族人的面孔交迭晃动着。 
  中国法官梅汝璈端起一杯干红,走向散坐在宴会厅各处的各国法官,向他们一一敬着酒。各国法官客气地寒暄着。之后,梅汝璈来到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长、澳大利亚法官卫勃的面前。 
  这时,宴会厅大门再次打开,《大公报》记者肖南走了进来,他拿起一杯威士忌四处张望,看到梅汝璈正在和卫勃交谈,于是他独自走到一个角落,似乎很快就置身于喧嚣之外。 
  此时,向哲浚进来,一进来便四顾逡巡,当他看见梅汝璈之后就拿起侍者送上的一杯酒,抿着酒等待着。 
  梅汝璈和卫勃谈完之后一扭身,就看见了不远处正在注视着他的向哲浚,于是他叫了一声:“明思。”向哲浚微笑着走了过来,拥抱过后两人向里面走去,边走边说。 
  “怎么才来?”梅汝璈问道。 
  “吵起来了!” 
  “为什么?” 
  “苏联提出把天皇裕仁也列入战犯起诉,美国人不同意。美国人拿《波茨坦公告》说事,说答应过要保留天皇制。” 
  “这是狡辩。保留天皇制和起诉裕仁有什么关系?裕仁犯了罪,理应受到惩罚,重新选个继承者不就行了。如果不对天皇进行审判,那还叫什么审判!” 
  “我也坚持起诉,几方意见争得一塌糊涂。” 
  “最后呢?” 
  “未付表决,暂时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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