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银行做抵押，借此来填蓝大的窟窿吗？”
“罗公子现在是惊弓之鸟，他游说海外银行家们减免了一些蓝大公司用于城南工业园的海外贷款的利息，然后还提前归还了一些海外贷款。罗公子既然找到蒋氏集团，…qī…shu…wang…就必然要他放点血来作为蓝大公司股份制改革的启动资金，如果城南工业园合理运作，也并不是一个亏钱的项目，蒋氏集团应该是看到有利可图，才会去MBO蓝大公司这个空壳公司（之所以空壳，是因为城南工业园的土地使用权已经抵押给了海外银行家们）”宛儿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她似乎已无力去分辨这个错综复杂的诡异棋局。但是我在她脸上还是看到了一丝诡笑，那是搅局人的微笑。那一刻，一只妖艳的蝴蝶正在扇动她美丽的翅膀。
诡异的家族关系
宛儿并没有因为身体的不适而一蹶不振，因为她还有被利用的价值。宛儿这次真正的病因是她没有竞争到——陈副厅被双规后空出来的那个位置。实际上，宛儿很难竞争到那个位置。她只是商仪手下的一个工具罢了，商仪既用她又防她。做工具的命运从来都是用完了就抛弃的。
据传，空出来的位置是准备给江小合。于是宛儿便开始转变战略。她试图用蝴蝶效应，把A省官场一潭浑水拨搅得树欲息而风不停。可她罪官家庭的出身在政治上的致命缺陷在于——她没有了天然的屏障，很容易被官场善于算计的人看穿了意图。宛儿很难化除他父亲在官场上的颓势而给她带来的负面影响，就像上官婉儿的父亲上官仪，因为替唐高宗起草废武则天的诏书，而被武后所杀。今天的古宛儿同样避免不了上官婉儿的命运。尽管宛儿极力中庸，并且用身体游走于各大派系之间，在以求自保的同时还能够达到自己为父亲报仇的目的。如果古宛儿与上官婉儿是前世今生的关系，在几千年不变的中央集权下，她的来世想报仇，仍然改变不了失败的命运。所以商仪不可能不对宛儿产生戒心。因为当年A厅被挪用的那笔钱的数额并不像官方调查出来的——只有两百来万，具体的数字应该是二千万。而这两千万正是商仪以李厅情人的身份游说而来的，这两千万同时成为了蒋氏集团用来发家的第一桶金。所以蒋氏集团用李家人贪来的钱发了家，再用赚来的钱讨好罗家的人，当蒋家的人看到罗家正在A省如日中天的时候，于是便打起了与罗家政治联姻的算盘。商仪因为帮蒋家发家有功，得到一笔不俗的回扣，同时在蒋家人的策划之下，她正式嫁入了罗家，成为了蒋家在罗家的代言人和利益协调人。但蒋氏却从来不会因为攀上了蒋家就疏远李家。这正是中国顶尖红顶商人惯用的手法和传统体制下迫不得已的生存手段——不轻易得罪任何一个派系，在花钱供养的同时又要和其保持距离。而这种保持距离在蒋罗两家政治联姻上的体现便是——找了陈副厅这样一个同样游弋于A省各大派系之间的政治说客来对商仪与罗公子的婚姻进行牵针引线。在美国，政治说客就是说客，他不会想到去做官，因为要是说客做了官，大家就都防着他了。中国官场并不乏这样的政治皮条客。他们极容易因为利益而沦落为政治间谍的角色，于是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他们的命运同样悲惨。想到这里，我竟然有些同情游克。
在A省四大家族错综复杂的关系背后影射出的是一条古老的规则——为了利益可以歃血为盟，为了利益也可以大动干戈。利益格局里的人事格局会不断地变化，但集团内本身并不会有多大的变化。宛儿想挑起罗李两家的利益冲突，以达到两败俱伤的目的，所以她必须借助以秦秘书长为首的子弟帮的势力集团，而这也是与她的身份最为接近的利益集团。这个利益集团会因为中央的人事变动而有可能异军突起。所以宛儿把宝压在子弟帮集团的身上，也许是对的。但是她的复仇思想是否会因为她在各大派系利益的纠葛中看清了人性而改变最初的想法甚至豁然呢？她没有！她甚至在做着极危险的动作——写匿名信向中央反映罗家的黑暗发家史。这是一个相当有技术含量的活儿。因为她必须把写匿名信的身份集团化，以向中央表达这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用“罚不责众”这个护身符来保护自己。但那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因为所有利益集团的强弱都会和中央的人事变动息息相关。当一个利益集团把另一个利益集团杀得太狠的时候，那么他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的士罢工的深层次原因
