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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在一篇谈及西南联大的文章中，引述过金岳霖的得意门生王浩的一段回忆。王浩把那段时间称作“谁也不怕谁的日子”。因为“教师之间，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不论年纪和地位，可以说谁也不怕谁，当然因为每个人的品格和常识不同，相互间也会有不快……做人与做学问的风气是好的。例如在课堂上，有些学生直言不讳地指出老师的错误，教师却因此对这个学生更加欣赏……教师与学生相处，亲如朋友，有时师生一起学习材料……”
二
在这些老大的故事中，师生之间的奇妙而亲切的关系除了让人感动，更让人感慨。清华校长梅贻琦校长的名言“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暗藏的意思是，除了大师的学术影响了大学的研究水平，其个人魅力更给大学带来可能更加重要的无形气质，他们决定了一个学校的学风。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大学发展的历史之中，就会发现怀特海所谓的“联合青年人与老年人对学问进行富有想象的研究”有着多么持久辉煌的传统。
最初的大学出现在中世纪的欧洲时，它是仿照手工艺人协会“基尔特”（gilds）的方式组成的老师与学生的团体，它的目的是相互帮助与保护。而世界第一所大学波隆那大学的诞生除了与波隆那在欧洲的卓越地位有关，还与一位叫欧内乌斯的伟大法学教师的出现有关。欧内乌斯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法学家，同时他更是一个能够吸引年轻人的魅力四射的才华横溢者，他的讲课对学生产生了一种持久的吸引力，也因此波隆那大学是以法学而著称。
如果把时间再上推1000年，我们会发现这种精神源于苏格拉底。这个喜欢在希腊城到处闲逛的穿长袍的老年人，是希腊那些好学的青年的精神导师。在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我们看到这个学识渊博同时又保持着孩子般透明心灵的老人，是如何被青年爱戴。结果，他被宣判死刑的原因包括“毒害青少年”。
当柏林的现代大学建立后，科学研究被提到了至少与教学同等重要的位置。但这并不意味着，科研的位置高于教学。尽管，洪堡对于教师科研能力的要求甚至高于教学，但是这不意味着大学教师就应该丧失掉那种对学生的影响力。在柏林大学，尽管有些出色的科研教授不善于讲课，但是他们本身对于科学的探索精神对学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热忱与感召力是不一定通过漂亮的言语表达的，它可以通过别的方式。柏林大学的史学巨擘兰克正是这样的教授之一，他的学生、后来的史学家基则布勒喜在老师去世后写道：“他把我们这些最亲近的弟子召到自己家中，聚集在他的身旁，所以我们有机会就近观察这位不断创新的思想家的工作房。他广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教养、迅速抓住要点的本领和批判的天才，引起我们对他的敬佩。当他成功地揭穿一个虚假的传说时，或者以按照实际情况恢复事物的本来面目时，他常常会欣然大笑。正当他的名声开始传播于各个较大的学术团体时，我和他结成了亲密的相识，并觉得自己紧紧被他吸引。当时他正处在精力充沛的壮年时期，他的一举一动充满着活力与热忱。”
三
怀特海认为，大学是教育机构，也是研究机构，但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作用。如果仅仅是为了这两种作用，大学在15世纪谷腾堡发明印刷术后，就可以关门了——新技术提供了学习的手段。因此，“富有想象力地传授知识”成为大学延续的关键因素。而事实上，使知识广泛传播的印刷术出现后，大学反而获得更大程度的发展。
那么今天呢，研究越来越成为大学的中心任务，大学教育越来越像一个批发知识的场所，越来越缺乏趣味性与想象力。德国人布贝尔在看到战后世界的大学迅速向工厂化倾斜时，呼吁“教师不仅是传道授业解惑”，这样导致学生成为学习的奴隶，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才是教育的真谛。他在《关于教育的谈话》中认为，师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自由接触，才是最优良的方式。他甚至重新定义教育为“通过某一人格选择世界，并在他身上产生作用的过程”。显然，教师成了选择世界的领路人。同为存在主义流派的雅斯贝尔斯也热烈地呼应着这种对话式的教育方式，“只有这种教育才能唤醒学生的内在潜力……而大学生总是潜心地寻找这种理想并时刻准备接受它，但是当他们从教师那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启示，他们便会感到理想的缥缈和希望的破灭以致无所适从”。在这些深刻地忧虑着人被社会与技术异化的哲学家那里，热情、思想自由的教师成了拯救年幼心灵，并把他带入健康状态的最佳人选。
