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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发师》对陈逸飞来说戾气太重。稍早前他和男主演姜文翻脸，甚至不惜解散剧组，重头再来。这也是上海人难得的血性。姜文的不合作在演艺界大大有名，没人治得了他，治不了只好委曲求全，他毕竟是才气纵横的头牌大明星。陈逸飞也治不了他，不过他不委屈自己，毅然决然把姜文请出剧组。陈逸飞是投资人之一，他很清楚这场游戏你玩还是我玩。我出了钱肯定就是我来玩，你只能陪我玩，你不愿意陪就请走，虽然你玩得比我好。
平时他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人。在餐厅遇见熟人，他会不声不响替人结账。他从不逞口舌之利，别人没有恶意的玩笑他会一笑置之。十几年前，冯小刚来上海和陈逸飞一群人喝酒聊天。冯小刚有点喝大了，开始寻陈逸飞开心。他结结巴巴地说：“陈先生，坐在你面前，我要感谢两个人，一个是我妈，把我生出来。另一个是我自己，我自己那么努力发奋，做出重大的成就，才有资格坐得离陈先生那么近。”陈逸飞笑吟吟地点着头，连声说“谢谢。谢谢”。
我也亲眼看见他把一个东北的彪形大汉训到脸色煞白，汗如浆出。
他心太细，分心的事太多，累死于盛年。陈逸飞以后，一时还真想不起来那么有腔调的上海人。
看张
一百五十年前，济南府朝阳街张院大门上的对联是：诗书继世，忠厚传家。一个半世纪过去了，五代以后的山东张家子孙尚有传家忠厚，已无继世诗书，他们连父辈留下的文字都看不下来。冠英公的五世孙张肇只好打电话给远在台湾的堂哥，说他过世的父亲“写了一大箱子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玩意儿”！“你没丢吧？”堂哥问。“你没说，俺不丢。等你来扛了去罢——俺总然是看不懂。”
他的堂哥就是台湾作家张大春。多亏六十年前他的父亲南渡台湾，没有让“为善读书”的家风四世而斩。以一个大陆读书人的眼光看，张大春的幸运是他从小就能坐在父亲的膝头上，听完了全本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西厢记》、《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精忠岳传》……；是他童蒙年代，就能从春联上认得“诗书继世，忠厚传家”，认得“依仁成里，以德为邻”……张老先生取字为材，因材施教，每一个字配上一个优美的故事；是他一上学就开始读帖练字……这一切让他多年以后在《聆听父亲》中回忆道：文字是一种生命的承诺。它在我们这个家族里占有无比尊贵的地位。
真正的文化传承是依靠家族血脉和人伦温情建立的。我和张大春是同代人，但我从来没有绕膝听古的童年经历，在大陆的同时代人也没有从父母口中听过全本的说部，甚至连半本《聊斋》都没听过。我们初为人父的时候，也没有时间、没有心情、没有耐性用自己的语言给我们的子女讲一年《西游记》和《三侠五义》。我们有时间宁愿带着孩子去吃麦当劳，或者自己躲在黑屋子里看大岛渚的《感官世界》。
而张大春至今仍然坚守着家族的承诺。他每天要写几首旧体诗，诗中尽是僻字僻典。他写诗不是为了出诗集，只是想多认几个字，多用几个字，放在博客（台湾叫部落格）里与同好一起把玩。他还教自己的一双儿女认字，从乌龟壳青铜器上的象形文字画起，一个字一个字地教。
有时候出席一些公众聚会，常常被人谬称——自己也默认——是文化人。我哪里是文化人。张大春才是文化人。文化是什么？张大春的五伯父曾经指着录音机上的FF（fast forward，快进）说了另一个英文词组：fragile fragments（易碎之物）。发挥一下，这是个很好的比喻：文化就是因为FF（快进）成为FF（易碎之物）。经过这么多年剧烈的颠簸震荡，我们这里那些优良的脆弱的文化早就是满地碎片。我们这些所谓的文化人，捡拾起一两块碎片嵌在戒指上充当钻石，在各种时尚派对上炫耀，这和真正的文化有什么关系？
今年，张大春的大部分小说和散文要在大陆出版。你可以看到未曾碎裂、成器的青花瓷的光泽和形状。
名人一家亲
看一个城市的社会生活质量，可以先看它的城中名人。上海虽然是虚华之都，但它生产的名人多少都有点实实在在的底子——我说的是老上海。比实力更要紧的，名人须有贵气，这是老上海名流的特征，或者说推许名流的共同标准。贵气不一定是富贵之气，清贵之气一样受到尊崇。那时候，连北里名花都有高贵的仪范。在老上海混，不作兴有瘪三腔，用当下的话来说，不能太贱。