暴雨来临前的低气压让人烦躁不安。B市的方向的天空已经乌云压境了，同时出现了暴雨来临前常有的半黑半白的天象。乌云气势汹汹地从B市方向翻滚向A市方向。我开着局里面新配给我的丰田霸道在A市到B市的高速公路上飞奔。就在一个小时前，我接到局里的电话，说B市的出租车司机正在集体闹事。近段时间我被这些群体性事件整得惊慌失措。我刻意地调大汽车内的音响来缓解自己的忧虑。但是这些挥之不去的烦恼却掺杂着太多的感情让我不得不狠狠地回忆着。这里面有对老百姓的同情，有对体制的痛恨，有对自己感情生活的唏嘘。
我总是不能痛快地结束一段感情。所以我同情所有与我有过亲密交往的女人。我还记得刚才临走的时候，宛儿对我依依不舍的眼神——我是她唯一能够倾诉痛苦的人。她为了与我保持这样的关系，甚至纵容我私生活的糜烂，她已经放弃了一个妻子的责任和义务，她选择了妥协。但我发现——我的同情竟然成为了宛儿延缓精神病情恶化的毒药，这种伤害几乎使她的病积重难返。那么我是不是应该选择放弃宛儿而接受小陶呢？
我还没来得及思考，音响系统便自动切换到手机通话模式，我有些愤怒这套系统的霸道，它让我没有了一丝私人的时间，电话是游克打来的。我按了一下车载免提，他的声音便响了起来：“张局，B市的书记和市长都去了的士司机示威的现场，局里面的主要领导也都去了，就差你了。”
我说：“我还要半个小时才能到，你先帮我应付一下。”
游克说：“何局正在开现场会，你没来，他正好可以借题发挥了，刚才还在向市里面的领导暗示你没有组织纪律。”
我愤怒地说：“他犯得着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在上级领导面前，说自己部门的坏话，太不懂中国特色了吧，再说，这摊事也不是我主管的，他犯得着动不动就全民皆兵吗？我倒是纳闷，他手下的那个红人，交警队长，私下里不是照着一百多辆私家的士吗？还有他的那个把兄弟运政局长不是也克隆了五十辆假牌的士吗？另外的士出租牌的发牌机构不是一直在天价卖牌吗？怪不得的士司机会闹事出了事，这一闹事就让咱们A局的兄弟来帮他们擦屁股，有这道理吗？”
游克安慰道：“张局，发发牢骚就算了，往后烦你的事还多呢，最近局里有人在疯传你乱搞男女关系，你可得注意了。”
我骂了一句：造谣的人都是一帮无耻之徒！便挂了电话。骂完以后我自己又心虚了，在这样的体制下，掩饰自己过错是本能，而坦白自己的过错则是要天诛地灭的。看来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真得是出问题了！
佛与上帝的对话
对于局里面在这次罢工事件中，把几个挑头闹事的的士司机抓起来的做法，我不以为然。这是典型的治标不治本的做法。尽管大家都知道的士罢工的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利益被特权阶层垄断了，士司机在被进一步盘剥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团结起来进行罢工。这次罢工之后特权阶层作了一些让步，但却没有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矛盾总是喜欢在社会处于拐点的时候结伴成群地扑面而来。当我无心理会一些人对我的私生活“恶意中伤”的时候，却有人悄悄告诉我，始作俑者是小庄。我这才醒悟过来，当时我只是一片好心把小陶给我的电影票转给小庄，却忽略了他人的妒忌之心，而我这样的做法无疑是在告诉他：小陶很喜欢我，但是我却不在乎她，现在我把她抛给你。当然小庄还会自己的想法，他也许会想：你一定是把她玩腻了才抛给我，我才不稀罕呢！
我确实低估了人性的复杂，我只知道处处为别人着想，却不知道别人心里揣怀的是敌意和妒忌。对于这件事我选择了包容和健忘。这用中国官场的话语词典来解释就是“宰相肚里能撑船”，意思是说官越大越能包容。其实这句话误读了，因为中国自古以来的体制就是官越大，所犯的错误越容易被掩饰和美化，所以宰相的过错在经过一系列的掩饰和美化之后，自己也就豁然开朗了，但一个懂得时常反省、沉思并且公开承认自己过错的人才是一个肚里能撑船的人，才能被老百姓甚至历史真正地包容与爱戴，而不是过分依赖体制内的宣传工具、特权手段、以及老百姓一贯以来被恶意培养的奴性思想来为自己开脱。一个想被历史真正接受并赞美的官员，应该是在兼善天下的同时还要学会独善其身，因为体制维护你的面子的最终的目的还是为了维护朝廷的权威，为了保障官僚阶级的既得利益。
我当然可以对这些恶意中伤的谣言一笑了之而显得自己大度。除了体制会自动维护我的“清白”的同时，当然我也可以动用手中的权力，对造谣滋事的人进行打击报复，以正视听。但我却没有这样做，我不想做一个凡事斤斤计较的人。在这种体制下要做个好人很难，要做个好官就更难。