对于知识经济的欢呼，正如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大学成为社会经济的轴心，大学的｛〃文〃｝研究机｛〃人〃｝挘П簧希ㄊ椤ǎ骄裕ㄎ荨ǎ持蔚匚唬蛭枰欢咸峁┥缁嵝枨蟮男录际醴⒚鳌Ｓ谑牵谡飧鍪兰湍颐欠⑾植还艽佣交故堑轿鞣剑约际跹芯考さ睦砉た拼笱е鸾ヌ娲匀宋募壑荡菸鞯淖酆闲源笱АＫ固垢！IT、英国皇家工艺学院在英美的跃升、牛津大学的衰落正是其结果。而世界大学的发展趋势似乎也正在越来越严重地忽略“教育”本身的意义，我们的大学过多地为经济而服务，而忽视了教育的主题。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中认为，传授知识而不是发展知识，是大学的核心任务。他甚至夸张地说：“大学如果是为了研究而存在，我真不明白，要这些学生干什么？”尽管纽曼的理念似乎已被现实冲击得有点可笑，但是，他对于教育本身的要求无疑是正确的，他也同样推崇于牛津、剑桥的学院制度，年迈睿智的教授与青年学子共聚一堂的切磋学识。20世纪中上叶的哈佛校长罗威尔也是这种“想象力的教育”观念的支持者，如同埃利奥特的选课制一样，他从英国引进的“院屋制”也是哈佛历史上最具创造性的举措。当时的哈佛在河畔建立了七个乔治亚式的院屋，每个院屋规定分给350至400个二至四年级的学生居住。院屋中虽然没有正式的教学，但却是一个不拘形式老幼谈天说地的好地方。在每个院屋内的建筑都极其精致雅观，罗威尔认为，这种方式可以构造一种无形的心智上与文化上的交流。
显然，“想象力”正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大学里面遗失，大学面临着这样的危险——要么被“研究制度”所摧毁，要么就是被网络革命所摧毁。当然，在那些传统依旧强烈的大学，尤其是著名的大学内，正在进行着一场保持这种“想象力”的斗争，乐观派与悲观派都在为自己呐喊。
“30年后，现在的大学校园将沦为一片废墟……”美国资深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在1997年的《福布斯》杂志上耸人听闻地写道。这位知识社会的最先倡导者之一，把大学视为未来网络空间中的一个庞大、笨重而且不合时宜的中世纪产物，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角色。而未来，通信科技将扮演大学曾经的角色。
他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中认为，人类社会在这一千年内经过了三次革命性的变化。第一次发生在13世纪，当时欧洲的城市开始兴起，哥特式建筑成为城市的标志，教会成为文化的载体，亚里士多德成为智慧的源泉。也在此时，城市大学开始产生，意大利的波多大学和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为其中的先驱。此时的大学主要教授神学，为教会服务。
第二次变革产生于18世纪前后。1776年，瓦特改进了一种新型蒸汽机，贵族亚当·斯密则发表了《国富论》，这两种最伟大的东西奠定了现代西方世界的领先地位，也重塑了欧洲文明。而远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人则开始在潘恩的《常识》的鼓舞下，试图摆脱欧洲的统治。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共产主义全部产生于之后这40年。而1897年，德国人威廉·冯·洪堡创办了现代大学的模式——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推崇的研究精神，极大促进了科技在19世纪的充分发展，确保了西方的领先地位。
而今天，我们又处在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这个时代的特点是，社会的核心是知识。在短短的50年内，晶体管、集成电路、通信设施努力把世界带人了一个崭新的文明特质中，全球化、环保主义、互联网、IMF……