抬眼看当下，有时候真能感觉新旧上海两重天。新上海那些被媒体包装出来的红人，且不说人人身无长技——这已经够奇怪了，与旧时代最大的不同是新人们全无贵气，据说他们走红的必杀技就是当众哭诉自己过着蟑螂臭虫般的卑贱生活。
上海是座庞大的城市，但要成为伟大的城市就应该恢复旧日名流的尊贵传统。名人要有点背景，有点神秘，有点智慧，能说一些不一样的名言。
当前比较符合我想象的名人，洪晃排位第一。
她一家三代都是专业名人。洪晃的外祖父章士钊，不仅是大上海的名人，也是大中华的名人。他是少年才子中年部长老年学者，不过这些身份一般人记不住，人们记得的章士钊就是位大名士。她的母亲章含之年前去世，曾经是外交部的翻译，做过司局一级的领导，还是若干社会团体荣誉成员，不过老百姓对章含之的具体职务兴趣缺缺，他们感兴趣的是名人章含之。
章含之具有登场就成焦点的名人天分。我最近买到一批上世纪70年代的香港旧杂志，其中一篇报道详细记录尼克松访华过程，有几段写到章含之，非常有意思：“另一位亭亭玉立，至少比唐闻生高七八英寸而不戴眼镜的翻译女同志，经常追随尼克松夫人的又是谁呢？北京饭店厨房中，尼克松夫人试菜时，也是她作的翻译。尼克松离华前夕，于上海宴会中演讲时的翻译，已不是唐闻生而是这位‘高妹’了。……至今犹不知那位亭亭玉立的女同志尊姓大名。细看周恩来自沪北返的随员名单，最后三人是‘唐闻生、章含之、沈若芸’，看来此女同志不是章含之，便是沈若芸，姑且认她是‘章或沈同志’吧。”这就是激发俗人好奇心的名人的神秘感。多年以后，洪晃在电影《无穷动》里拉章含之演一位女佣，章含之在电影中只走了几步路，这几步路一看就是贵人步态，那样走路的，不会是女佣人，而是用惯女佣之人。
洪晃现在是媒体公司的老板，主业卖杂志。有趣的是，洪晃的名声比她的杂志更响亮。记者采访她，不问她的杂志，只问她的博客作文，只问她的名人生活。她那本言辞犀利名句多多的博客书，在博客出版物中卖到最好。
中国难得有不是水货的名人，不是水货的名人之家尤其难得。北京、上海要重建经得起国际质量认证的社交生活，需要一大批洪晃型名人。
所谓文化
狐媚偏能惑主
进入互联网，我最喜欢上小S，也喜欢上大S——不是台湾娱乐圈那对变老徐娘，而是美国最好的两个知识人网站：Slate（石板）和Salon（沙龙）。Salon成立稍早，所以是大S；Slate面世较晚，所以是小S。它们都是上世纪互联网热潮时期的作品，十几年惨淡经营，商业方面都不算成功，但内容真好。
大小S各有一批了不起的专栏写手，时政、经济、商业、时尚、图书、电影、体育、男女关系、男男关系、女女关系……无所不谈，谈必有中。Salon的写手不错，不过有时候难免纽约左派文人的穷酸刻薄，我更欣赏Slate专栏作家学理通达深入浅出的作风。Slate有两位专聊经济学的写手，在石板里确立了江湖地位，再由石板而天下，成为畅销书作家。一位是写《性越多越安全》的Langsburg，另一位是写《卧底经济学》的Harford，这两位的文章我常常追着看。
Harford去年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漂亮经济学，在石板里引来不少反响。
美国经济学家Daniel Hamermesh几年前首开漂亮的经济学研究，发现各行各业，在同等的条件下，丑男丑女的收入较少，美男美女的收入较多。Hamermesh提出“漂亮贴水”（beautypremium）的解释，认为漂亮是一种资质，能够得到额外的奖励（premium）。从此Hamermesh的见解不胫而走，风行一时，漂亮贴水几乎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
丑陋如我，理所当然地成为这种现状的牺牲品。但一想到Hamermesh的说法，我只能忍耐。我和孙甘露老师一起去快餐店吃饭，花同样的钱买同样的汉堡，麦当劳小姐给我一个白眼，给孙老师一个媚眼，我忍了，我知道那个白眼是“丑陋罚款”（ugliness penalty），那个媚眼是漂亮贴水；我和柳叶公子一样在文字界辛苦工作，我一套单元的房贷还没有还清，柳公子已经把他第二套公寓漆成了桃红色，我忍了，我知道那套风骚的桃红公寓是漂亮贴水……直到我读了Harford的文章，我才知道，原来我不必那么忍。