春节前例行的大阅警又在B市的主要干道上牛逼哄哄地拉开了。这是威权国家的典型特色，用武力震慑，达到治安的目的。这里面包涵的政治涵义也很复杂，明里是为了展示风采，维护人民的安全，暗里却有一种耀武扬威的味道，它在警告犯罪分子的同时，还给老百姓的潜意识里抹上了一层恐惧的色彩——那黑洞洞的枪口会不会在我不听话的时候指向我？我怎么样才叫不听话呢？政府没有解释，而且还很含蓄，老百姓只好自己解释——应该就是吃饱了不要瞎折腾、瞎溜达，瞎胡闹！这不等于坐牢吗？于是政府的一厢情愿到了老百姓那边就走味儿变样了！若是矛盾激化的时候，经人一煽动就暴乱了。一个人越怕死，就越死得快，其活着也毫无质量可言，一个政府越怕丧失政权，政权就越丧失得快，其治理也是一塌糊涂，国民也是水深火热。试想一下，一个人要是整天怕死，有点感冒发烧，就滥用抗生素，刚开始的时候效果还不错，但长期以往，抵抗力就衰弱了，加上整天忧虑重重，病情就会恶化，离死也就不远了。一个政府遇到一些抗议示威就滥用警力，这肯定会激化矛盾，矛盾到了不可调和的时候，政权就开始摇摇欲坠了！
我曾在局常委会上极力反对搞大阅警，但其他同僚都认为这是惯例，而且效果也很好，搞一次，社会秩序能好上很长一段时间。于是我只能做自己的思想工作——是不是咱们中国的老百姓一向都是胆小怕事的呢？吓一吓就老实了呢？但要真胆小怕事，为什么中国的朝代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改朝换代呢？于是我翻开了历史，我发现，威权政府自古以来在对待老百姓闹事的做法大多千篇一律的动用军警，这种模式在国家经济强盛时期还能够勉强维持，但是在国家经济衰退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火上浇油的效果。更吊诡之处还在于这种模式会把一个国家的经济拖向深渊。因为矛盾越激化，老百姓就越会闹事，威权国家就越会动用大量的军警进行镇压，而供养军警的财富来源于国家的税收，在国家动乱的时候，经济是急剧下滑的，必然造成税收减少，于是一边需要越来越多的军警对老百姓的闹事进行镇压，一边税收又急剧下降，于是在没有财富继续供养越来越多的军警的时候，军警便开始倒戈了，因为用钱收买的人心是最靠不住的。所以不能轻易地对自己的老百姓动军队！因为一旦动到军队动到枪，性质就变了，前仇旧恨也就一起来了！无大为而治方为上策！
我们在批评发达国家武装“侵略”他国的时候，我们是从外交的目的上来考量的，但却少有人意识到打仗也是需要成本的。人家打仗把成本精确到了人，其最终目的是为了以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利益，而中国的国内的维稳是从来不会考虑成本的，这也体现出前者是资本家控制政权的国家，后者是政权控制资本家的国家，两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形态体现在战争上的目的就是前者是为了钱打仗，后者是为了权打仗，前者不想打亏本仗，打不下去就不打了（不瞎折腾），后者就算亏本，借钱也得打仗，因为事关名誉和面子还有那令人梦魂萦绕的权力。当然借钱给后者打仗的国家也是有目的的，那就是为了控制该国并在该国获取更多的利益。
前者和后者意识形态上的对峙的原因之一在于——后者开国的理念是均贫富，把资本家整得很惨，前者当然惧怕，于是在不了解的情况下妖魔化后者，而后者在老百姓面前做惯了伪君子，为了面子奋起抗击。其实大家都有缺点，也都有优点，中国的优点在于儒家思想的道德体系下会对整个官僚阶层进行一个道德上的监督，在这种道德体系的模式下，体制内会出现一个空前的民主，但是这种民主也仅仅限于体制内，中国的宗教大多比较消极避世，这与西方宗教的积极入世是不同的，所以中国在这种道德体系和宗教思想下所体现出来的国家形态是与法西斯独裁有着本质区别的！前者中庸保守，后者侵略残忍！当然，如果说法西斯是人性里面恶的体现，那么谁也不敢说自己没有阴暗面，就像人体里天生就有癌细胞一样。中国人讲究阴阳相克相容方为和谐，而西方更需要用自己的先进理念对东方以善意的帮扶，而不是恶意的煽动。西方世界更应该把自己对国内人民的民主理念扩大到世界的范围。东西方之间的需要制衡才能营造出世界的和谐！
我总是在开会的时候走神，那也许是我在偷听的佛与上帝的对话。谁说天机不可泄露？对国家有利对人民有益的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