彼得·德鲁克对于大学沦为“残垣断壁”的背后依据是，大学只是一个传授知识与技能的地方，在未来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工人”是可以通过通信科技而获得的。这种网络教育的支持者往往来自政府部门，因为这种教育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数量的人力资源。而反对者则是那些坚信大学肩负着更重要任务的人文学者与教育界人士。
在1998年，犹他州州长米歇尔·O．莱维特创办了一所虚拟大学——西部州立大学。但是，当他参加该州立大学新任校长J．伯纳德·梅琴的就职典礼时就明显地受到了嘲讽。这位新校长严厉地警告州政府，没有哪门在线课程能够提供他的大学所能提供的那种教育，而且投资远距离教育技术会降低传统意义上学校对支出的需求。
这位校长说：“技术的应用可以转化成传授某些教育的重要部分，但是它只能是一种适合于掌握工作技能的教育。虚拟大学的固有属性限制了大学教育在更广泛、更多方面的互动，课堂上的自发争论、讨论和观点交流，对思想的发展极为重要，对于诗歌必须让教授和学生一起来听、来翻译和讨论。”
这位前任密歇根大学的教务长对技术显然没有太多好感，“认为技术的使用会消除对教育进行连续性的、重要的改革，这是不真实的……我们不要屈从于诱惑，而迫使大学教育降低到其最低水平，我所描述的教育类型不是最廉价的，却是最好的”。
新技术的信仰者，也同样不屑于这些所谓“守旧派”的声音，他们认为在每一项新技术出现时，其传统的既得利益者就要发出怀疑与抗议。就像犹他州的州长发言人所说：“这已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这种来自高等教育机构的恐惧、怀疑的反应。”可是，这位自作聪明的发言人却忽视了这些愈演愈烈的抗议之中蕴藏的是，科技手段对于教育的负面作用的疑虑。1998年6月，华盛顿大学约850名教员写信给州长加里·洛克，抗议教育投资越来越倾斜于计算机教学。他们称之为“可怕的”、“灾难性的”，会使计算机这种工具性的东西取代教师的人格化教育。当然，华盛顿州长认为，教师的这种反应过于激烈。
请允许我引用牛津大学校长C．鲁卡斯在世界大学校长论坛的发言作为结尾：“现代通信技术，使得大学失去了对知识的垄断，那么下一步大学将面临另一威胁，也就是大学生将失去确保学生获取有用知识的指导能力。而我认为这一能力是确保一个社会稳定健康的基本功能。”
通才教育——心灵拒绝切分
在短短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艾伦·布鲁姆（芝加哥大学教授）
一
我无法忘记，我第一次进入大学时的奇特，北大南门那两排黑压压的树给我铺面而来的压抑感。那是一个有着小雨的天气，在通往南门的那条主干道上，我看到一片红旗招展，上面写着各个系的名字。我看到一群和我一样茫然多于兴奋的孩子，他们来自全国各个角落，正在有点慌乱地寻找属于自己的队伍。
我置身在喧闹的人群中，有一种莫名的恍惚感，这种恍惚感甚至在整整一周之后还没有消除，它让我睡在六个人一间的拥挤宿舍里有点不适应，它让我看到未名湖时充满了失望——这么小……然后，我就被人流带到了教室，令人厌恶的课程不由分说地拥挤到我面前。整整一两个月，我被一种无法说清的沮丧感包围着，看着我周围的同学每天定时去上自习，钻研四级的考试，显然他们已经把中学生活带到了这里，我们的课程表里除了数学就是物理。我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是否现在的生活就已经是我向往已久的大学了。这里似乎并没有孕育着某种伟大的情感，也没给我带来特别的兴奋。
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怀特海的那句著名的话：“在中学里，他伏案学习；在大学里，他应该站起来，四面瞭望。”我仿佛从沉睡中惊醒，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内在力量在胸中涌动。我意识到，我必须突破中学阶段给我带来的狭窄视野，我应该从更多的层面与角度来理解这个世界，大学绝不是一个“后中学时代”，它意味着对于世界的更广阔的理解，对于传统与未来的深入，对于人类一种普遍情感的追求。
正如芝加哥大学教授艾伦·布鲁姆所说：“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只要他想获得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如此。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当时流行的或限于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它们是使文明开花的唯一途径。”
二