哈先生说，雇主付高薪给帅哥美女，选民拥戴英俊的政客，是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把漂亮和其他优良品质混为一谈，如能干、聪明、诚实、廉洁等。除了长得好看，漂亮人物从小到大成长环境比较优越，一直是别人的关注焦点，会特别自信，他们的自信也会影响别人的判断。
哈先生介绍了Markus Mobius和Tanya Rosenblat的一项迷宫游戏的试验：参加试验的志愿者先要估计自己的能力，判断自己在给定时间内能破解多少个迷宫，然后动手破解。试验的结果是，漂亮的游戏玩家判断自己能力时远比一般玩家自信，但他们的实际成绩并不出色。漂亮人物通常会高估自己的能力，他们的漂亮和自信愚弄了雇主，为自己赢得更高的薪资，可是在实际工作中未必能解决更多的问题。狐媚虽能惑主，干活仍需丑汉。
其实在特别实在的场合、特别专门的领域，漂亮贴水的规律会完全失效。比如你生病求医或者想股票逃顶，愿花大钱求教医生和经纪人，你只会考虑他们的资望和经验，绝不会关心他们是不是和孙老师柳公子一样性感美丽。有时候他们越丑你越放心。
打破漂亮贴水的迷思，我灵感勃发。我发现，在高薪职员和西方的电视政客里漂亮人物当道，但东西方的老板都是丑陋的。比尔·盖茨一身浮肿，一百个美国男人里九十九个比他好看；那个制作《飞黄腾达》的大亨特朗普最爱出风头，长得却像个猪头；中国的老板……不说了，免得得罪人，反正你想破头都想不出一个有三分姿色的。
当老板不必巴结选民，无须雇主面试，好看难看全不在话下。我的结论是：只有期待别人认可的行当或阶层才需要漂亮贴水，不求证明自己、只求实现自己的人可以远离漂亮贴水定律的支配。我有点遗憾自己的英语太差，否则把这个创见贴到石板上，也算是对西方经济学的一点贡献。
但石板上一个美国网民的留言让我沮丧。他说，爱美、崇美、漂亮贴水确实是偏见，不过这种偏见是基本人性，是人类进化的选择。这种偏见才是人类生活的主流，背离这种偏见反而成了偏门。我读懂了他的意思：难看的女青年让生活逼成了女作家；难看的男青年让生活逼成了男老板。没错，施行漂亮贴水最积极的雇主，不就是这些难看的男老板吗？
不要相信
余秋雨曾经写过一些很漂亮的文章。二十年前，上海举办“上海人一日”征文比赛，余秋雨以《家住龙华》一文应征，肝肠寸断地怀念当年去世的两位朋友陈旭麓和王守稼。《家住龙华》后来获得征文比赛的首奖。
陈旭麓和王守稼是余秋雨“文革”中的同事，才学为一时之选。王守稼去世那年才46岁，余秋雨在文章中写道：
“他，今年46岁，也是一个少见的好人。早在复旦大学读书时，因家贫买不起车票，每星期从市西的家里出发，长途步行去学校，却又慷慨地一再把饭菜票支援更贫困的外地同学。我忘不了他坦诚、忧郁、想向一切人倾诉又不愿意倾诉的目光。人越来越瘦，学术论文越发越多。脸色越来越难看，文章越写越漂亮。论明清时期的经济、政治、外交乃至倭寇，精彩备至。他经常用宁波话讲着自己的写作计划：‘还有一篇，还有一篇……’像是急着要在历史上找到身受苦难的病根。陈旭麓教授就曾对我说王守稼是他最欣赏的中年历史学家之一。直到去世，王守稼依然是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他的遗嘱非常简单：恳求学生好友帮忙，让他年幼的儿子今后能读上大学。这也许是我们这一代最典型的遗嘱。”
最后一句让我动容，作者收敛文字风骚，绵长忧伤化作实在关怀，那几年，“极端繁忙，又极端贫困”的学者子女上大学并不容易，未曾想到文风轻浮的余秋雨对亡友能有一番平常人的体贴。
王守稼“年幼的儿子”后来能不能读上大学，一直未见报道。最近读了朱永嘉——“文革”年代余和王的老板，“文革”后入狱14年——的回忆文章，方知后事和余秋雨还有一些联系：
“王守稼临终前的遗嘱只是恳求同学好友帮忙，让他的儿子今后能够读大学。为了这个事肖木曾经求助于余秋雨，他那时是上海戏剧学院的院长，结果没有如愿，复读了一年，他考上了新闻系，还是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的金炳华相助，把他吸收入《解放日报》，以后调到宣传部工作。”
读《家住龙华》，感觉作者交友有古人的风义，但遇到真实的求助，戏剧学院的院长连举手之劳都不愿意，甚至不如寻常官吏的义气。早知如此，当初又何必大费笔墨。
中国最狠的商人，拿朋友牟利；中国最红的文人，借朋友养名。朋友——乃至亡友，只是文章的材料，托孤寄命，只是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